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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的统一天下，也带来了南北学术的融合；而南北学术的形成，也正是由于政治的分裂。永嘉之乱后，中原自魏晋以来形成的主流文化，随着大批士族南渡，遂兴盛于江左；汉儒经学则得以在北方一枝独秀，发荣光畅，北方基本上成为儒学的天下。淝水之战，奠定了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儒学遂亦形成南学与北学，亦即皮锡瑞所谓“经学分立”的时代。学界普遍认为，南学主要承袭魏晋玄风的传统，重义理和文辞，学风偏重于清通简要。北朝主要承袭东汉之遗风，重名物训诂，学风偏重于朴实深芜。诚如汤用彤先生所言：“南朝多新人，北朝多旧派，前者继玄学之系统，后者继汉人之学风。”
而当时留在北方的士族，主要集中于河北一带。河北学术遂成为北学形成的主要源头。唐长孺先生曾精辟地论断：“北学即是河北之学。”
河北之学源头一直可以上溯至东汉末年，河北世族崔琰与卢植。崔琰与集汉学之大成的郑玄同出马融门下，曾请郑玄来河北长期讲学，卢植又出郑玄门下。当南北隔绝之际，郑学遂遍传北方。形成王粲所云“世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
，独尊郑学的局面。这一学派重视礼学，谨守礼法，未受荆州学派的影响，又与曹魏的王肃学派形成尖锐的对立。
陈寅恪先生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说：“盖有自东汉末年之乱，首都洛阳之太学，失其为全国文化学术中心之地位，故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
北魏时期，北方这些儒门家学世族如崔浩、卢玄等，都是当时名儒。所传经学虽不无发展变化，但其学风仍然是以郑学为主流的汉儒风格。由于北魏掩有西凉诸州，原先避永嘉之乱而流亡至河西的的士族，亦被迁至平城，曾经转移并在凉州得以保存发扬的学术文化，此时亦被一并迁回（当时魏都平城随后迁洛阳）。代表人物如李冲、索敞、常爽、程骏，应该还有关朗等人；此后又复加入南方学术的元素，如“平齐民”（北魏趁刘宋政权内乱之机，获取河表七州所内迁的士族和人民）中的刘芳、崔光和自南朝避祸来奔的士人如王通的四代祖王虬及王肃等，得以在中原相遇，并相与论辨学术，在北方学术文化产生的形成过程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所谓北学，便是由这几方面学术因素的会合而奠定基础。
至于北学所传习之经传，也与南学明显不同，诚如《北史·儒林传序》所叙述：“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这里的“河、洛”即指北朝，所传习之经传，除服虔的《左传解》以外，“《周易》、《尚书》、《诗经》、《三礼》皆宗郑氏”
。其实，《左传》服注亦同于郑注。据《世说新语·文学》载，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偶遇服虔，听服说已注传意，多与已同，乃尽以所注与之，世遂有服氏注。
是郑、服《左传》之学原本一家，宗服即宗郑，故北学实是郑学。
北朝儒学自北魏奠基之后，迄于北齐、北周，出现不少名儒，传述郑学的名家，至魏、齐之际，最负盛名的是徐遵明，遵明治郑氏《易》，传卢景裕、崔瑾，景裕传权会、郭茂，后之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门。
遵明亦治郑氏《尚书》，授李周仁、张文敬、李铉、权会，自此言《尚书》者咸宗郑学；通《毛诗》者始于刘献之，献之作《毛诗序义》以授李周仁，周仁传程归则，归则传刘轨思。周仁又传李铉，铉作《毛诗义疏》。又刘焯、刘炫皆从轨思受《诗》，炫作《毛诗述议》。还有刘芳、沈重、乐逊、鲁世达亦治《毛诗》，崇郑学。徐遵明还传《左传》服注，作《春秋章义》，传其业者有张买奴、马敬德、邢峙、张思伯、刘昼等。李铉、刘焯咸宗服注。时杜注亦在齐地传行，两派学者转相辩难，如姚文安即宗杜以排斥服注，李献之复申服义以难之。北周乐逊作《左氏序义》亦申服排杜。刘炫、张仲皆与杜注立异。
郑玄《三礼注》盛行于河北，徐遵明以郑学教授，同时治《礼》者有刘献之、沈重、刘芳，从遵明受业者有李铉等，铉作《三礼义疏》。李铉复传郑氏《礼》于刁柔、张买奴、鲍季详、邢崎、刘昼、熊安生。李铉、乐逊、樊深亦治《孝经》，皆崇郑学。北齐以降，立《孝经》于学官，即用郑注。可见北朝学者转相授受的《五经》注疏之学，主要还是郑玄的今文经学系统，其间虽不免搀杂谶纬之学和佛道的影响，但在基本路数上还是谨守郑学师法，未能越出樊篱一步。
熊安生影响力不逊遵明。其通五经，尤精“三礼”，曾为北齐国子博士，为公卿释讲诸经。所作《周礼》、《礼记》义疏，《孝经义》，并行于世。其《三礼》之学，尤为北朝所崇。门下弟子多达千余人。其治经不拘一格，广征博采，所著《礼记义疏》除据郑玄注义外，还广引《春秋》、《谷梁》、《尚书》，《大戴礼》、《周易》等书，并且还援引《老子》之义疏通《礼记》。这对于混同南北学风，促进南北经学的统一，具有积极的影响。刘焯、刘炫并受《礼》于熊安生，焯、炫遍习群经，初亦皆治郑学。后复融会南北，遂成为一代卓有成就的经学家。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饱学之士，绝大多数出身自所谓草野间的平民，鲜有出自世族的士大夫。如北魏儒臣高允就曾劝秘书监游雅说：“君朝望具瞻，何为与野儒辩简牍章句！”究其原因，还由于魏、齐政权的轻视儒学。据《北史·儒林传》载：儒学自北魏一度兴盛之后，东魏、北齐以来，“国学博士，徒有虚名。唯国子一学，生徒数十人耳。胄子以通经进仕者，唯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见其人。幸朝章宽简，政纲疏阔，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千数。燕、赵之俗，此众尤甚焉。齐制，诸郡并立学，置博士、助教授经。学生俱久差逼充员，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备员既非所好，坟籍固不开怀。又多被州郡官人驱使，纵有游惰，亦不检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
。
历史上，每逢这种不利学术发展的政治情势，学术的传承便都由民间讲习承担起来。汉魏以来的高门望族，其社会地位得以确立并维持不衰的原由，不仅仅是凭借其特殊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实力，也由于其严谨的礼法家风和代代传承博通经史、谙习礼制的家学传统。然而自北朝以来，这种民间讲习，又有了新的变化，学术进一步下移，民间私学更在村野平民间传播开来，从而造成民间学术的普及。徐遵明、张吾贵、刘兰、熊安生等大儒都无显赫家世可言，或“门族寒陋”，或“家世贫贱”，授业者既不是名门显贵，生徒也非富家子弟，这些“负籍从宦之徒”的问学之状是“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千数”
。学生为了追求自己的学术理想，也可以自由地选择老师。徐遵明就先后师事屯留王聪、中山张吾贵、范阳孙买德；李铉也是从浮阳李周仁受《毛诗》、《尚书》，从章武刘子猛受《礼记》，从常山房受《周官》、《仪礼》，从渔阳鲜于灵虬受《左传》。往往同授一经，因经师所讲不合心意而转投他师，唯以经明义通为鹄的；甚而有转益相师的良好风气。如魏末大儒李谧，“初师事小学博士孔璠，数年后，璠还就谧请业”。故时人有谚云：“青出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
自此以后，学无常师的求学方式便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汉魏经学那种严格传递的家法和师法，已经被彻底抛弃。
然而这部分经师与儒生大多出身草野，眼界有限，不能博通经史，洞达时务，因此难免孤陋寡闻，迂腐可笑。即使如徐遵明、熊安生这样的大儒亦不能免。因之表现于其所传习之经传，亦大多墨守郑学的成说，缺乏新的内容。专在章句和细微枝节上下功夫，使章句训诂越来越艰深烦琐。而且所重惟有今文经学，对王弼、王肃、杜预经传一概排斥。因此隋代的王劭批评说：
魏、晋浮华，古道湮替，历载三百，士大夫耻为章句。唯草野生专经自许，不能博究，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然则郑、服之外，皆雠矣
。
这种状况，一直到北周建立，才开始有了新的气象。史称：
周文受命，雅重经典。于时西都板荡，戎马生郊。先生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于是求阙文于三古，得至理于千载，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典。
卢景宣学通群艺，修五礼之缺；长孙绍远才称洽闻，正六乐之坏。由是朝章渐备，学者向风。明皇纂历，敦尚学艺，内有崇文之观，外重成均之职。握素怀铅，重席解颐之士，间出于朝廷；员冠方领，执经负笈之生，著录于京邑。
周文帝亲临太学，礼待儒生，其后又“命輶轩而致玉帛，征沈重于南荆。及定山东，降至尊而劳万乘，待熊安生以殊礼”
。儒学再次走向兴盛之期。
北朝至魏齐并峙时，南北之学已随着南北使节的礼聘开始交汇。至周平江陵，尽征其文儒之士北迁，经师受到很高的礼遇。如梁朝五经博士沈重，周武帝仰慕其才，特派柳裘至梁征聘，殷勤致意，邀至北周京师。沈重之学本属典型的南学，于“阴阳图纬、道经释典，无不通涉”。至周后“诏令讨论《五经》，并校定钟律。天和中，复于紫极殿讲三教义。朝士、儒生、桑门、道士至者二千余人，重辞义优洽，枢机明辩，凡所解释，咸为诸儒所推”。“重学业该博，为当世儒宗”
。其学亦即南学在北朝产生极大影响。
是以天下慕向，文教远覃。衣儒者之服，挟先王之道，开黉舍，延学徒者比肩；励从师之志，守专门炎业，辞亲戚，甘勤苦者成市。虽通儒盛业，不逮魏、晋之臣，而风移俗变，抑亦近代之美也。
民间的讲学之风自此更为兴盛。本来民间儒生设坛讲学已成风气，经学名家的学生动辄千百人，以至于还须配置助教，名曰“都讲”。如北齐鲍季详“少时，恒为李宝鼎都讲，后亦自有徒众，诸儒称之”
。
当世局扰攘战火纷飞之际，乃至统治者轻视文化儒学受到抑制时，求学之风不见衰弱，反而较往代为盛，这不能不令人深思。究其原因大较有二：一为学术的下移，失去官学和世家讲坛的经师，在山野乡间设坛立教，公开讲学，大批庶族平民子弟，得以从师远游，执疑问难，激发了庶族平民学习经典的热情，为学术在民间的普及提供了机会。二是为了寻求经国安邦之道，使斫杀纷争的世界重新归于安定。当时留在北方的汉族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像冉闵那样，称兵对抗，以暴制暴，但是这样的英雄与时机毕竟少之又少；二是像王猛一样，遵循儒家“以夏变夷”的春秋大义，用礼义去说服异族的豪酋统治者，能较心悦诚服地接受和采纳汉族社会的制度和文化。
总体上看，北朝儒学及经学的复兴，是以北方世家大族的私学为基始的，其中既包括中州地区的河洛私学，也包括以凉州为中心的河西私学。从学风和经学传接上说，北朝经学更多地继承了汉儒训诂之学的传统，郑玄等人的经学受到重视，甚至独尊。走向深芜艰深一途，但古代的名物制度也因之赖以详明。
然北学亦不尽为郑学的一统天下，亦有兼综汉晋经学，独出新意心纾甚至教外别传的学说出于其间。如曾为河北之学领袖的崔浩，以及河西之学的翘楚关朗等。北魏著作令史闵湛见崔浩所注《诗》、《书》、《论语》及《易》，甚至认为“马、郑、王、贾不如浩之精微”
。由于他的遇害，书亦被禁，而未得以流传。又有河北人陈奇，“爱玩经典，常非马融、郑玄解经失旨。志在著述《五经》。始注《孝经》、《论语》，颇传于世，为缙绅所称”。终因辩论经典得罪于人，竟被陷害以致灭族。“所注《论语》，未能行于世。其义多异郑玄，往往与司徒崔浩同”
。关朗，字子明，河东解人也。有经济大器，或以占筭示人而不求宦达。魏太和末并州刺史王虬荐之于孝文帝。“帝问《老》、《易》，子明寄言玄宗，实陈王道，讽帝以慈俭，清静为本，而餙之以刑政礼乐。翌日，帝谓王虬曰：‘卿诚知人，关朗，管、乐之器，岂占筭而已。’”曾与王虬合著《疑筮论》数十篇。后讲学临汾山，“授门人《春秋》、《老》、《易》，号关先生学”
。王通家传易学，主要是传自关朗。王夫之曾评价南北之学时说：
江东为衣冠礼乐之区，而雷次宗、何胤出入佛老以害道，北方之儒较醇正焉，流风所被，施于上下，拓拔氏乃革面而袭先王之文教，宇文氏承之，而隋以一天下，苏绰、李谔之治具，关朗、王通开唐之文教，皆自此昉也。
给予北学以崇高的评价，并指出隋代的经世之学都是渊源有自，李谔之学来自西魏苏绰；王通之学则继承关朗，同样对隋唐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北朝末期，随着学术的进一步下移与普及，南北学术的交流增多，原先仅限于讲明章句，拘谨刻板，深入细致而显得深沉芜杂的学风，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从只注重事象的考辨，到经传义理的追求，从不习惯于清谈，到欣赏玄妙。经学家法师法的破坏，北学的章句训诂，不再为一家一派所囿，思想较为开放，对于传承发展儒家经术，重开隋唐经学统一之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经学中一度绝响的谶纬占候之学在北朝又重新复兴。北魏初年汉族士人中显贵者，多兼通谶纬之学，燕凤“博综经史，明习阴阳谶纬”；许谦“少有文才，善天文图谶之学”；崔浩也是“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该览”
。徐遵明弟子李业兴“博涉百家，图纬、风角、天文、占候，无不讨练”
。史书多记有他们用占候和“孤虚术”料敌和布阵的实例。如果重视章句训诂是学术传统的承袭，那么谶纬风气的兴盛，则与当时政局变化莫测，战乱频仍有关。学者企图藉此干预战争成败、预知政局治乱。对于入主中原的拓跋鲜卑少数民族而言，神秘文化也便于其领悟和依重。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隋代的学者。一部分学者甚至以此取媚君主，以图进身之用。如袁充、王劭等。
在北学渐染南风之时，南北学者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崇信佛教。但此时的佛学也有南北差异，未能因之而成为南北学风统一的媒介。
隋朝的建立主要是承袭北朝政权而来，其思想文化亦有直接的血缘关联，隋代统一南北，进而对全国文化学术思想的统一整合，也是以北方风习和北学为基础，然后吸收融合南方文化与南学的。上节所述，即主要在于明了北学的特点，以见隋代学术与学风的渊源所自。下面将要就隋代群儒的治学风貌，以见对南学的初步融合之迹。
隋代的学者大多为前朝所培养，而本朝培养的经学人才，还没有崭露头角，世局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隋代儒学两大系统以二刘为代表的经学系统和以王通为代表的经世学派，所培养出来的才俊，都成为成就新时代的治世佑文的创制人才。如薛收、房玄龄、魏征，以及孔颖达、颜师古（主要是家学）诸人。隋代的学术与文化，虽然深受南方文化与南学的影响，甚至深染南方追求绮丽玄妙风习，然就其总体而言，质实与严谨仍然是隋代学术文化的基调与底蕴。
隋朝开国功臣李德林，虽以文名称雄一代，然其文章谋略实亦有经术所本。
李德林，字公辅，博陵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生长于士族之家，“年十五，诵《五经》及古今文集，日数千言。俄而该博坟典，阴阳纬候，无不通涉。善属文，辞核而理暢”。“学富才优，誉重鄴中，声飞关右”。于北齐天保八年，举秀才，“时遵彦铨衡，深慎选举，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条，考皆为上，授殿中将军”。被任城王高湝称为“燕赵奇士”，认为“其风神器宇，终为栋梁之用。至如经国大体，是贾生、晁错之俦；雕虫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辈”。尝于宾馆接待陈国使节，陈使江总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灵也”。北齐史官魏收，为人罕所许可，唯于德林“大相钦重”，延誉之言，无所不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谓之曰：“识度天才，必至公辅，吾辄以此字卿。”
北朝时，改朝换代，多由摄政的权臣以“禅让”的名义攘夺而来，按照古代史书的原则和体例，撰史断代必须合于经义，方能名正言顺；新朝历史，首列帝纪，则其既往的创业事迹，究竟应该归于前朝列传，还是列于国史的帝纪？撰帝纪就须重新起元，于是新朝纪元究竟应于摄政时还是即位起始，便成为摆在史官面前的难题。时魏收与阳休之论《齐书》起元事，久不能决。致使“敕集百司会议”。德林复书曰：“即位之元，《春秋》常义。谨按鲁君息姑不称即位，亦有元年，非独即位得称元年也。”“议云受终之元，《尚书》之古典。谨按《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伐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论者或以舜、禹受终，是为天子。然则周公以臣礼而死，此亦称元，非独受终为帝也。”魏收复疑之曰：“舜、禹之摄称元，理也。周公居摄，乃云一年救乱，似不称元。自无《大传》，不得寻讨。一之与元，其事何别？”德林答曰：摄之与相，其义一也。故周公摄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案《易》‘黄裳元吉’，郑玄注云：‘如舜试天子，周公摄政。’是以试摄不殊。《大传》虽无元字，一之与元，无异义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体元以居正，盖史之婉辞，非一与元别也”。引古证今，引据详明，此议遂被采纳，成为定例。后来收入正史的《北齐书》就是德林之子李百药，在唐时根据德林旧稿奉敕撰成。
周隋之际，德林有感于长期以来，全国政局不仅南北分立，彼此之间亦是四分五裂，权势之臣，往往窥测帝位，拥兵自立。大江南北干戈不息，征讨杀伐国无宁日。于是著《天命论》以惩诫之。他认为：“贼子逆臣，所以为乱，皆由不识天道，不悟人谋，牵逐鹿之邪说，谓飞凫而为鼎。”“帝王神器，历数有归。生其德者天，应其时者命，确乎不变，非人力所能为也。”“孟轲称仲尼之德过于尧、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备王佐之才”，然而，“泣麟叹凤，栖栖汲汲，虽圣达而莫许也”。“项羽诛秦摧汉，宰割神州，角逐争驱，尽威力而无就也”。劝诫群雄“违天逆物，获罪人神。呜呼！此前事之大戒矣”。世之君子应该安分守职，效法古代贤良，“自古明哲，虑远防微，执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树，上书削藁，位尊而心逾下，禄厚而志弥约，宠盛思之以惧，道高守之以恭，克念于此，则奸回不至。事乃畏天，岂惟爱礼，谦光满覆，义在知几，吉凶由人，妖不自作”
。“天命论”向来是儒家重视的哲学命题，李德林《天命论》只论及有关政权授受的问题。天命在这里实指时势与人心的结合，与人谋人力并非对立，天命甚至要求人谋的参与。只不过这一人谋须要建立在“知天命”、“顺天意”的基础之上。所以孟子认为“天爵”（“天与之”亦即天命）即是“人爵”（人与之）。而德林将之归之为“历数有归”的神秘论，其论并无深意。然其强调“识天道，悟人谋”，批判角力逐鹿之说，当人心思定，群雄构乱之际，亦足收惩诫之效。
自隋文帝摄政以迄平陈，德林于战略谋划，制度裁定，多所贡献，当时的檄文诏诰亦多出自其手，甚为文帝所依重。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乱亡失，唐时犹存五十卷行于世。敕撰《齐史》未成。
李谔，字士恢，赵郡人也。好学，解属文。仕齐为中书舍人。周武平齐，拜天官都上士。及隋高祖为丞相，“访以得失。于时兵革屡动，国用虚耗，谔上《重谷论》以讽焉”。“谔性公方，明达世务，为时论所推。”入隋，历任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赐爵南和伯。晚年出任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悦服。
谔以属文之家，体尚轻薄，递相师效，流宕忘反，于是上书曰：
臣闻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损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
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预缙绅，参厕缨冕。
因而提倡“钻仰坟集，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州县“选吏举人，宜遵典则”，提携那些”乡曲归仁，学必典谟”的贤良儒生“选充吏职”，若“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则须予以纠察。
谔又上奏指陈当世为官者好自矜伐，应予禁革。他引述《尚书·大禹谟》舜戒禹之言曰：“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认为谦恭是自古的美德，“人臣之道，陈力济时，虽勤比大禹，功如师望，亦不得厚自矜伐”。“况复功无足纪，勤不补过，而敢自陈勋绩，轻干听览！世之丧道，极于周代，下无廉耻，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观其行。矜夸自大，便以干济蒙擢；谦恭静退，多以恬默见遗。是以通表陈诚，先论己之功状；承颜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衒自媒，都无惭耻之色；强干横请，唯以干没为能。自隋受命，此风顿改，耕夫贩妇，无不革心，况乃大臣，仍遵敝俗！如闻刺史入京朝觐，乃有自陈勾检之功，喧诉阶墀之侧，言辞不逊，高自称誉”者，宜“明加罪黜，以惩风轨。”
高祖以谔前后所奏颁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风，深革其弊。谔在职数年，务存大体，不尚严猛，由是无刚謇之誉，而潜有匡正多矣。
其时，苏威曾以临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业污杂，非敦本之义。遂奏请予以撤毁，限以时日，遣归务农。或返回本州县，录附市籍。
商旅怨苦，莫敢陈诉。李谔适因他务奉使出巡，路见此事，“以为四民有业，各附所安，逆旅之与旗亭，自古非同一概，即附市籍，于理不可，且行旅之所托，岂容一朝而废，徒为劳扰，于事非宜，遂专决之，并令依旧”。及使还诣阙，然后奏闻。高祖善之曰：“体国之臣，当如此矣。”魏征评价曰：“李谔等或文能遵义，或才足干时，识用显于当年，故事留于台阁。参之有隋多士，取其开物成务，皆廊庙之榱桷，亦北辰之众星也。”
李谔任由百姓为商旅提供便利，临路开设旅店的举措，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体现了儒家与法家严厉抑制工商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李谔关于文风士风的议论，对于改革世风时弊，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尤其关于文风的改革，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唐古文运动的张本。
王劭字君懋，太原晋阳人。劭少沈默好学，博闻强记。仕北齐，待诏文林馆，当时大儒“祖孝徵、魏收、阳休之等尝论古事，有所遗忘，讨阅不能得，因呼劭问之。劭具论所出，取书验之，一无舛误。自是大为时人所许，称其博物”。仕隋任著作佐郎。私撰《齐书》，为人告发，“上怒，遣使收其书，览而悦之。于是起为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所上表章，专以符箓祯祥附会纬书图谶，再文饰以经传及佛典，以取媚皇帝。满腹诗书，竟无一言诱导皇帝向善。
炀帝嗣位，汉王谅作乱，帝不忍加诛。劭上书曰：“臣闻黄帝灭炎，盖云母弟，周公诛管，信亦天伦。叔向戮叔鱼，仲尼谓之遗直，石碏杀石厚，丘明以为大义。此皆经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贼，度越前圣，含弘宽大，未有以谢天下。”离间骨肉，助纣为虐，无逾于此。而文、炀以为“至诚”。
王劭执掌著作将二十年，亦与群儒交游，许多名儒在其属下助修国史，竟未荐举一人。“撰《隋书》八十卷。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辞义繁杂，无足称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将善恶之迹，堙没无闻。”所撰其他史志，“或文词鄙野，或不轨不物，骇人视听，大为有识所嗤鄙”。诚如史传所论，其人实不足称，“然其采擿经史谬误，为《读书记》三十卷，时人服其精博”
。王劭亦颇留意搜访古书，在秘书监任上，曾于京师访得《古文孝经孔传》，送至河间刘炫。刘炫遂有《孝经述义》之作。其论魏晋以来经学流变语，颇中肯綮，每为后人所称引。唐高宗时，元行冲著《释疑》一文，论及往代学术演变之迹，中引王劭语，文曰：
故王劭《史论》曰：“魏、晋浮华，古道夷替，洎王肃、杜预，更开门户。历载三百，士大夫耻为章句。唯草野生以专经自许，不能究览异义，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闻郑、服非。然于郑、服甚愦愦，郑、服之外皆仇也。”
所述应属实情，持论亦称平允。自后论经学者，多引其言。然《新唐书·行冲传》书其名为“王邵”，后学相沿不改，竟不知其为何人。今按：劭、邵两字，音同义异，当是形近致误。自《隋书》已经两名并见，如《房彦谦传》作：太原王邵；《隐逸传》则作：太原王劭；《旧唐书》亦然，《元行冲传》作王劭，而《经籍志》竟书：“《读书记》三十二卷，王邵撰。”是知所指决为一人。如据《隋书》本传，王劭为人实不足观，然其论学语犹足可采，今略作考辨，以使名有攸归，亦以示不以人废言之义。然而与元行冲相友善的刘知几却给予王劭史学以很高的评价：
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劭，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
王劭志在简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观过知仁，斯之谓矣。王劭《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案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陨；邺城将相，薪构仍存。而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刚亦不吐，其斯人欤？（按：二子书谓劭《齐志》与宋孝王《风俗传》）。
唯王劭撰《齐》、《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诣实，理多可信。
隋秘书监王劭、内史令李德林并少仕邺中，多识故事，王乃凭述起居注。
王劭《齐志》多记当时鄙言，为后人所“嗤鄙”、“讥诮”，唐初魏征修《隋书》，即以此为著史之病，而知几认为，此正为史家所当为：
如此则足以知氓俗之有殊，验土风之不类。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称制，夷夏相杂，音句尤媸。而彦鸾、伯起，务存隐讳。重规、德棻，志在文饰。遂使中国数百年内，其俗无得而言。盖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沈”。
如今之所谓者，若中州名汉，关右称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号，师人致儿郎之说。六句皆言现在俗传口语。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寻其本源，莫详所出。阅诸《齐志》，则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录，其为弘益多矣。足以开后进之蒙蔽，广来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几面墙于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讥诮者哉！
并且批评唐初所撰六史，并非全是直笔，比如记北魏、北周诸帝之言，皆仿史汉文辞，不用当时口语实录。而认为“唯王劭所撰《齐志》，独无是焉”。“史臣美澹而讥劭者，岂所谓通鉴乎？语曰：‘蝉翼为重，千钩为轻。’其斯之谓矣！”又曰：
王劭，作《齐志》并掌策书，其载齐言也，则浅俗如彼；其载周言也，则文雅著此。夫如是，何哉？非两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虚实之异故也。
甚至认为王劭在撰修国史时，已经见嫉于当时的贵族，“王劭直书，见仇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
并借以影射当世修史诸人。刘知几为王劭辩护，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可谓不遗余力，可见王劭所著史书，亦有可观之处，可惜皆已佚失，不能考见了。
隋初有所谓“山东六儒”，于开皇初征召入京，并授太学博士。“然皆鄙野无仪范，朝廷不之贵也”。其中有张仲让者，“告归乡里，著书十卷，自云此书若奏，我必为宰相。又数言玄象事。州县列上其状，竟坐诛”。其余亦多被谴归。唯马光独存。光字荣伯，武安（今属河北邯郸）人。“少好学，从师数十年，昼夜不息，图书谶纬，莫不毕览，尤明《三礼》，为儒者所宗。”“尝因释奠，高祖亲幸国子学，王公以下毕集。光升座讲礼，启发章门。已而诸儒生以次论难者十余人，皆当时硕学，光剖析疑滞，虽辞非俊辨，而理义弘赡，论者莫测其浅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劳焉。山东《三礼》学者，自熊安生后，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间，门徒千数，至是多负笈从入长安。”
这几位号称六儒的山东大儒，即是出自村野平民的所谓“野儒”，终因不达时务，而遭到贬夷。唯马荣伯是个例外，学问渊深，为群儒敬服。荣伯在乡间即有门徒千数，后竟多随其入京，亦一时之盛事。可见当时民间讲经问学之风的兴盛不衰。
又有“平原王孝籍，少好学，博览群言，遍治五经，颇有文干。与河间刘炫同志友善。开皇中，召入秘书，助王劭修国史。劭不之礼，在省多年，而不免输税”。孝籍郁郁不得志，因上书吏部尚书牛弘求荐。辞义哀感动人，“弘亦知其有学业，而竟不得调。后归乡里，以教授为业”
。看来，沉沦下僚还不如归乡教书更能养家糊口。刘炫也受到过类似的待遇，幸得“在朝知名之士十余人”保举，方得升迁。可见隋朝待士的刻薄。
世族出身的学者，多为南朝入隋的儒士，以萧该、萧吉、包恺、何妥为代表；北人则房晖远、辛彦之、元善数人而已。二萧为王室后人，萧该少时即封侯。“梁荆州陷，与何妥同至长安。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
开皇初，“拜国子博士。奉诏书与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该后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萧吉，“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江陵陷，遂归于周”。“及隋受禅，进上仪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阴阳书。吉性孤峭，不与公卿相沉浮，又与杨素不协，由是摈落于世，郁郁不得志。”见上好徵祥之说，于是改变初衷，“干没自进，遂矫其迹为悦媚焉”
。“包恺，字和乐。其兄愉，明《五经》，恺悉传其业。又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大业中，为国子助教。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
何妥，字栖凤，家庭“号为西州大贾”，随父通商入蜀。妥少机警，八岁游国子学，十七，以技巧事湘东王。江陵陷，仕周为太学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以问儒者辛彦之，对曰：‘后与天子匹体齐尊，不宜有五。’妥驳曰：‘帝喾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数？’”由是封爵。由此可见，同为经史，其用竟有如此之不同。入隋除国子博士后升为祭酒，进爵为公。妥性劲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尝以八事谏革朝政。其一曰“政之治乱，必慎所举，故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察今之举人，良异于此，无论谄直，莫择贤愚”。“臣闻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自斯以降，若选重官，必须参以众议，勿信一人之举；则上不偏私，下无怨望。”
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党，则罪无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谓比者，即阿党也。”如用人但凭爱憎，“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则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则有怨恨，谤讟之言出矣。伏愿广加逖访，勿使朋党路开，威恩自任。有国之患，莫大于此”
。余事亦大较如此。辞义非无可观，然其意在谮毁他人，实不足取。何妥精研《周易》与乐律，参与隋初的礼乐制作，多所考正与议定。著有《周易讲疏》、《孝经义疏》、《封禅书》、《乐要》等。
元善，河南洛阳人也。父罗，初为梁州刺史，后奔于梁。善少随父至江南，性好学，遂通涉五经，尤明《左氏传》。及侯景之乱，善归于周。赐爵江阳县公。
开皇初，拜内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伦仪表也。”凡有敷奏，词气抑扬，观者属目。后迁国子祭酒。上尝亲临释奠，命善讲《孝经》。于是敷陈义理，兼之以讽谏。上大悦曰：“闻江阳之说，更起朕心。”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风流醖藉，俯仰可观，音韵清朗，听者忘倦，由是为后进所归。
房晖远，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世传儒学。晖远幼有志行，治《三礼》、《春秋三传》、《诗》、《书》、《周易》，兼善图纬，恒以教授为务。远方负笈而从者，动以千计。曾仕北齐与周，入隋，迁官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称其为“五经库”。擢升为国子博士。及诏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策问既讫，众博士不能及时定其臧否。祭酒元善怪问之，晖远曰：“江南、河北，义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学生皆持其所短，称己所长，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祭酒因令晖远考定之，晖远览笔便下，初无疑滞。或有不服者，晖远问其所传义疏，辄为始末诵之，然后出其所短，自是无敢饰非者。所试四五百人，数日便决，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为不能测也。
辛彦之，陇西狄道人。父灵辅任周滑州刺史。彦之九岁而孤，不交非类，博涉经史，与天水牛弘同志好学。后入关，遂家京兆，于周初任中外府礼曹。“时国家草创，百度伊始，朝贵多出武人，修定仪注，唯彦之而已。”历职中书侍郎，并典祀，太祝、乐部、御正四曹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高祖受禅，除太常少卿，寻转国子祭酒。岁余，拜礼部尚书，与秘书监牛弘撰《新礼》。吴兴沈重名为硕学，高祖尝令彦之与重论议，重不能抗，于是避席而谢曰：“辛君所谓金城汤池，无可攻之势。”高祖大悦。后拜随州刺史。于时州牧多贡珍玩，唯彦之所贡，并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顾谓朝臣曰：“人安得无学！彦之所贡，稽古之力也。”
迁潞州刺史，前后俱有惠政。然而崇信佛道，每于任所城内立浮图，并十五层之高。卒后谥曰宣。彦之明于典章制度，撰《坟典》、《六官》、《新要》、《新礼》、《五经异义》各一部，并行于世。
魏征于《隋书儒林传论》论及诸儒曰：“容体不足观，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称，然而显闻四方，流声后胤者，其唯学乎？信哉斯言也。晖远、荣伯之徒，笃志不倦，自求诸己，遂能闻道下风，称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轩，见重明时，实惟稽古之力也。江阳从容雅望，风韵闲远，清谈高论，籍甚当年；彦之敦经悦史，砥身砺行，志存典制，动蹈规矩；何妥通涉俊爽，神情警悟，雅有口才，兼擅词笔，然讦以为直，失儒者之风焉。”
王贞，字孝逸，梁郡陈留（今河南开封）人。少聪敏，七岁好学，善《毛诗》、《礼记》、《左氏传》、《周易》，诸子百家，无不毕览。善属文词，不治产业，每以讽读为娱。开皇初，州举秀才，授县尉，非其好也。谢病于家。孝逸举秀才后，曾任秘书学士随王劭在秘书省校书。《唐会要》载其于长安书肆访得《古文尚书孔传》事，
本传未载。大业年间，齐王杨暕镇江都，闻其名，以书召之。及贞至，王以客礼待之，朝夕问安，并索阅文集，览后称善，赏赐甚厚。未几，以疾甚还乡里，终于家。孝逸有答齐王启，自述平生并论文曰：
昔公旦之才艺，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与天道，雅志传于游、夏，余波鼓于屈、宋，雕龙之迹，具在风骚，而前贤后圣，代相师祖。赏逐时移，出门分路，变清音于正始，体高致于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谁许独为麟角。孝逸生于战争之季，长于风尘之世，学无半古，才不逮人。往属休明，寸阴已昃，虽居可封之屋，每怀贫贱之耻。适鄢郢而迷途，入邯郸而失步，归来反覆，心灰遂寒。岂谓横议过实，虚尘睿览，枉高车以载鼷，费明珠以弹雀，遂得裹粮三月，重高门之余地，背淮千里，望章台之后尘。与悬黎而并肆，将骏骥而同阜，终朝击缶，匪黄钟之所谐，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顾想平生，触途多感，但以积年沈痼，遗忘日久，拙思所存，才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见学仙之远，窥而不睹，始知游圣之难。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龙之降，惭过白豕之归，伏纸陈情，形神悚越。
在孝逸的心目中，周公的才艺，在于“能事鬼神”的礼乐；而孔子的文章，在于“性与天道”的义理，可见其志趣不在典章礼制，而在探究幽明之际，以及“性与天道”的哲理。慨叹自己追寻半生，“学无半古，才不逮人”。结果是“适鄢郢而迷途，入邯郸而失步”。虽然所至求学，遍读群书，仍然是“窥而不睹”，始知优入圣域，窥知圣人境界之难。“归来反覆，心灰遂寒”，几乎成为困惑终生的不解心结。这就是他为什么在衰老之年，不惜跋山涉水，远赴河汾，向王通执礼问道的原因，遂亦留下“白首北面”的千古佳话。
崔赜字祖浚，博陵安平人也。其父崔廓，博览书籍，多所通涉，尝“言刑名之理，其义甚精”，山东学者皆宗之。赜七岁能属文，有口才。开皇初，秦孝王荐之，射策高第，诏与诸儒定礼乐，授校书郎。寻转协律郎，太常卿苏威雅重之。征为河南、豫章二王侍读，后转晋王记室参军，王重之不已。
赜与洛阳元善、河东柳抃、太原王劭、吴兴姚察、琅邪诸葛颍、信都刘焯、河间刘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谈竟日。所著词赋碑志十余万言，撰《洽闻志》、《八代四科志》，江都倾覆，咸为煨烬。
张文诩，河东人也。父琚，开皇中为洹水令，以清正闻。有书数千卷，教训子侄，皆以明经自达。文诩博览文籍，特精《三礼》，其《周易》、《诗》、《书》及《春秋三传》，并皆通习。每好郑玄注解，以为通博，其诸儒异说，亦皆详究焉。
文诩尝游太学，晖远等莫不推伏之，学内翕然，咸共宗仰。其门生多诣文诩，请质凝滞，文诩辄博引证据，辨说无穷，唯其所择。治书侍御史皇甫诞一时朝彦，恒执弟子之礼。右仆射苏威闻其名而召之，与语，大悦，劝令从官。文诩意不在仕，固辞焉。仁寿末，学废，文诩策杖而归，灌园为业。州郡频举，皆不应命。时人方之闵子骞原宪焉。年四十，终于家。乡人为立碑颂，号曰张先生。
象张文诩这样隐于山林的儒者还有许多，不仅风气如此，亦是时势使然。所以史臣论之曰：“古之所谓隐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发也。盖以恬淡为心，不曒不昧，安时处顺，与物无私者也。”他们“忘怀缨冕，毕志丘园，隐不违亲，贞不绝俗，不教而劝，虚往实归”，对于百姓，同样“爱之如父母，怀之如亲戚，非有自然之纯德，其孰能至于斯乎？”
亦即所谓“儒隐之操”
也。
隋代虽然未能最终完成统一南北经学的重任，但其地位之重要实不可忽视，马宗霍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经学史》中说隋代经学“上拾周陈之坠绪，下启李唐之始规，当绝续之交，隋实介其中而为之系”
。对后世经学发生较大影响，足以代表隋代经学发展水平的是刘焯与刘炫，二刘属于阐释经传的传统经学系统，岂仅是“上拾周陈之坠绪”，亦可谓已经融会南北学术之大成，文而又儒，是历史上罕见的通儒；大儒王通则属于经世致用的儒家子学系统，思想深邃，学贯古今，独辟蹊径，讲道河汾，培养了大批济世安邦人才。刘焯、刘炫和王通三人皆曾秀才中举。三人生平学思，已设章节专论，兹不重述。魏征曾于《隋书·文学传论》中曰“有隋总一寰宇，得人为盛”，“邓林之一枝，崐山之片玉”，秀异之资，所在多有。惜乎，隋之得人而不能用，用而不能尽；加之炀帝嫉贤妒能，残害忠良，遂使一代英才，风流云散，又复隋末战乱，著述亦皆散佚殆尽，所留几如沧海遗珠矣。因检儒臣、文学、隐逸诸传学者，简述而略论之，以见隋代儒学之整体概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