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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的考核方向关乎一代人才类型的选拔，用经义取士而罢诗赋，对北宋熙宁后的诗歌影响极深，下面从三个层面考察。
科举内容的改革通过政治势力强行于世，重心从诗赋转向经义，诗人的创作心态转变，直接加剧为文者唯务解释，而不知声律体要之学。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等于熙宁八年（1075）前科考及第，没有受到影响。但之后的士子，就直接受到较大冲击了。《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四八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二日载：“近岁以来，承学之士闻见浅陋，辞格卑弱，其患在于治经者专守一家，而略去诸儒传记之说；为文者唯务解释，而不知声律体要之学。深虑人材不继，而适用之文从此遂熄。”
改革之后，诗赋不再成为登入仕途的敲门砖，学子以经义为尚，其极端情况，“缙绅之徒、庠序之间尚以诗赋私相传习或辄投进”者，动辄“御史台弹劾”
，发展到“以诗为讳”的局面：“自崇宁以来，时相（蔡京）不许士大夫读史作诗，何清源至于修入令式，本意但欲崇尚经学，痛沮诗赋耳，于是庠序之间，以诗为讳。”
士人的创意之才出现普遍性下挫的现象：“近览太学生私试程文，词繁理寡，体格卑弱，言虽多而意不逮。”
所指虽乃时文，然跟诗赋之废不无关系。汪藻（1079—1154）<鲍吏部集序>亦云：“本朝自熙宁、元丰，士以谈经相高，而黜雕虫篆刻之习，庶几其复古矣。然学者用意太过，文章之气日衰。”
以至政和年间，出现“大臣有不能诗者，因进言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
故“诋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等，请为科禁”。
诗歌虽以雕琢为习气，然而其遣词造句，最为讲究言简意赅，巧运构思，而改革后应试者各治一经，既有《三经新义》的现成解释作为标准答案，旧的经典注疏，诗赋典故，俱可弃而不问，造成士子知识面狭窄。崇宁以后，经科举仕进而具博学、创意之才者飘零，正是偏废太过所致。
罢诗赋影响到诗歌人才的选拔，打击了诗歌创作氛围，直接影响到政治题材诗歌的创作量。熙宁以后至北宋末年的政治诗歌，只有苏门诗人群的苏轼、苏辙、张耒和江西诗人群的黄庭坚等人较为突出，但他们都是科考内容更改前致仕的诗人，熙宁八年（1075）后，像秦观（神宗元丰八年及第），仍能保持十分之一政治题材作品已极难寻觅。但考秦观于神宗元丰元年（1078）、元丰四年（1081）的两次应试皆名落孙山，即与《三经新义》的选人标准密切相关，当时的科场情况，从其<王定国注论语序>可见一斑：“自熙宁初王氏父子以经术得幸，下其说于太学，凡置博士，试诸生，皆以新书，从事不合者，黜罢之，而诸儒之论废矣。”
又元丰元年（1078）所写<与苏子由著作简>云：“但乡闾士子，类皆从事新书，每有所疑，无从考订。”
秦观在认清了“风俗莫荣于为儒，材能咸耻乎未仕”
的政治现实后，只好改变态度学习时文。熟稔《三经新义》者，如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朱服（1048—？），因谙《诗经新义》，而能顺利进士入第。
两相比较，可知科改对士子的影响之深。
《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录陈与义（1090—1138）《简斋集》写道：“崇、观间，尚王氏经学，风雅几废绝。”
叶适<谢景思集序>也说：“崇、观后文字散坏，相矜以浮，肆为险肤无据之辞，苟以荡心意、移耳目取贵一时，雅道尽矣。”
从作品量来看，随着秦观卒于元符三年（1100），苏轼卒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黄庭坚卒于崇宁四年（1105）后，只有张耒、苏辙和陈与义等人的政治诗寥寥可数。新党诗人群中（参<新党诗人群的政治诗>一章），虽然他们和政治的关系最为密切，除了王安石外，其他重要成员如沈括虽于仁宗嘉祐八年（1063）进士及第，舒亶于治平二年（1065）进士及第，吕惠卿（1032—1111）于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他们虽亦有政治诗的创作，但总体上，所作诗的数目和政治诗的绝对数都少，政治涵量比起其他诗人群体反而不突出，更遑论后来以经义投考者。笔者认为，这和新党诗人群体的诗学观关系密切。王安石的诗赋无用之论调，且通过政治上以科举贯彻其主张，给新党诗人群以实用为上，诗赋为末的导向。司马光谓：“介甫之座，日相与变法而讲利者，邪说、壬人为不少矣。彼颂德赞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
新党中人以吏事、巧辩为能，不事辞章，所在固多。这是科举改革的功利化和政治化本质偏向所造成的恶果。
王安石的科举改制，加上北宋后期朝廷诏禁诗赋，传习诗歌者虽未至于禁而绝迹，但为儒家诗教以诗论政的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南宋杨万里（1127—1206）<杉溪集后序>谓北宋末年诗人学诗情况：“惟我庐陵有泸溪之王（庭珪），杉溪之刘（才邵），两先生身作金城，以郛此道。自王公游太学，刘公继至，独犯大禁，挟六一、坡、谷之书以入，昼则庋藏，夜则翻阅。每伺同舍生息烛酣寝，必起坐吹灯纵观三书，迨暇或哦诗歌，或续古文。”
这种“昼则庋藏，夜则翻阅”的学习经历，可看出北宋后期随着政争加剧，连学诗的方式也要有所避忌。北宋后期，虽然仍有授诗作诗者关心诗歌的风雅内涵，但并不普遍。周必大（1126—1204）在<葛亚卿（次仲）庐陵诗序>叙说了诗坛的情况：“崇宁初元，诏凡置学州并选教授二员。明年，故大司成葛公次仲以道德文章首应新书，分教于庐陵。方新法之行，吏狥时好，凡答问稍与王氏殊者，辄以异端坐之。公独越去拘挛，寓意篇什。”
又于<朱新仲舍人文集序>云：“公世文儒，年二十二登政和进士第。是时人讳言诗，公独沉涵六义，思继作者。”
一个“独”字，说明在时人普遍“讳言诗”的北宋后期，虽仍间有喜作诗的特例，但已非普遍现象。江西诗人群的出现，或可认为正好填补了长期诗禁后的真空，乃强烈逆反心理的反映
，证明诗歌禁而未绝，但这毕竟是科考废诗赋后曲折的发展。在黄庭坚、陈师道卒后至宋室南渡前的二十多年间，诗歌的游戏功能和交际功能于诗作中可见，但时人对诗歌政治功能的重视则近乎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