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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以文立国，右文国策保障了科举的实施，以诗文才华选拔人才本来不仅以政治目的为尚，同时亦在于提倡文教，匡正时风，但北宋中期的王安石变法，罢诗赋而以经义取士，却偏向从政治着眼，以培养吏才为出发点。为维护变法思想的一致性，树立划一思维，排挤旧党诗人群“以诗乱政”，又以《三经新义》作为划一标准选拔人才。科举内容的改革通过政治力量强行于世，虽然其初衷不无积极的政治意义，但对诗歌领域的影响却弊大于利，直接加剧为文者唯务解释，而不知声律体要之学，诗歌创意之才锐减。学习的重心从诗赋转向经义，诗人的写作心态被扭转，打击了诗歌创作氛围，而直接影响到政治题材诗歌的创作量。北宋后期，传习诗歌者虽未至于禁而绝迹，但已谈不上在政治上发挥规讽的诗教精神，为诗歌的改良政治功能带来消极的影响。自熙宁四年（1071）诏罢诗赋到最终演化成全面诗禁，关于诗赋经义的优劣与存废之争一直没有停息，成为了新旧党人争论的核心问题，结果反而激化了北宋党争的程度。凡此，渊源乃在于罢诗赋之举的政治化和功利化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