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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君权的上升是建立在削弱相权、增加职官和利用各部互相牵制的基础上的
，对于任何政务，皇帝都拥有权力直接过问。因为君权天授的政治理念，实际上，君主的权力是没有法律条文可以制衡的。本质上，中国传统政制接近西方思想家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强调的从实际出发，而不盲从道德原则的思想。马基雅维里曾说：“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的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作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国家安稳，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背于人道，违反神道。”
认为判断一种政治行动的得当与否，乃根据这种行动所产生的实质效果，因此他强调君主拥有绝对权力，强调统治者在统治过程中的统治权术，而不应受到道德规范的束缚。这种以实效为原则的思想，可以说是专制主义的鼓吹者。中国历史发展到北宋时期，本质上君权仍是唯我独尊的。
金耀基指出：“古典中国，一方面因为缺少民治的观念，缺少政治的自觉，另一方面由于在儒吏阶级之外缺少强有力的团体以牵制政府。因此，在理论上，天下虽属人民，但事实上君主才是天下的主人。”
在传统社会，对于君主的限制，不在法律上，而只是在道义上。就算北宋政治多少体现三权分立的精神，最终三司二府等官员还是得向君主直接负责。所不同者，北宋诗人在具体行政过程中普遍参与较多。又由于宋太祖勒“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之训以诏子孙，北宋诸帝对士大夫较宽容，“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
，最极限乃贬谪荒远之地，于是，诗人敢于评议国政，得以在最大程度上参与国家的治理。但是，北宋政体也未真正体现孟德斯鸠（BarondeMontesquieu，1689—1755）所倡议的“三权（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的精神。孟德斯鸠终生为如何确立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而努力，目标是以三权分立来达到权力制衡的最终目的。他认为把权力单独委托给一个人或一小撮人是危险的，道德主义是很难保证权力不会受到滥用的。在《论法的精神》这部著作中，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相互制约。”
这在中国古代，即便是北宋较开明的时期而言，也是很难实现的。
科举取士作为偃武修文的一项重要措施，乃防止皇权过度集中的良方之一。可以说，没有“偃武修文”的国策，诗人主政、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局面也难以较好地落实到现实政治层面。北宋时期诗人参政的普遍性，使诗歌有更多机会系上政治，发挥诗歌补察时政的功用，向建构儒家理想的社会迈进。但是，随着科举内容罢考诗赋，北宋后期诗歌对政治的作用实际上很有限。
诗人从政的普遍程度，从确切时间点上，始于宋太宗（939—997，976—997在位）一朝，所谓“国朝科举取士，自太平兴国以来，恩典始重。”
太宗多好文事，曾谓：“朕性喜读书，颇得其趣，开卷有益，岂徒然也。”
宋真宗（968—1022，997—1022在位）亦谓：“朕听览之暇，以翰墨自娱，虽不足垂范，亦平生游心于此。”
尝作<崇儒术论>，又曾对臣下道：
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则经籍道息，汉盛则学校兴行。其后命历迭改，而风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风寖微。太祖、太宗丕变弊俗，崇尚斯文。朕获绍先业，谨遵圣训，礼乐交举，儒术化成。
推崇以儒术为本的政道，并采纳大臣的建议，以文人统兵。北宋初年，浮华诗风盛行，真宗出于复淳返正的考虑，明诏以矫正“侈靡”、“浮艳”之风。诏曰：
国家道莅天下，化成域中，敦百行于人伦，阐六经于教本，冀斯文之复古，期末俗之还淳。而近代以来，属辞多弊，侈靡滋甚，浮艳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竞雕刻之小巧。爰从物议，俾正源流。谘尔服儒之人，示乃为学之道。夫博闻强识，岂可读非圣之书；修辞立诚，安得乖作者之制？必思教化为主，典训是师，无尚空言，当遵体要。
这里以儒家诗教精神来要求时文，明言诗文要言之有物，符合载道思想，尚经国之功，而不作空洞虚无之言。
宋仁宗延续真宗朝的诗文政策，下诏曰：
朕试天下之士，以言观其趣同。而比来流风之弊，至于会萃小说，磔裂前言，竞为浮夸靡曼之文，无益治道，非所以望于诸生也。礼部其申饬学者，务明先圣之道，以称朕意焉。
诏书中指出浮夸靡曼之文，对国家政治没有大的帮助，指出为文应务“先圣之道”，换言之，即认为诗文应除去浮华，多务实言，发挥儒家积极有为的精神，以裨益国计民生为宗旨。
北宋君主在浮艳文风盛行的时代背景下，正式申饬，对诗歌的崇向雅正起到了一定的导向性。而科举制度乃右文国策最重要的一环，对士人的选拔，直接关系到诗文创作能否真正起到激浊扬清，恢复风雅的氛围。这也是科举制度备受统治者注意并进行多方面改革的原因之一，借广开入仕之道，以网罗天下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