二
宋诗发展的各家之见

关于宋诗的发展，时贤前哲多有论述，今全面搜其要者，以见各家对宋诗发展的不同看法。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有云：

国初之诗，尚沿袭前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

严羽的论述把北宋诗歌的变化分为两期，认为前期学唐步唐而不出其藩篱，至苏轼及黄庭坚方和唐人诗风有明显的分别。对于宋调的形成，他认为黄庭坚居功最大。

张元幹（1091—1170）《芦川归来集》卷九<亦乐居士集序>则谓：

国初儒宗杨、刘数公，沿袭五代衰陋，号西昆体，未能超诣。庐陵欧阳文忠公初得退之诗文于东汉敝箧故书中，爱其言辨意深。已而官于洛，乃与尹师鲁讲习，文风丕变，寝近古矣。未几文安先生苏明允起于西蜀，父子兄弟俱文忠公门下士。东坡之门又得山谷檃括诗律，于是少陵诗句大振。如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陈无己之流，相望辈出，世不乏才，岂无渊源而然耶。

张元幹此三期说较严羽所言精细，注意到欧阳修在宋代诗歌史上的关键角色，所言“文风丕变”，虽还未至于树立宋调，但扭转之势已现。而东坡以其天纵之才，又得苏门学士相为羽翼，颇有起一代诗风之功。

方回（1227—1307）《桐江续集》卷三二<送罗寿可诗序>所述最详：

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昆体则有杨、刘《西昆集》传世，二宋、张乖崖、钱僖公、丁崖州皆是；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鲁三江、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徒，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极势盛。欧阳公出焉，一变为李太白、韩昌黎之诗，苏子美二难相为颉颃；梅圣俞则唐体之出类者也，晚唐于是退舍。苏长公踵欧阳公而起；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古五言或三谢。独黄双井专尚少陵，秦、晁莫窥其藩。张文潜自然有唐风，别成一宗，惟吕居仁克肖。陈后山弃所学，学双井，黄致广大，陈极精微，天下诗人北面矣。立为江西派之说者，铨取或不尽然，胡致堂诋之。

方回的分期与张元幹接近，对于北宋诗歌变化的过程把握准确：其一，指出宋初三体：白体、晚唐体、西昆体，符合实际；其二，指出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继出，于是唐风渐隐；至如王安石的“荆公体”、苏轼的“坡公体”、黄庭坚“山谷体”，开宗立派，宋调始成。方回在此虽然没有提出“诗人群体”的理念，但从他的描述角度分析，隐然具有这种意识。

戴表元（1244—1310）《剡源文集》卷九<洪潜甫诗序>则云：

始时，汴梁诸公言诗绝无唐风。其博赡者谓之义山，豁达者谓之乐天而已矣。宣城梅圣俞出，一变而为冲淡，冲淡之至者可唐，而天下之诗于是非圣俞不为。然及其久也，人知为圣俞而不知为唐。豫章黄鲁直出，又一变而为雄厚，雄厚之至者尤可唐，而天下之诗于是非鲁直不发。然及其久也，人又知为鲁直而不知为唐，非圣俞、鲁直之不使人为唐也，安于圣俞、鲁直而不自暇为唐也。

这里以梅尧臣和黄庭坚为主线论述，指出一变而为“冲淡”，一变而为“雄厚”，从美学角度指出宋诗的变化，有可取之处。但失之较为粗线条，忽略了几位重要诗人的承续角色，亦未能指出其递变的背后原因。

可以说，诗人群体的意识在北宋之世是颇突出的，南宋袁桷（1266—1327）《清容居士集》卷四八<书汤西楼诗后>中所论，就是循着“宗派”意识论述的：

自西昆体盛，襞积组错，梅、欧诸公发为自然之声，穷极幽隐，而诗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语腴意赡者，为临川之宗；气盛而力夸，穷抉变化，浩浩焉沧海之夹碣石也，为眉山之宗；神清骨爽，声振金石，有穿云裂竹之势，为江西之宗。二宗为盛，惟临川莫有继者，于是唐声绝矣。至乾淳间，诸老以道德性命为宗，其发为声诗，不过若释氏辈，条达明朗，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绝。永嘉叶正则始取徐、翁、赵氏为四灵，而唐声渐复。至于末造，号为诗人者，极凄切于风云花月之摹写，力孱气消，规规晚唐之音调，而三宗泯然无余矣。

这里指出欧、梅、欧诸公之后，北宋诗坛出现了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为代表的诗人群。北宋中期后，诗坛上所谓“宗派”意识，其所宗之人是和诗人的政治身份紧密联系的。袁桷这里所指出的数人，都是在政治上地位相对显赫的。虽然北宋之世未必有所谓真正的宗主，但这个意识应该是隐然存在的。愈到北宋后期，更形清晰。

清人宋荦（1634—1713）《漫堂说诗》所论，亦具有“诗派”思维，所论颇详：

唐以后诗派，历宋元明至今，略可指数：宋初晏殊、钱惟演、杨亿号西昆体。仁宗时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谓之欧、梅，亦称苏、梅，诸君多学杜、韩。王安石稍后，亦学杜、韩。神宗时，苏轼、黄庭坚谓之苏、黄；又黄与晁补之、张耒、陈师道、秦观、李廌称苏门六君子；庭坚别开江西诗派，为江西初祖。南渡后，陆游学杜、苏，号为大宗。又有范成大、尤袤、陈与义、刘克庄诸人，大概杜、苏之支分派别也。其后有江湖、四灵徐照、翁卷等，专攻晚唐五言，益卑不足道。

程千帆等所著的《两宋文学史》 ，据其章目所示，从大方向将北宋文学（诗）分为前、中、后三期；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的《宋诗概论》 也采三期说的分法，所分较为中肯，对于政治史和诗歌关系有所关注。虽然政治史的发展并不等于诗歌史的发展，但就北宋而言，政治影响诗歌发展是颇值得我们注意的。

至于王兆鹏（1959—）则采四分法：“一是宋初诗人对唐诗的模仿；二是欧阳修和苏舜钦、梅尧臣的变革；三是王安石和苏轼等人的开拓；四是江西诗派的兴起。” 其中“模仿”、“变革”、“开拓”、“兴起”云云，线性思维更为明确。

约言之，时贤前哲对宋诗发展的不同看法，多少已理出“点”和“线”，其中把政治发展纳入考虑的划分尤值得参详。 5q4EOYRc/ICdcfaWdqSPHTQC7fspBCXWweMKT5yjbpqsfz7Jlt7BLhDOKlrwyj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