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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是承袭北周建立起来的王朝，隋文帝在建国之初，颇有揽辔澄清，革故鼎新之志；移风易俗，兴复礼仪之举。尽革北朝敝政，恢复汉官威仪。在大兴土木，营建新都之后，文教制度方面，亦思去故谋新，凡百改创。如在总结前朝学制的基础上，设立太学、国子学、四门学
；另外还创立了书学、算学和律学，此三学之设即为历史上有专科教育之始。太学、国子、四门及书、算两学隶属国子监，设祭酒、主簿、录事各一人，专掌教育事业，此又为历史上专设教育行政部门及教育长官之始。惟有律学由大理寺直接领导。各学设有博士、助教以及生员，各有定额。博士和助教于“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学生于“国子一百四十人，太学、四门各三百六十人，书四十人，算八十人”
。可见当时中央官学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教育的振兴，造成了文化学术独步一时的空前昌盛：
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秀，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然而文教事业还没有在整个北方展开，争强斗狠，风俗浇弊的状况还没有多少改变。开皇三年，潞州刺史柳昂，见天下承平，正可在各地劝学行礼，因上表曰：
臣闻帝王受命，建学制礼，故能移既往之风，成惟新之俗。晚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浇敝，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于时，则儒雅之道，经礼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轨物由兹而坏。（陛下）君临四海。择万古之典，无善不为；改百王之弊，无恶不尽。至若因情缘义，为其节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献，尚未尽行。儒风以坠，礼教犹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顿变。若行礼劝学，道教相催，必当靡然向风，不远而就。家知礼节，人识义方，比屋可封，辄谓非远。
文帝览而善之，因俯允其请，下《劝学行礼诏》曰：
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自魏氏不竞，周、齐抗衡，分四海之民，斗二邦之力，递为强弱，多历年所。务权诈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轻俎豆，民不见德，唯争是闻。朝野以机巧为师，文吏用深刻为法，风浇俗弊，化之然也。虽复建立庠序，兼启黉塾，业非时贵，道亦不行。其间服膺儒术，盖有之矣，彼众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维持名教，奖饰彝伦，微相弘益，赖斯而已。人禀五常，性灵不一，有礼则阴阳合德，无礼则禽兽其心。治国立身，非礼不可。朕受命于天，财成万物，去华夷之乱，求风化之宜。戒奢崇俭，率先百辟，轻徭薄赋，冀以宽弘。而积习生常，未能惩革，闾阎士庶，吉凶之礼，动悉乖方，不依制度。古人之学，且耕且养。今者民丁非役之日，农亩时候之馀，若敦以学业，劝以经礼，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岂止知礼节，识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顺者乎？始自京师，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劝学行礼。
自此以后，遂于天下州县皆设学置博士讲学习礼。由此看见隋文帝初年对文教事业还是有着清醒的的认识，自京师以至州县设置学校，劝学行礼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在隋朝，与兴复教育相应的，是科举制度的创立。隋立国之后，由于国家统一，中央政府确立，亟需大批胸怀经世之策，谙习“政事之方”的治国人才，委以政务。隋文帝登基伊始，即锐意罗致人才，“诏举贤良”之士。废除自汉魏以来“察举取士”的九品中正制，以制举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彻底改变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选官局面。开皇三年下诏曰：“朕君临区宇，深思治术，欲使生人从化，以德代刑，求草莱之善，旌闾里之行。民间情伪，咸欲备闻。已诏使人，所在赈恤，扬镳分路，将遍四海，必令为朕耳目。如有文武才用，未为时知，宜以礼发遣，朕将铨擢。”
又于开皇七年诏“制诸州岁贡三人”。进而明确制举的科目，命“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其“清平干济”科，当即当时推行的“州举秀才”。此后又陆续下诏公卿士庶，“见善必进，有才必举”，要求“内外官各举所知”。诏令甚至说：
至于闾阎秀异之士，乡曲博雅之儒，言足以佐时，行足以励俗，遗弃于草野，堙灭而无闻，岂胜道哉！所以览古而叹息者也。方今区宇一家，烟火万里，百姓乂安，四夷宾服。是以小心励己，日慎一日。以黎元在念，忧兆庶未康，以庶政为怀，虑一物失所。虽求傅岩，莫见幽人，徒想崆峒，未闻至道。唯恐商歌于长夜，抱关于夷门，远迹犬羊之间，屈身僮仆之伍。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识治乱，穷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举。限以三旬，咸令进路，征召将送，必须以礼。
表现了文帝初期向往政清治平，求贤若渴的至诚之心。
大业元年，炀帝继位之初，即在其改元大赦诏中提出“若有名行显著，操履修洁，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访采，将身入朝。所在州县，以礼发遣”。不久又颁布兴学举贤之诏，诏曰：
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而言绝义乖，多历年代，进德修业，其道浸微。汉采坑焚之余，不绝如线，晋承板荡之运，扫地将尽。自时厥后，军国多虞，虽复黉宇时建，示同爱礼，函丈或陈，殆为虚器。遂使纡青拖紫，非以学优，制锦操刀，类多墙面。上陵下替，纲维靡立，雅缺道消，实由于此。朕纂承洪绪，思弘大训，将欲尊师重道，用阐厥繇，讲信修睦，敦奖名教。方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廕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庶夫恂恂善诱，不日成器，济济盈朝，何远之有！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大业三年，炀帝正式颁布科举之诏，诏书曰：
天下之重，非独治所安，帝王之功，岂一士之略。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经邦，何尝不选贤与能，收采幽滞。祁大夫之举善，良史以为至公，臧文仲之蔽贤，尼父讥其窃位。求诸往古，非无褒贬，宜思进善，用匡寡薄。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以此求治，庶几非远。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
明确提出了十科举人的科目为：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仪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在其后的诏书中，炀帝又提出“世属隆平，经术然后升仕”
的条目。范文澜先生说：“隋炀帝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当即进士科。隋炀帝本人是个文学家，创立进士科，以考试诗赋为主，是不足为奇。这是科举制度的开始。”
如此说来，其中的“学业优敏”、“经术登仕”，当即后来的明经科；而其余诸科也都可以在后世的科举中找到近似的科目，如唐宋普遍举行的秀才、明法、明算、吏治、将帅等常设科目和贤良忠直、志烈秋霜等特科。说明科举制在隋时已经全面推行，只是在当时还不怎么规范而已。
《隋书·文学传论》说：“有隋总一寰宇，得人为盛，秀异之贡，不过十数。”
是就“秀异之贡”的秀才科而言，以其他科目“射策甲科”、“擢第甲科”、“射策高第”者，当亦不在少数。有些是因《隋书》无传，如王通；有些是因事迹主要在唐代，传记载于唐史，如王绩、房玄龄、窦威、孔颖达等。观文帝开皇九年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此则教训不笃，考课未精”语，是知隋代科举于开皇年间即有“明经”之目矣。
隋代大兴文教的第二个措施，是于开皇之初，采纳秘书监牛弘的建议，征集天下图书。据《牛弘传》载：“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牛弘以为自孔子纂修诗书以来，历代鸿生巨儒所撰著的篇籍图书，经过秦汉以迄南北朝，“年逾千载，数遭五厄”，几乎扫地以尽，但是秘牒缣帛，每藏民间，“屋壁山岩，往往间出”。只要朝廷决意敦尚儒术，诚心征求，学艺之士，仍会“怀经负帙，不远斯至”。于是牛弘最后在奏章中说：
自华夏分离，彝伦攸斁，其间虽霸王递起，而世难未夷，欲崇儒业，时或未可。今土宇迈于三王，民黎盛于两汉，有人有时，正在今日。方当大弘文教，纳俗升平，而天下图书，尚有遗逸，非所以仰协圣情，流训无穷者也。臣史籍是司，寝兴怀惧。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
文帝嘉纳之，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赉缣一匹。”
一二年间，篇籍稍备。
开皇九年平陈之后，文帝颇有偃文息武，兴复礼教之念，于是下诏曰：
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令海内翕然，高山仰止。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此则教训不笃，考课未精，明勒所由，隆兹儒训。官府从宦，丘园素士，心迹相表，宽弘为念，勿为跼促，乖我皇猷。朕君临区宇，于兹九载，开直言之路，披不讳之心，形于颜色，劳于兴寝。自顷逞艺论功，昌言乃众，推诚切谏，其事甚疏。公卿士庶，非所望也，各启至诚，匡兹不逮。见善必进，有才必举，无或噤默，退有后言。颁告天下，咸悉此意。
明确指出：希望通过“隆兹儒训”，作育人才；提倡“推诚切谏”，以改革官风。
李谔认为当时世风之浇薄，全在于官风以至于文风的不正，应该予以明令禁饬。因启奏文帝曰：
人臣之道，陈力济时，虽勤比大禹，功如师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况复功无足纪，勤不补过，而敢自陈勋绩，轻干听览！世之丧道，极于周代，下无廉耻，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观其行。矜夸自大，便以干济蒙擢；谦恭静退，多以恬默见遗。是以通表陈诚，先论己之功状；承颜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衒自媒，都无惭耻之色；强干横请，唯以干没为能。自隋受命，此风顿改，耕夫贩妇，无不革心，况乃大臣，仍遵敝俗！如闻刺史入京朝觐，乃有自陈勾检之功，喧诉阶墀之侧，言辞不逊，高自称誉，上黩冕旒，特为难恕，凡如此辈，具状送台，明加罪黜，以惩风轨。
文帝深以为然，于是将李谔前后所上奏章颁示天下，以警戒各级官员，一时“四海靡然向风，深革其弊”
。
在礼乐制度方面，文帝于开皇之初，便有重新制礼订乐之举。《隋书·礼仪志》载：“高祖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国子祭酒辛彦之议定祀典。”然其初受周禅，“恐黎元未惬，多说符瑞以耀之”
后又敕令礼部尚书和太常卿修撰《五礼》、改定雅乐。牛弘召集诸儒参议，撰成《开皇礼》，行于当世。牛弘又请依古制修立明堂，上以时事草创，未遑制作，竟寝不行
。
在刑法律令方面，“又敕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定留唯五百条。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自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
。这即是历史上著名的《开皇律》。
隋文帝在位期间，“平一四海。薄赋敛，轻刑罚，内修制度，外抚戎夷”。“居处服玩，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为政治的改革，文教的兴盛，做出杰出的贡献。“然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这些弱点和错误，终于导致他一步步迈向衰败的深渊。考文帝一生，身为功臣、帝翁而篡夺女婿的帝位，并因此疑忌功臣而动辄屠戮，继而又追悔无及。这种负罪感，终将伴随其终生。更何况这一切又为儒家名教所不容，难以树立其圣王明君的形象。大概为了掩饰自己深重的罪孽，缓解心灵的压力，晚年的文帝不得不乞灵于宗教，一心崇敬佛、道，广录佛经，大建寺院，甚至下诏曰：“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群品，凡在含识，皆蒙覆护。所以雕铸灵相，图写真形，率土瞻仰，用申诚敬。其五岳四镇，节宣云雨，江河淮海，浸润区域，并生养万物，利益兆人，故建庙立祀，以时恭敬。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
“不道”属于《隋律》里的“十恶之条”，罪在不赦。其尊崇佛道，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既崇佛道，当然也就轻忽儒学，然后遂有废学之举。《隋书儒林传序》分析说：“及高祖暮年，精华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既仁寿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
“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文帝晚年废学的理由，其在仁寿元年诏书中，是这样说的：
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时务，弘益风范。朕抚临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学徒，崇建庠序，开进仕之路，伫贤隽之人。而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
所述的理由实则难以成立，国子与州县学生，“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以及“未有灼然明经高第”的原因，其在开皇九年诏中曾经看的十分准确：即“此则教训不笃，考课未精”。即使如其此次所言是“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所导致，那么只要严格教训和考课，甚至改进“多而未精”的“设学之理”可矣，何至于简省到废弛的地步？时任旅骑尉的刘炫“上表言学不宜废，情理甚切，高祖不纳”
。《儒林传序》说是因其暮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高祖纪》说是晚年崇信佛道，迷信鬼神。“果于杀戮”与忏佛禳道，是其精神状态与行为方式的两个极端，儒学本来就是在佛道思想与法家之学之间所取的“中道”，执政者放弃中道的儒学，则必然走向佛道或法家两个极端的相结合，以取得精神的平衡。而在隋文帝这里，首先是因为是向法家理念的倒退（恣意屠戮功臣是法家“尊君卑臣”理念的极端表现），作为对严刑峻罚的补充，便又不得不向佛道二教祈求禳解。借口“设学之理，多而未精”，而“简省”学校，也与其俭吝的习性有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其颁布废学诏的同一天，却不惜重费，“颁舍利于诸州”。
隋大业初年，曾一度复兴儒学教育。“炀帝继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
并诏许民间儒生学行优敏者给予不次待遇，“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荫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
。一时大有尊儒敬贤，文教聿新之象。
可惜好景不常，“既而外事四夷，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其风渐坠，以至灭亡，方领矩步之徒，亦多转死沟壑。凡有经籍，自此皆湮没于煨尘矣。”
隋炀帝“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
，对内实行残暴统治，对外征战不休，最终导致民不聊生，海内分崩，身戮国灭的结局。
隋代统一寰宇，结束三百年动乱，两任帝王若能继续将励精图治，聿兴文教的政策贯彻始终，使百姓安乐，与国咸休，则训致太平，盛世可期。而乃于富庶强盛之际，暴至败亡，不能不令人深思。隋炀帝比文帝更熟稔儒家经典，而且才华过人，竟然能把一个富强统一的大帝国葬送，唐初君臣对此颇为不解。唐太宗尝读炀帝《文集》，“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隋炀帝饰非拒谏，过于其父，立身即已不正，则过人的才华适足以助成其恶。魏征之论，可谓一语中的，实堪为百世龟鉴。
有隋一代，文炀两帝在其统治前期，为了刷新政治，也为了招揽人心，做出许多尊崇儒学的举措，如创制科举，简拔人才，网罗图书，大兴文教，初亦未尝不欲励精求治，训至太平。奈何隋朝不能将儒治的理念贯彻始终，朝令夕改，言与心违，儒学教育旋兴旋废。法律的宽简，田赋的改制，使经济得以发展，国家富足。然而文帝虽知恤民，但过于俭啬，吝于赏赐，甚至因“宜简省”而废弛京师与州县官学；炀帝则过度奢靡，征求无厌，几至敲骨剥髓。任情予夺，赏罚不公。两帝虽有如此不同，但皆暴戾成性。《新唐书·刑法志序论》曾评价其父子曰：“隋文帝性刻深，而炀帝昏乱，民不胜其毒”。
至如府库充盈，贯朽粮腐，民贫而不恤，却是这对父子的共性。“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
而炀帝更有甚者，大业八年“是岁，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不但不予赈济，反而乘机“密诏江、淮南诸郡阅视民间童女，姿质端丽者，每岁贡之”
。所以造成了历史上虽然少见但却有迹可寻的现象。即隋朝的灭亡，不是因为经济危机和天灾饥荒，全是最高统治者的政策所造成的人祸。历史上可与比拟的，在商则有鹿台之焚，在秦则有咸阳大火，真可谓殷鉴不远，于此鼎足而三。
自秦王朝实行法家的治国政策以来，历代的统治者并没有完全将其废除。汉代更是以“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理念而著名。只要有专制制度与最高统治集团的利益在，法家的理论和政策就不会在政治生活中消失，诚如朱熹所说：“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
只是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统治者，在儒法之间的平衡上各有所侧重而已。除了天灾人祸的因素之外，儒家政治的成分多一些的王朝，一般历祚长久，称为治世；法家政治的成分过度的王朝，以刀锯斧钺，严刑峻法待天下臣民，一般都会迅速导致动乱乃至覆亡。这是儒家总结出的经验，也是具有充分事实作为根据的论断。或许有人会问，隋文帝废除秦汉以来的酷刑，这与法家的严刑峻法迥不相侔矣，何得更谓其为法家？文帝废除酷刑，确属法律的进步，是文帝对历史的贡献。酷刑属于峻罚，但废除峻罚不等于废除峻法，隋代法网之严密，可谓细大不捐，特别是执法之严酷，纤芥之过，必置之重典。《隋书·刑法志》说：“高祖性猜忌，素不悦学，既任智而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小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因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甚有盗粮“一升以上皆死”与“盗一钱以上皆弃世”之律。“此后又定制，行署取一钱已上，闻见不告言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盗一榱桷，三人同窃一瓜，事发即时行决。”如果稍有恻隐之心，不至如此视民命如草芥。律条法令既已严酷，更何况有法不依，率意杀人。史载：“仁寿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而用法尤其峻刻，遂使“无殊罪而死者，不可胜原”，“其临终赴市者，莫不途中呼枉，仰天而哭”
。这样一幅图景，又何异于人间地狱。秦法尚不至于如此严酷。在朝堂之上，文、炀两帝，皆是朝纲独断，拒谏饰非；任情施法，盛怒杀人，往往连谏者一并诛之。玩弄权术，陷人于罪，还算是罪有攸归，可怕的是记人细过旧怨，然后寻机诛戮（如隋炀帝之杀薛道衡）。在这种情况下，人人自危，除非逢君之欲，哪里还有人敢于进谏。帝王既没有一点君人之度，更谈不上什么君臣共治的儒家理念了。《隋书酷吏传论》论儒法之不同云：“御之良者，不在于烦策，政之善者，无取于严刑。故虽宽猛相资，德刑互设，然不严而化，前哲所重。”而有隋之酷吏，在国家承平之日，“时无桀黠，未闲道德，实怀残忍。贼人肌体，同诸木石，轻人性命，甚于刍狗”
。严刑峻法，再加上繁重的赋役，这就是法家的特征。
所以史家认为，汉唐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倾而未覆，危而复安；及夫秦隋之所以在鼎盛之期竟二世而亡的原因，不在于“攻守之势异也”，亦不在于统治者的庸懦或骄奢，而实在于治国理念政策的儒法王霸之别。如台湾史家李则芬即说：“开皇、贞观不同之处，在于王道、霸道之别。”他认为，隋代所继承的大统，始自北魏政权，鲜卑拓拔族“唯武功是尚，鞭笞及杀戮是其惯用的统治手段。其后虽努力吸收中原文化，然落后民族的暴戾之气仍然存在”
。文帝深染北朝风气。受禅改元之初，正当大赦之际，却执意尽灭旧朝皇族宇文氏，儒臣“（李）德林固争，以为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读书人，不足平章此事’。于是遂尽诛之”
。平陈之后，更是患得患失，疑神疑鬼，乃借故将草创元勋，有功大臣诛夷殆尽。虽然诏令制定了蠲除前代鞭刑及轘裂之法的《开皇律》，可是文帝并不遵从。尤喜于殿廷用杖或鞭捶楚杀人，高颎柳彧等重臣数谏不从，乃以辞官请罪的形式，使其暂得收敛，但不久即故态复萌。而且杀人不分时候，“帝尝发怒，六月棒杀人。大理少卿赵绰固争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帝报曰：‘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于炎阳之时震其威怒，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杀之”。雷霆之怒的理论明显地来自法家，《韩非子·主道篇》谓：“明君之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
赵绰与文帝的两个“则天法地”理论，代表了儒法治政理念的不同。儒家认为，人所要效法的天地之道，主要是其生生之德，王者施政也要体现上天的好生之德。庆、赏、刑、罚的王者四政和春、夏、秋、冬的天地四时，“以类相应”，所以也应该按照四时的顺序施行。春夏是万物生长的季节，狩猎与采伐尚须禁止，何况杀人。体现了儒家，“先德而后刑”“任德不任刑”的思想。而文帝竟以炎夏雷霆亦属天道为由，驳斥了赵绰，为自己可以随时杀人找到理论依据。天日和雷霆，同是天道的体现，而春秋晋国的赵盾，被形容为可畏的夏日；喜怒无常的隋文帝则以雷震自喻。夏日的威炎，人们尚可以规避；雷霆之怒，却往往使人遭遇不测，人人怀惧。可见文帝所奉行的，完全是法家那一套“用法之相忍，以弃仁人之相怜”。“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
的残暴理念。
文帝不仅自己严刑峻法，甚而诏令：
“所在官人，不相敬惮，多自宽纵，事难克举。诸有殿失，虽备科条，或据律乃轻，论情则重，不即决罪，无以惩肃。其诸司属官，若有愆犯，听于律外斟酌决杖。”于是上下相驱，迭行棰楚，以残暴为能干，以守法为懦弱。
明确地反对执法的“宽纵”，主张法外严惩。在这里必须指出，有法不依，轻犯重罚，恰恰是所谓法家的主要特征。文帝率先如此，举国官吏皆焉得不上令下行，上行下效，哪里还有“政宽刑轻”的影子。
举隋一代，掌权的重臣多为勋贵武臣，信任的僚佐也多为刀笔之吏；虽然这些勋贵武将多出身于豪门贵胄，自小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很高的文化素养，甚至能诗擅文，然其字里行间亦多充满着睥睨四海的雄霸之气。在现实中治军如驱棋，视民如草芥，当然也就不足为奇了。如以驭戎严整著名的杨素，不仅对违犯军令者，无所宽贷，还善于临寇时求人过失而斩之，以立军威。“多者百余人，少不下十数。流血盈前，言笑自若。”
尝奉旨督造仁寿宫。“素遂夷山堙谷，营构观宇，崇台累榭，宛转相属。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敝颠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宫成，帝行幸焉。时方暑月，而死人相次于道，素乃一切焚除之”
。文帝早期的霸道专制，还主要针对朝臣，至其晚年竟也不再以民力民命为念。至炀帝一朝，则唯以残民以逞为务了。
杨素为炀帝监造洛阳皇城，“周围数百里”。“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即炀帝所开的大运河。又“往江南诸州采大木，引至东都。所经州县，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而东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
。君相如此，其下的官吏，则又无不变本加厉。如幽州总管燕荣及其继任者元弘嗣都是著名的酷吏，其待下之严酷，鞫狱之惨烈，令人闻之色变，言之齿冷。奇怪的是，弘嗣曾备受燕荣暴虐几死，及燕荣被诛，弘嗣主政，酷又过之。“炀帝潜有取辽东之意，遣弘嗣往东莱海口监造船。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督役，昼夜立于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十三四。”有虐政必有酷吏，酷吏只是虐政的突出表征。隋代的虐政与酷吏，比历史上任何一朝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遍及州县。如石州刺史赵仲卿，“法令严猛，纤微之失，无所容舍，鞭笞长史，辄至二百。官人战慄，无敢违犯，盗贼屏息，皆称其能”
。为了厉禁盗贼，文帝还颁布了一条“纠告”政策，据《隋书刑法志》载：“是时帝意每尚惨急，而奸回不止，京市白日，公行掣盗，人间强盗，亦往往而有。”于是“诏有能纠告者，没贼家产业，以赏纠人。时月之间，内外宁息。其后无赖之徒，候富人子弟出路者，而故遗物于其前，偶拾取则擒以送官，而取其赏。大抵被陷者甚众。帝知之，乃命盗一钱已上皆弃市。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懔懔焉。”
。隋朝君臣奉行严刑峻法，确也达到了政行令止，盗贼敛迹，“内外宁息”的效果。然其只顾一时奏效，救一弊而更生一弊。甚至是鼓励诬陷，只求让天下屏息。完全不曾虑及风俗之坏，奸伪丛生的后果。无怨而陷人死罪，冤狱遍布寰中，是隋时的普遍现象。读《隋书》而后知武则天朝的酷吏现象，实在并非发明而是前有所本。
炀帝亦知隋法之酷，乃于即位之初，即敕令重定新律，共十八篇，“诏令行之，谓之《大业律》”。“除十恶之条”，准予罚铜赎罪。甚至下诏表示要：“虚己为政，思遵旧典，推心待物，每从宽政。六位成象，美厥含弘，一眚掩德，甚非谓也。诸犯罪被戮之门，期已下亲，仍令合仕，听预宿卫近侍之官。”“其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其枷杖决罚讯囚之制，并轻于旧。是时百姓久厌严刻，喜于刑宽。”政宽刑简，受到百姓的拥戴，应该承认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良法。可惜这又是一次争取民心的举措，并无诚意和决心厉行到底。《隋书刑法志》又载：
后帝乃外征四夷，内穷嗜欲，兵革岁动，赋敛滋繁。有司皆临时迫胁，苟求济事，宪章遐弃，贿赂公行，穷人无告，聚为盗贼。帝乃更立严刑，敕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百姓转相群聚，攻剽城邑，诛罚不能禁。帝以盗贼不息，乃益肆淫刑。九年，又诏为盗者籍没其家。自是群贼大起，郡县官人，又各专威福，生杀任情矣。
由于征役和嗜欲而加重赋敛，由迫胁催征而逼反民众，由防民造反而更立严刑，不仅恢复开皇之旧，而并历代之酷刑尽复之。可是炀帝这次没有文帝那么幸运，严刑峻法并没有达到四海肃清，内外宁息的效果，反而造成“百姓怨嗟，天下大溃”，不可收拾的局面。
文帝在开国之初，所施行的善政，都与他彼时尚能信任文儒之臣或较为倾向儒治的大臣有关。如高颎、苏威、李德林、牛弘、薛道衡等，但多不能信任始终，才尽其用。高颎是隋朝的开国功臣，《隋书·高颎传》称其“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及蒙任寄之后，竭诚尽节，进引贞良，以天下为己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等，皆颎所推荐，各尽其用，为一代名臣。自余立功立事者，不可胜数。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治致升平，颎之力也，论者以为真宰相”
。象这样贤能的有功大臣，文帝晚年竟将其废黜，后为炀帝寻机诛除。苏威亦属开国功臣，且于文炀两朝政治多所贡献。史传称其“久处机衡，多所损益，磬竭心力，知无不为”。然而怀抱不广，“每至公议，恶人异己，虽或小事，必固争之。时人以为无大臣之体”
。然能治身清俭，以廉慎见称。亦在文帝晚年见疏，而终被废于炀帝之朝。
由北齐入周的儒臣李德林，于高祖入相、平叛、伐陈之际的谋划定策，多有决定性的建议，深为文帝所依重，当时的许多檄文、诏令也多出自德林之手。《隋书》记述他在隋初政治中的作用说：“运属兴王，功参佐命。”“协赞谋猷，羽檄交驰，丝纶间发，文诰之美，时无与二。君臣体合，自致青云。”
后亦听信谗言，将其贬谪。薛道衡与李德林齐名，“李称一代俊伟，薛则时之令望”。俱以文雅驰名当世。道衡久当枢要，颇得文帝依重，视为股肱。出为检校襄州总管，“在任清简，吏民怀其惠”。然道衡善于谋事，而拙于谋身，后因文章言辞怀念文帝与高颎，引起炀帝忌恨，借故将其缢杀，“天下冤之”
。
满朝文武功臣，鲜能得全始终者，唯牛弘是个例外。当然这也与牛弘谦虚恭谨，善于自处有关。如《牛弘传》说：“弘荣宠当世，而车服卑俭，事上尽礼，待下以仁，讷于言而敏于行。”牛弘历官秘书监、吏部和礼部尚书等要职，曾奉旨率群儒修礼订律，议定明堂。在文化制度人才简拔诸多所贡献。《牛弘传论》则称其“笃好坟籍，学优而仕，有淡雅之风，怀旷远之度，采百王之损益，成一代之典章，汉之叔孙，不能尚也”。牛弘在士林素获雅望，很多儒生都经过牛弘的汲引得到任用。“弘在吏部，其选举先德行而后文才，务在审慎。虽致停缓，所有进用，并多称职。”“隋之选举，于斯为最。时论弥服弘识度之远。”
至如助王劭编修国史的王孝籍，多年不调且亦不免偷税。曾上书牛弘请求相助，“弘亦知其有学业，而竟不调”
。这恐怕是与文帝的用人政策有关了。
隋代创立并推行了科举制，所取的人才，如秀才进士之属，人数虽然不多，但没有一个位至台辅，执掌中枢。而《隋书》谓“有隋总一寰宇，得人为盛”，可见文儒之中并非没有人才。然而类皆“学优命薄，调高位下”
。才调高而“位下”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命薄”，而是当权者不能选贤任能的缘故。贾谊《新书》云：“无贤佐俊士，能成功立名，安危继绝者，未之有也。是以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佐不务多而务得贤者。”又曰：“得贤者显昌，失贤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岂不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