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中国，“新教育”与“新文学”往往结伴而行。最成功的例证，当属五四新文化运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等人提倡新文化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其强大的学术背景——北京大学。不只是因北大作为其时唯一的国立大学，有可能“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更因其代表的现代教育体制，本身便与“德先生”、“赛先生”同属西方文化体系。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西学东渐”，进展最为神速、影响最为深远的，在我看来，当属教育体制——尤其是百年中国的大学教育。谈论“文学革命”，无论如何不该绕过此等重要课题。

教育改革与文学革命，二者不尽同步，但关系相当密切。大作家不一定出自名校，成功的文学运动也不一定起于大学，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文学教育”作为一种知识生产途径，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走向。教育理念变了，知识体系不能不变；知识体系变了，文学史图景也不可能依然故我。大学里的课堂讲授，与社会上的文学潮流，并非互不相干：对文学史的叙述与建构，往往直接介入当下的文学创作 。胡适的提倡白话文学为正宗，周作人的介绍欧洲文学潮流，以及鲁迅、吴梅在北大讲台上教习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都与五四文学革命相表里。

谈论肇始于晚清、成熟于五四的“文学革命”，时贤多关注报刊书局之鼓动风潮；本文则希望另辟蹊径，从新式学堂的科目、课程、教材的变化，探讨新一代读书人的“文学常识”。从一代人“文学常识”的改变，到一次“文学革命”的诞生，其间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曲折与艰难；但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我以为是后人眼中平淡无奇的课程设计与教材撰写。

考虑到北京大学及其前身京师大学堂在中国教育转型中占据特殊地位，在很长时间里独领风骚，本文选择其作为研究的个案。以大学堂的酝酿为开端，这点一般不会有异议；至于论述的下限，暂时设定在1922年。理由是，这一年颁布的“壬戌学制”，使中国的大学得到较快的发展；同年，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培养制度正式成型。当然，还有一个潜在的理由，那便是文学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胡适之先生甚至已经提前进入历史——《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十节讨论的正是近在眼前的“文学革命运动” 。

从胡适开始，世人之谈论“文学革命运动”，多注重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三沈二马以及周氏兄弟的贡献，这自然没错。引入这些北大教授们的学术背景，将主要着眼点从“个人才华”转为“制度建设”，目的是突出知识生产过程的复杂性，以便从另一角度理解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功。 A+eqqidGI2wYeQd2D5Z/2GZqZNeCc+w+48FIYzO/nK30sJKrS2ecvKvimZqiEZo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