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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样去理解作家的经典化过程，我们会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并不尽然是在“文学”范畴中完成的。人们今天所看到的现代作家形象，虽然明显受到不同时期的文学史著作观点的影响，它的最终完型，却是在当代社会和当代学术中进行的。根据这种特殊的文学史状况，今天的文学史研究就不能只在文学的层面讨论问题，也应该在当代文化的层面讨论问题，包括对一些与权威叙述相关的各种现象和历史线索的重新梳理。按照这一理解，走进“当代”的鲁迅研究应该吸纳进毛泽东的评价眼光及其重要观点。作为鲁迅经典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历史源头，这种眼光和观点对延续了六十余年的“鲁迅研究史”，构成了重大的支配性的影响和启示。
毛泽东是接受过五四新文化洗礼的政治人物，他创办的新民学会和《湘江评论》是那种带有鲜明五四色彩的社团和期刊。可他当时的兴趣主要在政治、哲学上，不在新文学方面，所以鲁迅当时没有进入他的阅读视野。不过，从毛青年时期的《讲堂录》（1914—1915）、《伦理学原理批语》（1917—1918）和《体育之研究》（1919）等著作来看，
他的“动”与“斗”的宇宙人生观，这时已渐露出端倪。这决定了，鲁迅之走进他的精神世界将是必然的，他早年先验色彩的哲学观、人生观，也会因他与现实环境关系的剧烈调整，从而形成看待这位作家的特定视角。
1931年，毛泽东的身边来了一批由苏联培训的高官，面对他们，毛的权威开始失效，并于1932年2月负气上了东华山。
东华山位于瑞金附近。此起彼伏的山丛中坐落着一个庙宇，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水杉松柏之中。毛和妻子贺子珍、一个警卫班在此落脚。庙堂又大又空，阴气逼人。毛的卧室狭小，泥地上是幽幽的青苔。门外，冬天的风卷起残存的树叶，不时还有冷雨飘来。年轻的贺子珍经常与他吵架，原因是由毛抱怨吃饭时她不给自己准备辣椒引起。他的心情在此期间坏到了极点。
毛泽东在心情郁闷的情况下接触了鲁迅。冯雪峰是鲁迅晚年最信任的学生之一，当时正好随临时中央在此逗留。他拿着鲁的书来找毛聊天。鲁迅的受压与毛的遭遇极其相似，由“动”与“斗”组建的鲁迅哲学与他的反抗哲学在此秘密约会，显然激起了他内心世界很深的共鸣。对鲁迅的斗争、写作、身体状况、交友问题以及生活习惯，毛泽东都非常关心，仔细再三地询问。毛泽东与鲁迅从不曾见面，也没有任何个人来往，但两人居然如此心有灵犀，倒也令人吃惊。毛对冯雪峰等给鲁迅出题目写文章感到讶异，但听冯雪峰说道“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时，眉头紧皱的他马上“哈哈大笑”起来。
这么单薄的旁证自然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它只是一个问题的起点，我希望由此逐层推进。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当然不会仅仅凭借个人喜好。到达延安后，他心中已经逐渐萌生国的意识，也许这时他开始从这个角度思考鲁迅的问题。一篇由大漠记录、后来刊于《七月》杂志第四集第二期，题为《毛泽东论鲁迅》的讲话中指出，鲁迅“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他把鲁迅的思想归纳为三点：“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恶的一切。他往往是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不丝毫妥协，他具备了坚定决心”，这几个条件综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紧接着，他又把“国统区语境”中的瞿秋白对鲁迅的评论挪移到“根据地语境”的鲁迅评论中。1939年5月1日，他在一篇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中进一步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认为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应该“负有大的责任”
。三年后，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借鲁迅敌视“八股文”的观点指出，“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
。在另一篇对解放区文学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文章中，他认为，“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同时，他提出了文艺如何与新的群众和时代结合的唯一样板，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接着，毛泽东1940年在他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观之毛所有公诸于世的著作，对一位中国现代作家，一口气连用了9个“最”的措辞，并冠之以“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个头衔，这种现象是非常少见和令人吃惊的。人们注意到，从上海的文化时空到延安的文化时空，鲁迅的文学史形象开始发生了某种历史性飘移。鲁迅的经典化，几乎在上海和延安同时展开。前者对《鲁迅全集》的整理和出版，后者对它的历史性评价，都可视为这种经典化的一种尝试，当然它们使用的是不同的叙述方式。
如果把这种评价看作政治人物对经典作家的“利用”，即使不是简单无知，至少也暴露出历史认识的轻浮。拉长半个多世纪的时空距离，在更加复杂的历史经验中加以体悟和分析，当会注意到以下一些因素：一是对鲁反抗哲学的认同实际来自毛本人内心世界的需要。人们看到，它已经在漫长斗争实践中被内化为毛对历史、社会和理想的深刻认识，这种精神上的相互扶持几乎贯穿了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二是鲁迅精神对根据地知识分子具有权威的“示范作用”，而革命如果离开知识分子的参与很可能将会前功尽弃，所以需要建构一个“标准”来凝聚这个群体的巨大力量。因为在根据地，没有一个人的知名度高过鲁迅。宣传了鲁迅，就等于把从国统区来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团结到了鲁迅的身边。更应该注意，颂扬鲁迅精神不只是根据地的话语，也是国统区流行的话语，也就是说是一种“公共话语”。作为中国抗日主战场的一个部分，根据地话语不可能与公共话语完全脱节；或者说正是它们的密切结合，根据地话语的合法性才能得到全社会的认可，从而为根据地的理想服务。三是鲁迅话语与战争文化的关系。鲁迅话语是五四文学的产物，但如果放在20世纪中国文化最根本之特征即革命、战争文化的大视野中来认识，五四文学中实际也包含着某种革命、战争文化的因子，而鲁迅话语的反抗与批判哲学，正是五四文学中这最极端部分的典型体现。毛是接受过五四影响的知识分子，不能因为他走上革命道路就认为他的精神生活与五四传统出现了断裂，恰恰相反，他的革命实践实际是五四传统（其中的激进部分）的进一步延伸，他的政治理念中的民粹因素可能只有在五四资源中才能找到根据。毛是在抗战这种典型的战争文化语境中评价鲁迅的。所以，他之评价鲁迅不光表现出他与五四、鲁迅精神关系的思想连贯性，他个人思想发展的连贯性，当然也会有某种政治的需要。正是这种需要改变了根据地评价五四和鲁迅的方向，同时在它们经典化过程中植入了现实的复杂性，文学史因此而急剧地增加了与思想史更多的关联点。正是这些关联点，大大增加了文学史研究的疑惑和难度。
在上述考虑中，我们才能从一定的范围内理解这一问题。在外敌当前、国民党重重围困的背景中，毛泽东欣赏的绝不只是鲁迅“动”与“斗”的性格气质，而是在对1930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即他最痛恨的国民党统治理念的激烈批判和否定上，鲁迅做了他想做而又不能做的事：在言论上颠覆蒋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所以，在鲁迅的评价上，他才会推出这个著名的命名公式：“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他在组织上虽然不是共产党的人，但思想、行动和著作却已经“马克思主义化”了。根据这一公式，他又极富创造性地把鲁迅这位革命文化圣人，与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对外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内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实践做了天衣无缝的“缝合”，不仅使后者拥有了鲁迅那样文化道统意义上的合法性，还巧妙地把他纳入到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道路上来。恰如陈晋在一本研究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的专著中指出的，毛泽东毕竟是政治家，是开创新历史的富有想象力的革命实践家，“从实践的需要出发来引申，或反过来用它们来推进实践的发展，是毛泽东沟通历史文化传统的目的所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根据自己终生追求的事业目标和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来谈论和评判历史文化中的某些具体现象的。在许多观点的背后，我们不难体会到一条主脉：从传统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
。这一思想习惯和运文方式，对后来数十年的鲁迅研究产生了极其显著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不仅具有“政治化”意味，而且这时已相当地“当代化”。确切地说，它反映了左翼文化试图整合中国现代文学中鲁迅这笔“精神遗产”的主观能动性；而所谓当代化，即指左翼文化是按照自己的价值目标重新“叙述”鲁迅的，而不是按照鲁迅的思想和文学原貌来评价他的。在鲁迅经典化的过程中，左翼文化表现出对鲁迅的双重态度和标准：一方面，是把鲁迅作为代表着道统的一面旗帜，因此会有“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的高度评价，有“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的道德教益；另一方面，是把鲁迅当做革命阵营的一个战士，作为“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猛士，这其中自然包含着“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但这种经典化认定的矛盾，也在威胁着将其文学史形象统一化的目的。在五六十年代的鲁迅研究中，这双重标准被认为是非常正确的结论。但到八九十年代，后一种标准就被认为是鲁迅精神的损害，他们要求允许鲁迅回到“思想革命”的轨道上去。也就是说，这种矛盾不仅在怀疑统一化的预设，实际也暴露出了“当代化”的非学术目的，它的历史的短暂性。
应该说，作为人文精神之象征的道统，与作为政治斗争武器之一的战士，是两种含义不同的所指，被同时放在文化人身上恰恰不是因为它们之间有必然性的联系。但这个问题却是理解左翼文化关于文化人政策的一把必不可少的钥匙。通过评价鲁迅，1942年的左翼文化亮出了它对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基本政策：把文化人作为同日本人和国民党斗争的道统旗帜高高举起来，但又强调把他们在精神和感情上“改造”成与工农兵一模一样的人，要文人文化去迁就和迎合工农兵的民间文化。这场宣传运动注定了前者与鲁迅本人关系的基本格局，我们发现当代的鲁迅经典化其实就面临着这种困局：他的战士角色是作为支持现代民族国家的道统象征而存在的，但鲁迅话语所批判的恰恰是作为这种道统之社会基础的民间习气、意识和文化。换句话说，鲁迅当年所反抗的对象已不存在，因此他的思想和文章之存在的前提也就成为一个被抽空的事实。鲁迅经典化的过程，也可能正是他的复杂性逐渐丧失的过程，这可以在毛泽东更欣赏他的反抗哲学，却对他彷徨、挣扎和自疑的成分视而不见的评价中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