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科考内容的重大转变

北宋中后期，科举考试的内容经历罢考诗赋的重大转变，对诗歌造成负面的影响，致使其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变化。

宋初科举制度，沿袭了唐制，本与唐代一样，朝廷对进士科最看重，进士重诗赋，诸科重帖经、墨义。进士以诗赋分等，诸科则以帖经、墨义定去留。庆历新政期间，范仲淹上“十事疏”，提出“精贡举”的改革方案，进士先考策论而后诗赋，但两者仍能并行不悖，不因策废诗。但是，其转捩点始于王安石对科考内容所进行的改革。

熙宁三年（1070），殿试虽已罢诗赋，但礼部试尚未改旧制，仍试诗赋。 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既预政，遂罢诗赋，专以经义取士。”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九亦引上官均（1038—1115）于元祐五年（1090）十月所奏：“熙宁四年罢诗赋，以经术、时务、义理、文词通定去留高下。” 于是，以熙宁四年（1071）为转折点，北宋科举出现与以前截然不同的考核方向。两年后，即熙宁六年（1073），礼部的新科考试正式落实执行。从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采纳王安石建议，进士科罢黜诗赋，改试经义，到哲宗元祐四年（1089）诏复试诗赋，期间废弃诗赋考试凡十九年。从哲宗绍圣元年（1094）诏罢诗赋专用经义，至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诏复试诗赋，期间废弃诗赋凡三十四年。

在科考内容改革推行后，王安石随即展开编撰新经义的工程，这项工作从熙宁六年（1073）正式启动，到熙宁八年（1075）修成颁布，前后不足三年。可以说，北宋的科考内容改革至此定音，元祐六年（1091），尽管有复设经义兼诗赋取士之举，但只是限于短期的礼部试，殿试终元祐之世并未恢复。《宋史·选举一》载：“（元祐）八年，中书请御试复用祖宗法，试诗赋、论、策三题。且言：‘士子多已改习诗赋，太学生员二千一百余人，而不兼诗赋者才八十二人。’于是诏：‘来年御试，习诗赋人复试三题，专经人且令试策。’自后概试三题。帝既亲政，群臣多言元祐所更学校、科举制度非是，帝念宣仁保佑之功，不许改。绍圣初，议者益多，乃诏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廷对仍试策。” 这则记载清楚说明了科举内容的存废系乎君主喜好和政治考虑，从神宗到哲宗皇帝俱无例外。迨至徽宗之时，蔡京（1047—1126）专权，全面实行文禁，诗歌更是首当其冲，情况极为恶劣。 tWr1yoyhgJQzpAWot0vGrfnaKwEAGdQrVY23I8yFnKNTwWGkqeDHk0MR6xcGu3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