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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就在最后一个桐城大家姚永朴悄然离去的同时，又有四位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进入北大，那就是章门弟子周作人、留美学生胡适、以戏曲研究和写作著称的吴梅以及对通俗文学有特殊兴趣的刘半农。北大的文学教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天地。
发明“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口号的钱玄同
，与黄侃同出一门，都是章太炎东京讲学时的学生。不但如此，其时北京学界活跃的“新锐”，即使与太炎先生没有师承关系，也都对其为学为人表示敬意（如陈独秀、胡适）。这种局面，使得新文化运动在横扫“旧文学”时，明显地“厚此薄彼”。这里有人事的因素：五四新文化人中旧学修养好、有能力从学理上批评“选学”的，基本上都是章门弟子。章门弟子虚晃一枪，专门对付“桐城”去了，这就难怪“谬种”不断挨批，而所谓的“妖孽”则基本无恙。但“选学”不但没有受到彻底的清扫，反而可以成为新文化人的批判武器这一事实，本身也质疑了“妖孽”的命名方式。实际上，经太炎先生及周氏兄弟的努力转化，魏晋风度与六朝文章，将成为现代中国最值得重视的传统文学资源
。
“桐城”基本退出历史舞台，“选学”历经转化而有所存留，1917年以后的北京大学，新文化人占据了绝对优势。白话文学的提倡、思想革命的催生、五四运动的爆发，构成了此后五年北大校园里最为亮丽的风景线。即便在这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文学教育”的蜕变，依然值得关注。
先看看1917年北京大学的中国文学门的课程表，括号里的数字代表每周课时
：
第一年 中国文学（6）、中国文学史（上古迄魏，3）、文字学（声韵之部，3）、希腊罗马文学史（3）、哲学概论（3）、第一种外国语（8）
第二年 中国文学（6）、中国文学史（魏晋迄唐，3）、文字学（形体之部，3）、近世欧洲文学史（3）、美学（3）、第二种外国语（8）
第三年 中国文学（6）、中国文学史（唐宋迄今，3）、文字学（训诂之部，3）、第二种外国语（8）
北京大学档案馆里恰好藏有1918年的《北京大学文科一览》，抄录其中国文系教员的教学情况，可以使得上述的课程表更具血肉（课程后面的数字依旧表示周学时）：
刘师培 中国文学（6）、文学史（2）
黄 侃 中国文学（10）
朱希祖 中国古代文学史（2）、中国文学史大纲（3）
钱玄同 文字学（6）
周作人 欧洲文学史（3）、十九世纪文学史（3）
吴 梅 词曲（10）、近代文学史（2）
黄 节 中国诗（6）
以上两个简表，起码可以使我们明白：一、“文学史”成了中文系的重头课；二、中文系学生不能绕开“欧洲文学”；三、“近世文学”开始受到重视；四、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与“小说”，如今也成了大学生的必修课。这里必须略作说明，“小说”一课，校方明知重要，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教员，设计为系列演讲（演讲者包括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直到1920年鲁迅接受北大的聘请，正式讲授“中国小说史”，中文系的课程方才较为完整。
按照当年北大校方的有关规定，每门正式课程，都必须为学生提供即便是十分简要的讲义。教员多是一边编写讲义，一边进行教学；讲义修改后正式出版，往往便成了学术史上的重要著作。除了上节提到的林、姚、刘、黄四种著述外，提倡新文化的北大教授，其讲义更可能“石破天惊”。周氏兄弟的《欧洲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略》，均属于该领域的开山之作，功不可没。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改中国人的崇古倾向，将“当代文学”纳入考察的视野；这本出版于1922年的小书，并非讲义，但也与其在北大的工作息息相关。任教北大的前与后，吴梅刚好完成了代表作《顾曲麈谈》和《中国戏曲概论》，但其《词馀讲义》仍是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至于日后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刘半农，五四时则以组织歌谣征集活动，模仿民歌写作《扬鞭集》、《瓦釜集》著称于世。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国文系，朝气蓬勃，至今仍令人神往。在其众多实绩中，形成“文学史”的教学及著述传统，并非最为显赫的功业。但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不同于一般的批评实践，作为一种知识体系，需要新学制的支持，也需要一代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此类熔古今于一炉的文学史想象，既是基础知识，也可以是文学主张；既是革新的资源，也可以是反叛的旗帜——故也并非无足轻重。
倘若将“百年树人”这一大学教育的特点考虑在内，西学东渐以后形成的以“文学史”为核心的“文学教育”所可能发挥的作用，以及所遗留的问题，实在值得深入反省。当然，认真谈论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文学教育在中国的演变，单靠北大作为个案，未免过于单薄。好在这里只是希望提起话头，权当一次“得胜头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