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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允许我仍把我的研究对象放在1930年代。理由是，虽然对郭沫若的文学史命名始于创造社时期，他因大战文化名流胡适、鲁迅，写出名噪一时的《女神》而进入文学经典化的程序，但他更高的文坛与政治声望，却是在他流亡日本十年之后重返中国的1930年代奠定的。如果故意忽视1930年代，那么郭沫若成为比一般创造社作家更大的文学史经典，或说“鲁郭茅巴老曹”之一员，就是无从解释的。
在20世纪20至80年代这一漫长的历史中，郭沫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我们看看当年他与胡适等人闹得不可开交时，徐志摩专程跑到杭州见创造社诸将，想调和矛盾，以及徐后来对这件事的记述就可知道。在1920年代一代作家中，他是唯一集“从文”“从军”“从政”等丰富经验于一身的人。1926年，由于受到蒋介石的欣赏，他在北伐军中由宣传科长升任为政治部副主任。一年后因公开加入共产党遭通缉，秘密流亡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诗》《书》《易》和甲骨文研究。1937年7月27日，郭沫若应邀从日本横滨乘“皇后号”客轮回到陷入战火的故国。作为北伐战争中的风云人物，郭沫若的身份已由“创造社文人”变为“文化界领袖”。时势需要他把北伐时娴熟运用的“全民总动员”方式，拿到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当中，要他以一个“公众人物”的号召力参与民族救亡的社会实践，而这一角色，恐怕只能由郭沫若来担当。虽然当时文化界领袖蔡元培、胡适比郭声望更高、名气更大，但他们却难与政界、军界和战事建立如此直接和深入的联系。1930年代的国难情事，决定了郭沫若将会以这种方式登上历史舞台。所以，郭沫若“归来”的讯息，很快成为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等重镇各大报刊的“号外”。
人刚登岸，他那首步鲁迅原韵的七律已经在朋友中不胫而走，被上海滩的各家报刊竞相登载：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今天看来，鲁迅之死与郭沫若的归来仿佛是1930年代故事的开头和结尾，它极像一个隐喻，昭示着左翼文学阵营正在展开的历史性格。鲁迅之死是“文人之死”，他即使晚年加入左翼文学阵营，卷入文艺论争和文坛是非，但由他开始的左翼文学故事很大程度上仍然可以看作是一个“文学故事”；而郭沫若的归来则意味着这种“文学故事”的历史终结，他的为文、交友方式和历史心境都标示着与鲁迅的断裂，左翼文学从此带上了战争、政治的浓厚气味，与此同时也将留下与鲁迅时代不同的历史痕迹。
但是，史家不忘打断这些想象，把我们的思绪拉回郭沫若当年繁忙的迎来送往的活动中。不过，这不像是一般朋友的往来应酬，透过这各不相同的礼节，人们注意到有一种力量正在悄悄地把郭沫若从“文学界”推到“战争文化”里面。不管他是否愿意，都无法拒绝那只无形的手对他的选择，他只能以这种方式进入我们所讲述的1930年代：1937年春，党国要人张群、何应钦忽然想起郭沫若与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关系可以利用，于是敦促蒋介石取消对郭的“通缉令”。接着不久，由福建省主席陈公洽托郁达夫转告郭沫若，口气是以委婉恳切的方式来表达的：“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又及，“此信到日，想南京必已直接对兄有所表示，万望即日整装”。
当年7月27日下午，官家的礼遇果然不同。郭沫若的船刚停靠上海公和祥码头，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便受命前来接驾。郭沫若说他当时借机“逃脱”，到别处去会老友故知了。读者都不在现场，此种说法当然无法证实。但我们知道，后来郭沫若还是陷入当局“迎来送往”的车轮大战中：被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宴请；8月，赴昆山叩访陈诚、冯玉祥、薛岳和黄琪翔诸将领；9月下旬，在南京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希望我留在南京，希望我多多做些文章，要给我一个相当的职务”
；当日，受周至柔宴请；后见张群，并由他出面约见孙科、汪精卫、邵力子、陈铭枢等人；1938年元旦，正在广州紧张筹备《救亡日报》的郭沫若，又收到陈诚“力邀”他北上武汉的电报。遥想郭沫若十年前从上海化装仓促登船逃至日本的尴尬经历，此景彼景真是天壤之别。试与创造社同仁比较，郭的身份此时也非同一般，在中国，文人只要进入这种历史螺旋过程，他就无法再宣布自己是“普通的文人”……
在当局紧锣密鼓地拉拢郭沫若的同时，其他方面也在主动与他接洽并做相应安排。潘汉年在郭归国三天后得知消息。据夏衍回忆，“沫若回到上海大约十天后”，潘汉年“向我传达了恩来同志的口信，由于当时已经考虑到《新华日报》不可能很快出版，所以明确地决定，由上海‘文救’出一张报纸”——这就是后来郭沫若担任社长的《救亡日报》。而且，除潘经常叩访外，“我和阿英轮值，几乎每天都去看他一次，并把他的情况随时告诉汉年”
。《郭沫若传》和《郭沫若自传》等也为读者留下了郭由广州北上武汉后与共产党人频繁往来的翔实记录，现抄录如下：1938年1月9日晚，在武汉参加了叶挺、王明、叶剑英、博古、邓颖超等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举行的欢迎会；次日，被叶挺邀往太和街26号新四军筹备处下榻；29日，收到周恩来“请您们明天晚上来和我们一起过年”的信函。有趣的情形还在后面。郭因不满国民党在第三厅安插特务，去长沙不归。但领导方面很有耐心，他们派与郭关系日益紧密的于立群女士前去接迎，郭在《郭沫若自传》中追忆：“我禁不住心子急跳，同时我也看见立群的脸忽然涨得通红，把头埋下去了。”
领导方面甚至还想到：“我在这两天将各事运用好后，再请你来就职，免使你来此重蹈难境。”
当然，对十年前曾在国、共两党之间穿梭，且都有故朋旧友的郭沫若来说，有这故事一点也不奇怪。但是我们却知，作为“文坛领袖”是不能只在“文人圈子”这个小范围内活动的，他的交际面应该扩大到社会各界才行。
可惜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几乎不记载郭沫若的这些史迹。我当然也不以为这是“文学的故事”，但却相信它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故事”的建构，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能还是更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如果说五四文学是对郭沫若的第一次文学史命名的话，那么1930年代的战争文化则是对他的第二次文学史命名，这对于我们今天理解现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上面说过，在历史上鲁迅和郭沫若从未视对方为自己的文学“同志”，当然也不认为大家同属左翼文学阵营。在郭沫若及盟友批评鲁迅的言论中，他们把自己的时代理解成与鲁迅时代的“断裂”，所谓的“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即是这种“断裂论”的思想基础。但令人吃惊的是，历史通过对文学史的参与和建构，却不经意地填平了这种断裂的鸿沟，使郭沫若成为鲁迅精神的正宗继承者，这是人们都熟悉的著名的文学史经典结论。1938年夏，在郭沫若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职位上出走的同时，人们听到了另一个消息：“党内决定：以郭沫若同志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
这个通知传布范围很小，还具有机密性质，却释放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郭沫若对“鲁迅传统”的继承关系被正式命名；二是他的“文学身份”被纳入道统的轨道上来，这就对“现代文学”的郭沫若与“当代文学”的郭沫若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异性进行了更为合理的解释。就后一个问题而言，“厅长”可能只是一个官僚职务，任何人都可以干，有时还给人某种“不干净”的感觉；而文化界“领袖”则是社会公议的裁决者也即道统的化身，它很大程度上只能在社会公认的少数比较“干净”的知识精英中间产生。因此，“文化领袖”往往比“厅长”更容易获得人民大众的尊敬，在社会伦理和心灵的层面上得到普遍认同。三年后，在重庆举行的郭沫若50寿辰庆典上，有关人士就这样把鲁迅的文学叙事与郭沫若的政治文化叙事巧妙地衔接了起来，他在《我要说的话》中指出：“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人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这种论断不光对文坛怨恨做了转移、隐匿、稀释，更重要的是它证实了我前面说过的历史参与文学史建构的非凡能力，以及人们对战时中国社会道统的重新解释。正如有人敏锐指出的那样：“道统即是一个王朝、一个政治集团据以立足的基本理念：你凭什么统治？你要把人民、国家和社会带到一个什么地方、达成一种怎样的境界？任何一个想传诸久远的政治集团都必须重视道统，而任何有力量的道统都必须是民族最源远流长的文化与时代最先进文化的结合。道统往往同大文化人、大思想家连在一起，文化人往往成为一种道统的化身。所以共产党先是推举鲁迅，鲁迅之后周恩来又选中郭沫若。”
纯粹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它则意味着中国左翼文学从此有了前仆后继的内容，包含着“再次经典化”的意义。与此同时，也指出左翼文学所从事的文化使命，已经不再限于在上海街头撒传单抗议的概念范畴，它通过自觉转型开始直接介入到社会变革的实践当中。这样，文学的概念便被更换为政治文化的概念。从抗战爆发后发表的大多数文学作品看，五四文学的审美目标已经成为历史，它的终结中正包含着这种“再次经典化”的特殊意义。
对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来说，关于它历史命运的最重要的两幕就这样完成。鲁迅之死成为它历史合法性的真正起点，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对它的诠释、争执和定位都是以此为依据的；而郭沫若是左翼文学由思想文化领域转向政治文化实践的标志性人物，无论是历史选择还是个人秉性都决定了他要担当此任。当然今天看来，左翼文学的“发生史”线索固然繁多，有多种解释的可能，但由鲁迅到郭沫若的这条线索仍然无法规避，如果我们想要进一步了解“左翼文学”与“五四文学”的复杂纠缠和精神联系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