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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
新中国60年的历史就这样呼啸而过，谈笑间便是60年。但是，感慨不能替代历史叙述。当我们回望60年文学历史的时候，因其激变的速度和复杂的线索不仅深感千头万绪，而且也深怀矛盾和犹疑不决。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如果稍加驻足，对它的叙述就会格外漫长。因此，60年的文学历史发展，既有“风卷红旗过大关”的历史“合目的性”的一面，也有“万花纷谢一时稀”的曲折迂回。社会历史的发展与文学发展就是这样纠结缠绕在一起，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不确定性”的现代性过程。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崭新的文学历史。
当代文学不是突如其来的一个历史，它的发生有一个“历史化”的过程，这里不仅有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作为它必要的语境和规约条件，需在“历史化”的过程中完成必要的资源准备，同时，历史叙事也需在形式中诉诸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当代文学是不可能离开上述条件的。20世纪40年代前后，是中国社会生活最为动荡的时期，或者说从这个时代一直到1949年，中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抗日救国和解放全中国是这一时期不同时段的社会主题词。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同时也改变了中国新文学原有的发展进程。因此，无论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进步文学和革命文学都表达了它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深切关怀，对中国现实的深切忧患。中国当代文学与现实建立的密切联系，是有其深刻的历史传统和复杂的社会原因的。这一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的语境，作为文学发展的规约性条件，进入当代中国之后得到继承和发展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建国后对现代文学的历史叙事，才遮蔽了主流文学之外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对“非主流”作家的“重新发现”，是后来社会和文化实践条件发生变化之后的事情。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社会和文化实践条件对文学史叙述的限制和规约。
中国当代文学离不开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作为必要的资源准备；或者说现代文学所具有的多样化形态，在当代中国总是以不同的方式或隐或显地得到表达。那一时代的中国处在不同的状态之中，不仅有解放区、国统区，还有“沦陷区”。不同地区的文学存在着明显不同的特征。虽然解放区的文学在建国后取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文学大师，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仍然在当代产生着重要和积极的影响。特别是他们重要的、被认同的作品，被选进了不同的文学选本和课本，文学教育本身就是对他们文学精神、观念乃至形式的传播和学习过程。他们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进步和战斗的文学精神，以及对文学多种形式积极、有效的探索，始终是当代文学重要的遗产和资源。
40年代前后，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并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建立了边区政府。在这块象征着中国未来和希望的土地上，在新的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延安进步、革命的文艺家进行了全新的文艺实践。这个实践当然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也从这个时代开始，“新文化猜想”成为成熟的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应该说，延安时代的文艺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在“新文化猜想”指导下创作出来的最初的范本：《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漳河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塑造了中国最初的活泼朗健的农民形象和基层革命者的形象。在这些作品“历史化”叙述的过程中，也完成了这些作品的“经典化”过程。这个时期奠定的文学创作方向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也只有通过这个历史过程，文学艺术不断净化、纯粹、透明的要求，才能够得以实现；只有用这样的标准塑造的生活和文学艺术，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进入共和国之后，“战时”的文艺主张被移置到和平时期，局部地区的经验被放大到了全国。社会主义雏形时期的文学终于在社会主义时代被全面推广。因此，当代文学的发生，应该始于40年代初期的延安革命文艺。当代文学的基本来源，同样是延安时期的革命文艺。
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建立，比当代文学的发生要晚许多年。这不仅在于“历史”与“叙述”不能平行进行的技术性困难，重要的是，当代文学也需要在形式的叙事中实现其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历史的原貌就“呈现”的意义而言是不可能的。“历史”就是“史家”的历史。文学史家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建构”他的“历史”时有意忽略和强调的“史实”，已经是其历史观的一种表达形式。当代文学史除了它的对象、范畴不同，其观念和叙述性，也就是它隐含的“虚构”成分同其他历史著作是没有区别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文学史就可以因其叙述主体观照方式的不同，而将其写成“语义审美的历史”“文学活动的历史”“文学本体建构的历史”“文学生产发生的历史”“文学传播与接受的历史”“民族精神衍变的历史”“文学风格史”，等等。这些“历史”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它只是史家“历史叙事”的不同形式。这里将中国当代文学60年称为“民族心史”，当然也只是文学史叙述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