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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题目，是从两本英文书借来的：一是杰西·格·卢茨的《中国与教会大学，1850-1950》（Jessie G．Lutz，
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一是鲁思·海霍的《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世纪的文化冲突》（Hayhoe Ruth，
China’ s Universities, 1895–1995：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
）。二者都以“百年”为叙事框架，而且都有相当充分的论证。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登州文会馆19世纪80年代方才开始进行高等教育，杰西·格·卢茨从1850年说起，只能理解为“寻根溯源”
。考虑到中国大陆的教会大学，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概消亡，用“百年史”来涵盖，倒也未尝不可。谈论“中国大学”，可就没有那么确凿无疑了。加上一个问号，就因为鲁思·海霍的思路，与中国的教育史家大相径庭。在找到准确的答案之前，只好依古训，“多闻阙疑”。
到底是“中国大学百年”，还是“中国大学四千年”，不只牵涉史家的叙述框架，更与中国人对于“大学”的想象息息相关，故需要认真辨析。为大学“正名”，并非本文的主要目的；借助晚清以降教育革新历程的梳理，讨论大学的功用，展现其可能出现的前景，方才是本文的宗旨所在。
不过，话还是得从头说起。
将教育史的写作，作为一种叙事来理解，海霍的著作，以“讲述故事的概念与框架”开篇，接下来的章节，依次是“国民政府的故事，1911-1949”、“社会主义的故事，1949-1978”、“改革时代的故事，1978-1990”、“从中南区透视”、“从西北区透视”、“成人高教与中国的大学”。并非教育史家的我，最为关注的，自然是其叙事框架。在第一章中，作者讨论了以下四个问题：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中国的学术体制与价值、东方传统和范型、欧洲大学的凯旋
。在这个叙事框架中，“中国大学”属于西学东渐的产物，当然只有“百年史”。
可是，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叙事，那便是：中国大学的历史，不是“百年”，而是“四千年”。以我阅读过的著作为例，伍振
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高奇的《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以及曲士培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都是论述四千年的中国大学教育
。教育史家毛礼锐为熊著作序，强调“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高等教育居于世界教育史上的领先地位”，并批评以往将创立于11世纪末、有12000名学生的意大利的波伦亚（Bologna）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学。在毛氏看来，中国的大学，或从殷周算起，或从战国算起，退一万步，“如果从汉武帝设立太学算起，那么我国在公元前124年便无可置疑地有了较为正式的大学”
。上述四部著作，胆子大的，开门见山，第一章便是“夏、商、西周时期的大学教育”（曲著）；谨慎一些的，书名用的是“高等教育”，但也忍不住断言，“我国的大学教育起源于商代是毫无疑义的”（熊著）。理由是，《礼记·王制》有言：
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
类似的零星材料，还能找到一些，但不会太多。因而，复原西周的大学教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三代之学”作为历代文人学者的共同记忆，确实影响了整部中国教育史的建构。除非否认晚清以前存在着“高等教育”，否则，无法不从西周说起。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确实有三四千年高等教育的历史。
可是，这么一来，很容易导致“大学”概念的瓦解——任何一个文明，必然有属于自己的教育事业；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事业，都有高等、低等之分，所谓“大学”的起源，岂不成了“伪问题”？
问题可能出在翻译上，当中国人以汉语的“大学”，对应英文的“University”时，必须警惕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样是高等教育，办学宗旨、教学体制、组织结构，乃至发展方向，均与其历史渊源紧密相关。西方人谈“University”，一般从中世纪说起；至于古希腊，只是作为思想渊源来追溯
。同样道理，谈论中国的University，似乎也不好意思追溯到西周。
突发奇想，上述四种教育史著，都没有英文书目；假如需要，怎么翻译？The History of China's University，肯定不合适，恐怕只能勉强译成The History of China's Taixue and University。也就是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分成三千年的“大学”和一百年的“University”，二者并非同根所生，很难直接过渡。教育史家囿于“大学”的名义，将其合二为一，便出现了许多问题。
还是辞书学界严谨，两种不同渊源的大学，分得一清二楚。“大学”一词，在《辞源》中是“古代贵族子弟读书的处所。即太学”；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则是“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的一种，在我国一般指综合大学”。前者念tai xue，后者念da xue，即便是读音，也都泾渭分明。《汉语大词典》兼及二者，既讲实施现代高等教育的da xue，也讲包括周之辟雍、汉以后的太学以及晋以后的国子学的tai xue。依此类推，tai xue史只能讲到晚清；da xue史则只有百年。硬要谈论从古到今的“中国大学”，恐怕很难得其要领。
这本来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之所以长期不被学界正视，就因为涉及所谓的“民族自尊”：一个文化古国，只有百年的“大学史”，实在说不过去。与此相类似的，是具体大学的溯源。冯友兰先生称，“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理由是：
我看见西方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尽管有种种遗憾，北大校史始终以戊戌维新为起点。倒是前几年湖南大学力争从岳麓书院（976）说起，这一“悲壮的努力”，最终被国家教委否决。否则，中国将出现一大批远比巴黎大学（1170）、剑桥大学（1209）、哈佛大学（1636）、耶鲁大学（1701）古老得多的“大学”。
其实，这种建构“悠久历史”的冲动，从1920年代便已开始。先是柳诒徵撰写《南朝太学考》、《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称“金陵之有国学，自孙吴始，晋、宋、齐、梁、陈，迭有兴废”；“明之南京国子监，实为上下千年唯一之国立大学”。柳氏基本上严守史家立场，承认：
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遂无寸瓦尺椽之遗迹，可以供今人之印证，仅能从史志之文，想像盛时之状况矣。
之所以着力钩沉史料，就因为古之太学，“虽所业与今殊科，其劝学之方，析理之式，固皆足为诵法，恶可任其湮郁史册而不章哉”
。
到了张其昀，可就不一样了，目的很明确：为中央大学建构优良传统。其所撰《源远流长之南京国学》（1935），称中央大学及其前身东南大学、两江师范，都在南京城北钦天山前，此地乃五百年前明代大学之遗址。于是，穿越时空，扶摇直上：
追溯其源，则刘宋之四学，萧梁之五馆，均在钦天山麓，薪火之传几至千五百年。中国各大学论其历史关系之深，精神遗产之厚，举无有能及中央大学者也。
如此勇敢的溯源，“中国各大学”确实难以匹敌。但此风不可长，否则，中国教育史将是一笔糊涂账。以中国历史之悠久、文物之丰富，地域文化之多姿多彩，随便一考，哪一所大学都能长出千八百岁。校史的无限扩张，之所以不值得提倡，除了有违实事求是原则，更因其遮蔽了“大学”与“University”（或曰tai xue 与 da xue）的巨大差异。而这，对于现代中国大学的健康成长极为不利。
承认中国的高等教育历史悠久，资源丰厚，但本世纪实行的大学制度，却是道地的舶来品。1918年，校长蔡元培为《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作序，对此有明确的表述：
吾国自虞夏时已有大学之制，见陈教授汉章所作《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述》。然往昔太学国学，其性质范围，均与北京大学不可同年而语。然则往昔之太学国学，直当以高曾祖祢视之。而北京大学本体，则不得不认为二十岁之青年也。
二十三年后，清华校长梅贻琦撰《大学一解》，以儒家“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来解说今日之大学精神，同样凸显古今中西之别：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
或者区分“本体”与“高曾祖祢”，或者辨别“制度”与“精神”，都是强烈地意识到，在中国，古今之大学，不能说毫无关系，可也很难同日而语。
这其实正是本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所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承继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而是实践起来举步维艰；此中甘苦，单看“上法三代，旁采泰西”之曲折，便可大致明白。
回到海霍的追问，20世纪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否真的是“欧洲大学的凯旋”？
讨论现代中国的教育与学术，此一问题无法回避。
废科举，兴学校，养人才，如此互相勾连的三部曲，乃晚清志士的共同话题。至于如何“兴学校”，康梁师徒的意见最具代表性：“上法三代，旁采泰西”；“远法三代，近取泰西”
。三代之学，作为学术课题，康氏发挥得淋漓尽致（如1886年著《教学通议》）；可到了设计教学体制，用得上的，只能是那紧随其后的“旁采泰西”。据《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年四月末：
大学堂议起，枢垣托吾为草章程，吾时召见无暇，命卓如草稿，酌英美日之制为之，甚周密，而以大权归之教习。
梁启超草拟的章程（即《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满目都是“西国学校”如何如何，从头到尾，没有一句涉及“三代之学”。遥想当年，即便学养深厚的康有为亲自起草，恐怕也难逃“名不符实”之讥。
康梁师徒不识外文，也未曾出洋考察，哪来的“英美日之制”？不用说，自是得益于译著。翻翻晚清兴学堂的论述，几乎无一例外，都受传教士著译的影响。在《教会新报》及其后身《万国公报》上，花之安（Ernst Faber）、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李佳白（Gilbert Reid）等传教士，发表了许多有关西洋学校的介绍，成为晚清教育改革的主要思想资源。后两者对京师大学堂的建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前三者的著述，更为梁启超所直接引证：
西人学校之等差、之名号、之章程、之功课，彼士所著《德国学校》、《七国新学备要》、《文学兴国策》等书，类能言之，无取吾言也。吾所欲言者，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
梁氏此文撰于1896年。此前一年，郑观应十四卷本《盛世危言》问世，其《学校上》附录了《德国学校规制》、《英、法、俄、美、日本学校规制》和出自《七国新学备要论》的《英、德、法、俄、美、日六国学校数目》；此后两年，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正式展开，如何在教育领域“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更是士大夫谈论的中心话题。
有个细节值得玩味：戊戌变法失败，所有新法尽废，惟独拟议中的大学堂照办不误。除了当朝者需要借此装点门面，更因此举争议最小。晚清的士大夫，再保守的，也不会否认中国“器不如人”。大兵压境，国事日非，“富国强兵”乃当务之急，而“兴学堂养人才”则是治本之举。用严复的话来说，时至今日，仍然反对引进声光电化，“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者，必是“狂易失心之人”
。百日维新失败，西式学堂并没因此销声匿迹，除了开办大学堂（1898），更有公布癸卯学制（1903）、谕停科举（1905）、建立学部（1906）等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百年中国，以教育而论，最关键性的转折，其实是在清廷手中完成的。至于如何防止西学的引进导致传统伦理道德的颠覆，更是教育界持续百年的论争。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的口号，落实在教育界，便是“以伦常道德为先”的立学宗旨
，以及对于经学课程的特别强调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激发忠爱”不再理所当然，经学的意义也日渐失落，但“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依旧是学校教育的中心。对于“中学”能否“为体”，曾经有过各种挑战；而“西学”内涵之模糊，则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在教育界，何谓“旁采泰西”，其实并非一目了然。
康、梁以及张之洞等的创建新学制，确实是“旁采泰西”，可并非“酌英美日之制为之”。传教士固然有关于英美学制的一般介绍，可直到1902年京师大学堂复办，驻美大使依然无法遵嘱提供准确的美国学制资料，原因是美国学校均由官民捐建，没有统一的课程设计
。更重要的是，讨论晚清的学制建设，不该遗漏了最为关键的德国。从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无不强调学校规制“德国尤为明备”
。对此，康有为本人的《请开学校折》（1898），也有明确的表述：
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倡于德，日本同文比邻，亦可采择。请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
晚清以降的高等教育，教会大学的作用固然不可低估，但主流是日渐成长的官立或民办大学——后者明显受制于政府所颁章程。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上《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提及如何参酌东西学制：
德之势最强，而学校之制，惟德最详；日本兴最骤，而学校之数，在东方之国为最多。
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只是提及欧美日本之制，并无直接的比附；1903年张之洞参与修订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可就不一样了，满目皆是“日本”字样，上至分科大学的设想，下及课程译名的比照，更包括教科书的写作等，均注明日本如何如何，足证其《重订学堂章程折》所说的“博考外国各项学堂章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
，其实主要规摹的是日本。《东瀛学校举要》、《日本游学指南》、《日本文部省沿革及官制》，以及吴汝纶的《东游丛录》等著译的出版
，使得1902年以后的中国人，对于追慕德国的日本学制，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
德国以及日本的教育制度，在晚清为何特别受推崇，除了德、日两国国势之迅速崛起，更因其无碍中国现有的政制。1906年的《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对此有十分明确的表述：
东西各国政体虽有不同，然未有不崇敬国主以为政治之本者。近世崛起之国，德与日本称最矣。德之教育重在保帝国之统一。日本之教育所切实表章者，万世一系之皇统而已。
如此确立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明显模仿的是明治二十三年（1890）颁布的“教育敕语”。后者用儒学和普鲁士主义来修饰日本神话，完成了以天皇的神圣权威为依托的国家主义臣民教育的设计
。这一点，尤其符合满清王朝的意愿，难怪皇上对学部的奏折大加赞赏：“朕心惓惓，实有厚望焉！”
辛亥革命不只推翻了大清帝国，更以扫除专制确立共和为目标。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认定，“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
，于是开始了新学制的制订。可就在此作为“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的临时教育会议上，蔡元培依然强调借鉴日本学制，不过是从另一角度立论：
至现在我等教育规程，取法日本者甚多。此并非我等苟且，我等知日本学制本取法欧洲各国。惟欧洲各国学制，多从历史上渐演而成，不甚求其整齐划一，而又含有西洋人特别之习惯；日本则变法时所创设，取西洋各国之制而折衷之，取法于彼，尤为相宜。然日本国体与我不同，不可不兼采欧美相宜之法。
这与张之洞所说的“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故“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其实是同一个道理
。对于现代化起步较晚的中国来说，需要一个作为过渡的桥梁，方才能比较顺当地理解并借鉴西学
。这一点，晚清人几无异议。只是到了西学的引进已经渐成规模的“五四”前后，中国人方才开始甩开日本，直面西方学术思潮。
1912年10月，教育部颁发《大学令》，其时蔡元培已辞去教育总长职务，再次赴德留学。四年后，蔡氏出长北京大学，将此办学宗旨发挥得淋漓尽致。从《大学令》的取消经学科，不以忠孝相号召，确立教授在大学的主导地位，到出长北大时之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张“以美育代宗教”
，以及扩充文科、理科，停办工科、商科等
，均明显打上德国大学的烙印
。读读在此前后蔡氏有关大学教育的论述，引以为据的，常常是德国的学制，以致有人从英法的立场提出批评
。
“五四”运动后，杜威、罗素的讲学北大，以及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考察英美教育，标志着另一种大学理想的浮现。执中国高等教育牛耳的蔡校长，“在德、法较久，深悉德、法学制”，可惜“英美我尚未到过”，这一回的“西游”，对蔡氏影响甚大
。在柏克莱加州大学，蔡元培发表演讲，除强调“大学教育应采用欧美之长，孔、墨教授之精神”，更仔细分梳西方三种不同的大学：
德、法大学专重研究学问，德国注重精细分析的研究，法国注重发明新法的研究。英国大学，如乌克斯福及康白尼哲（即牛津与剑桥的音译——引者注），重在陶养学生道德，使成为缙绅之士……。美大学还有两种特色：（一）凡有用学问，如新闻学等，大学都可收入。（二）设夏科与校外教育，即无机会进大学者，亦可来习。
蔡校长参酌“欧美教育新法”与“中国古代教授法”，希望兼及为真理而研究、陶养道德以及发展社会教育——这张包治百病的药方，分别指向德、英、美三种颇有差异的大学理想。
将近半个世纪后，长期担任美国加州大学校长的克拉克·克尔，在其题为《大学的功用》的系列演讲中，同样区分三种不同类型的大学：
任何地方的大学，都无法超过英国尽量为本科生考虑，德国尽量为研究生和研究人员考虑，美国尽可能为公众考虑的目标——为了保持不易保持的平衡，越采取混合式越好。
倘若追溯历史并寻求现实支持，前者可上溯到柏拉图，人文主义者在这找到共鸣；中者可上溯毕达哥拉斯，科学家将给予大力支持；后者则不妨追溯到智者，社会科学家对此最为欣赏。如果追问这三种类型的大学在克氏与蔡氏的视野有何差异，最大的不同莫过于前者是历时的，后者则是共时的。
西游归来的蔡校长，一改以往独尊法、德教育的思路，对美国的大学制度评价甚高
。第二年，在一则短文的注释中，蔡氏标示了其大学改革的理想：
分大学区与大学兼办中小学校的事，用法国制。
大学可包括各种专门学术，不必如法、德等国别设高等专门学校，用美国制。
大学兼任社会教育，用美国制。
大学校长，由教授公举，用德国制。
大学不设神学科，学校不得宣传教义与传教士不得参与教育，均用法国制。瑞士亦已提议。
抽教育税，用美国制。
如此博采众长，有的不成问题（如不设神学科），有的无法实现（如大学区制），比较可行的，大都带美国色彩——“深悉德、法学制”的蔡氏尚且如此，余者可想而知。
教会大学中，美国势力本就“独占鳌头”
；国立及私立大学的校长，留美学生占很大比例。以后来组成西南联大的三大名校为例。蔡元培长校时的主要助手、1930年起正式接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罗家伦说的没错，蒋梦麟出长北大后，“北京大学更有意识地向着近代式的大学方面走”
。这里所说的“近代式的大学”，其实是指逐渐占据主流的美式大学理想。至于清华，本就是作为留美预备学校而设立的，长期主持校政的梅贻琦为美国毕业的工程硕士，其校风及管理体制之追慕美国，更是在意料之中。教育家张伯苓1917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第二年回国，正式筹建南开大学。在美期间，张氏曾发表演讲，畅谈未来大学的走向：
考察与中国需要最宜之教育制度，结果获得两种需要者：一则英法美之制度，一则日德之制度。前者专为计划各人之发达，后者性近专制，为造成领袖及训练服从者之用（是即服从纪律）。敝校南开，多半以是二者为圭臬。
南开大学成立后，并非兼重英美与日德：教员聘请的是美国人或留美学生，课堂除国文和中国历史外均用英文讲授，且直接使用美国学校课本，据说连生物课解剖用的蚯蚓，也是从美国运来的
。
可以这么说，从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中国的高等教育，主要以美国大学为榜样。这一局面，由于共产党之建立新政权，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方才彻底改观。
1952年开始的院系调整，使得中国的大学教育，由美式转为苏制。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比如，清除美帝国主义根深蒂固的影响），教育学上的依据，主要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
。这种讲求实用、鄙视玄虚，要求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主战场的教育思想，晚清以降本就不绝如缕，借助于改朝换代，终于成为大学教育的主流。苏联模式之所以畅通无阻，新政权的魅力自是主要原因，但晚清开始的“西艺”及“实利”教育思潮，无疑做了很好的铺垫。
晚清开始的教育改革，几乎每一步，都是外力逼迫造成的。从创设同文馆起，无不是为了救急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于传统教育制度的批评，最直截了当的，莫过于“无裨实用”；反过来，提倡西学，最为有力的口号，便是“有裨实用”。1929年舒新城撰《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称：
西艺教育思想持续的时间很短，不过自甲午至清末之十余年而已，其当位时代只是庚子至癸卯的四五年间，在教育实际上所生的影响不大。
但如果我们承认同文馆的创设乃西艺思潮的潜伏期、留学教育中西艺始终占主导地位、民国以后西艺思潮逐渐退化为职业教育，那么，很难说“影响不大”。所谓“谋国者对国内主张多设实业学堂，对留学生则限制其专习实业”，并非仅限于西艺“当位”的四五年
。大大出乎舒先生的预料，在现代中国，“西艺教育思想”具有极为旺盛的生命力。当初编造“牙科翰林”、“兽医进士”等笑话者，倘若百年后再生，见到诸如“旅游大学”、“体育大学”这样的招牌，大概再也笑不出声来。百年中国，高等教育之注重实用，其实是一股强大的潜流，时刻有可能喷出地面，吞没众多“大而无当”的玄思。
以此讲求实用的眼光看待西学，希望汲取的，自是偏于“艺”而非“道”。不管在朝在野，海内海外，居然心同此理。晚清重臣张之洞在其《劝学篇·序》中称：“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此语大有见地，可如何与其名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衔接？时刻防备“邪说暴行，横流天下”的张大帅，终于还是希望借“明纲”、“宗经”、“正权”以“正人心”。至于“以开风气”的《外篇》诸章，主要着眼点依然是农工商兵、矿学铁路等西艺。
1897年，梁启超撰《变法通议·学校余论》，纵谈如何借鉴西学以改造中国，同样“高屋建瓴”，厚“学”而薄“艺”：
今日之学，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政学之成较易，艺学之成较难；政学之用较广，艺学之用较狭。使其国有政才而无艺才也，则行政之人，振兴艺事，直易易耳。
如此立说，未免低估了学习西政之困难。至于想象有了政才，“振兴艺事，直易易耳”，也只是一厢情愿。避居日本，梁氏方才逐渐意识到“艺学”之不可或缺。《新大陆游记》第四十一节论及游学之事，竟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宜学实业，若工程矿务农商机器之类。勿专鹜哲学文学政治。
对工程矿务一窍不通的任公先生，居然也加入了劝学西艺的大合唱。
晚清以降，不管是封疆大吏，还是一介书生，论及中国走向富强之路，无不把“实学”放在首位。至于西政可能危及政体，西艺则纯然大补、有益无害，更是任何当朝者都不会忽略而又不便明说的秘诀。因而，讲西艺，求实用，有可能得到“举国上下”的支持。可是，正因其近乎“常识”，没必要大张旗鼓地展开讨论，其重要性反而可能被遮蔽。直到50年代院系调整出乎意料的顺利，方才让后世的史家大吃一惊。
调整后的“大学”，在短时间内，较好地满足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似乎显得生机勃勃；但其割裂文、理、工、医，以及裁减政法、财经，留下无穷祸害，使得中国的大学理想，几乎倒退了半个世纪。1917年，在《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中，蔡元培总结中外大学的经验，认定是由易入难循序渐进：
盖兴学之初，目光短浅，重实用而轻学理，人情大抵如此也。
依此类推，中国的大学发展，应逐渐从专为实用转移到注重学理——《大学令》的拟定以及北京大学的改造，正是依此思路展开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确有日渐注重学理的倾向。抗战中，文理各系数量锐减，实用性的教育及工、农、商等大有发展，其中尤以医学增长最快，达到225％
。即便如此，与50年代院系调整中只保留十四所综合大学，仍不可同日而语。
50年代以后大学教育的诸多弊病，主要是政府决策的失误，非校方或教育家所能左右。但浸染日久，习惯已成自然，以至“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不少人仍以恢复“文革”前的大学为目标。实际上，时至今日，“学院”已经纷纷升格为“大学”，可“重实用而轻学理”的倾向依然十分严重。
另一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美国式的大学理想，又重新得到了中国人的承认。除了老北大学生对于牛津、剑桥的向往，以及20年代末模仿法国实行大学区的失败尝试，百年中国大学，其“兼采泰西”，大体分为德日-美-苏-美四个阶段，其中尤以美国的影响最为长久，也最为突出。
1925年4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德国作了题为“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的演讲，称对于古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其质与量不能估价过高”，晚清以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要仿效欧洲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大学”
。实际上，自从书院制及科举制被正式废除，中国人对于自家传统教育方式，信心始终不足，不存在“估价过高”的问题。在我看来，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今日中国的大学，其价值取向及基本路径，乃University，而非太学。
要说“与国际接轨”，在中国，步伐最快且效果最为明显的，非大学莫属。如此大趋势，自晚清志士之呼吁变法，便已不可逆转。
不管是康、梁，还是二张（张之洞、张百熙），设计学堂章程时，确实都曾“兼采泰西”。至于“上法三代”，基本上是一句空话，原因是，三代的学制谁也说不清。晚清关于兴学的奏折和策论，常常是引一段《礼记》开篇，而后便是外国学堂的介绍。如此“上溯古制，参考列邦”
，拟订出来的章程，焉能不“食洋不化”？之所以将明明无法兑现的“上法三代”，搁在迫在眉睫的“旁采泰西”前面，揣测康、张的原意，不外是强调对于传统学术精神的继承。既然如此，何以不标举更为切实可行的宋元明清的书院制度？
就在高谈“上法三代，旁采泰西”的《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康有为许诺：“泰西变法三百年而强，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我中国之地大民众，若能大变法，三年而立。”
此等充满激情的策士文字，比起此前顺天府尹胡燏棻先试点然后“递为推广”的改革方案来
，更具诱惑力，难怪皇上马上降旨：“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
戊戌年间的急转弯，虽说翻了车，但书院“一律”改为学堂的思路，却没有就此夭折。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曾有懿旨：“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另行更改。”
可国事日非，大臣纷纷上书，要求尽快养育人才，于是有了1901年的诏令：
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府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至此，实行了一千多年的书院教育制度，便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四年后，科举制度被取消，新式学堂之一统天下，已成定局。
正像教育史家舒新城所说的，“光绪二十四年以后的改革教育论者，并无一人对于书院制等有详密的攻击或批评”
。时人之“破旧”，主要针对的是科举取士；至于各式书院之利弊，反而无暇细究。山西巡抚胡聘之等变通书院改革教学的设计
，在急剧变化的时局面前，很快显得落伍；陕西巡抚张汝梅等“自筹款项，创建格致实学书院”的主张
，也因其耗资巨大无法推广而被搁置；成为晚清教育改革主流的，乃张之洞的从改革传统书院迅速走向兴办西式学堂
。对于沿袭千年的书院制度，之所以不求变通，也不愿并存，目的是将原有款项移作兴办学堂之用。不曾认真分辨近在眼前的书院，一味高谈阔论远在天边的三代之学，晚清以降的学制改革，当然只能“完全将西洋工业社会的教育制度移植过来”
。
积弊已深的传统中国教育，其“无裨实用”，在晚清，成为传播福音的传教士以及寻求富强之路的士大夫集中攻击的靶子。只是在新学制度已经确立的二三十年代，有过研究书院的小小热潮
。此后，又是长期的沉寂，直到80年代方才有复兴的迹象
。即便如此，时至今日，书院教育的现代意义，仍然不被广泛认可。中国的大学，依旧是欧美模式的一统天下。
晚清重要的思想家中，最早对废书院改学堂表示不满的，当推杭州诂经精舍出身的章太炎。1906年，正当时俗皆称道“科举废，学校兴，学术当日进”，章氏从“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立论，对朝廷之使学校成为利禄之途大不以为然
。此后三十年，章太炎在不少场合为传统的书院制度辩护，并将其作为批评新式学堂的主要理论武器；与此同时，选择独立讲学的姿态，拒绝进入现代大学体制
。与此相类似的，还可以举出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等。
马一浮之所以多次拒绝蔡元培、陈百年的邀请，不愿赴北大讲学，主要原因是“平日所学，颇与时贤异撰”。即便出任探求高深学术的研究院的导师，在马氏看来，也不能接受，理由是：“方今学子务求多闻，则义理非所尚。急于用世，则心性非所先。”
梁漱溟、熊十力倒是都曾任教北大，可也同样表示不满。1924年夏，梁氏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曹州中学办学去了；第二年春天，带着失望与忧郁，梁氏重新回到北京。在《致〈北京大学日刊〉函》中，有这么一段话，表明其与现代教育制度的巨大分歧：
旅曹半年，略知办学甘苦，归结所得，弥以非决然舍去学校形式无从揭出自家宗旨。学校制度以传习知识为本，无论招学生聘教员所以示人者如此。而人之投考也应征也所以应之者何莫非如此。而溟宗旨所存则以在人生路上相提携为师友结合之本。
不管是马氏的“平日所学”，还是梁氏之“自家宗旨”，都与传统书院制度较为契合。抗战中，在大后方，马一浮的复性书院，梁漱溟的勉仁书院，加上另一个“新儒家”张君劢的中国民族文化书院，标示着另一种教育理想的正式浮现。
可惜，这几个书院都寿命很短，影响也不太大。50年代初，为了延续此理想，熊十力建议新政权恢复三个私立讲学机关：欧阳竟无创设的支那内学院、马一浮主持的智林图书馆，以及梁漱溟执掌的勉仁书院，目的是“存旧学一线之延”
。如此低调的申辩，也都没能获得谅解。一直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以梁漱溟为院长的中国文化书院方才得以正式成立。可是，即便在其风光八面的80年代中期，中国文化书院也无法进行常规教育建设；进入90年代，其发展前景更是不容乐观。
在20世纪的中国，书院之无法生存，有外部环境的压迫，也有其学术理想与实际运作的矛盾。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办书院需要资金，章太炎的创立国学讲习会、马一浮的筹办复性书院，都是蒋介石给的钱。没有政府的支持，如何使书院长期运转，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比如，学生的出路，便是个大问题。马一浮与熊十力在规划复性书院发展前景上的矛盾，凸显了书院在现代社会的窘境。熊提出多招生，经费由国家负责，学生也应该给出路；马则强调书院独立于现行学制系统，不必授予学生任何资格，“几曾见程朱陆王之门有发给文凭之事”？
在《告书院学人书八》中，马一浮称：
书院以义理为宗，当思接续圣贤血脉。既绝禄利之途，亦非要誉之地。若浮慕虚声，不知切己用力，则在难与共学之列。
马氏的理想固然高超，只是长此以往，书院生源必定难以为继。教育家之不同于思想家，在其于合理性外，不能不考虑可行性。只讲义理修养，丝毫不顾及学生的世俗生活，作为教育家，不能说是尽职的；可反过来，过多考虑学生的出路，又很容易重蹈新式学堂的覆辙，成为“禄利之途”、“要誉之地”。
这里有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学者对于真理及学问的探求，可以而且必须不计名利；可这不能成为政府放弃表彰学术、扶植教育的借口。不妨借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905年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
我很欣赏的事实是，所有最高尚的工作，无论如何绝不受任何报酬问题的影响。……然而，作为一个民族，倘若根本没有制订任何条款来保证对学者的成就进行奖励，我们对他们的成就就很不尊重，结果就不可能激励学者们的事业心，反而产生负效应，这也是事实。
当然，书院教育之所以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主要还是源于本世纪中国学人普遍流行的“喜新厌旧”。
与章太炎等人排斥新式学堂的决绝姿态不同，历来比较稳妥的梁启超，建议兼采新旧，在新式学堂中实行自由讲座制。梁氏首先批评近世学校教育的两大缺点。第一：“各科皆悬一程准，课其中程不中程。虽智力体力较劣下者，非勉及于程焉不可；其优异者亦及程而止，程以上弗授也。”梁氏断言：“此种‘水平线式’的教育，实国家主义之产物。”第二：“其学业之相授受，若以市道交也。”至于自由讲座制的具体实施，则有如下规划：
此种组织，参采前代讲学之遗意而变通之。使学校教师学生三者之间，皆为人的关系，而非物的关系。……如此则教育不至为“机械化”，不至为“凡庸化”。社会上真面目之人才，或可以养成也。
大概是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梁启超慨然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希望“在这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具体说来，便是“一面求智识的推求，一面求道术的修养，两者打成一片”。可两年多后，梁氏不得不承认理想落空：上课下课，“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师生之间，“除了堂上听讲外，绝少接谈的机会”
。
正像以提高社会格调、净化民族心灵为目标的老牛津大学，在1852年被纽曼理想化时，已经近于灭绝；以文科和理科研究生院为中心的“现代大学”，在1930年得到弗莱克斯纳满腔热情的赞赏时，也正面临巨大的挑战。历史的流逝，比观察者的笔墨要迅速而且冷酷得多
。章太炎等人对传统书院的理想化诠释，很可能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重建书院的努力，虽则基本上落了空；但将书院精神引进现代的大学体制，则颇有成效。1924年，清华校长曹云祥向胡适请教如何创办研究院，于是，“胡氏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为研究院绘一蓝图”
。蓝文徵的回忆大致可信。1925年3月6日，清华学校校务会议通过的《研究院章程》，其中第六章“研究方法”第一则称：
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于国学根柢及治学方法，均能确有所获。
同年，胡适的好友、同样留美归来的陈衡哲、任鸿隽夫妇联名发表《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建议》，特别标举中国的书院精神，希望将其与欧美大学制度相结合：
我们以为当参合中国书院的精神和西方导师的制度，成一种新的学校组织。中国书院的组织，是以人为中心的，往往一个大师以讲学行谊相号召，就有四方学者翕然从风，不但学问上有相当的研究，就是风气上也有无形的转移，如朱文公的白鹿洞，胡安定的湖州，都是一例。但是书院的组织太简单了，现在的时代，不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博通众学，满足几百千人的希望，而现在求学的方法，也没有一人而贯注几百人的可能。要补救这个缺点，我们可以兼采西方的导师制。就是一个书院以少数教者及少数学者为主体；这个书院的先生，都有旧时山长的资格，学问品行都为学生所敬服，而这些先生也对于学校（生）的求学、品行两方面，直接负其指导陶熔的责任。
取大学管理之组织与书院教学之精神，二者合而为一，这一主张，同上述梅贻琦《大学一解》中的说法，倒是不谋而合。
中西教育观念的差别，依晚清以来通行的说法，后者重知识传授，前者重人格修养。“新学校兴起，则皆承西化而来。皆重知识传授，大学更然。一校之师，不下数百人。师不亲，亦不尊，则在校学生自亦不见尊。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
所谓“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针对传统中国的师道尊严，曾博得国人一片掌声。可是很快，教育学家发现此种只重知识不尊师长的潮流，也有不小的流弊。为师的不自尊，求学的不重道，所谓“全人格的教育”，根本无法落实。于是，“教书”“育人”并重的观念，重新得到张扬。书院制的优势，终于引起有识之士的重视。
不只是钻研高深学术的研究院，也不只是传统深厚的人文学科，在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看来，大学精神之所寄，在于教师之树立楷模与学子之自谋修养。时人乐于传诵梅校长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却不大追究这句话的真正内涵。对于大学来说，“大师”之所以至关重要，不只是因其学识渊博，智慧超群，更因其可以为学生提供追摹的目标。“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
这一思路，在40年代初的《大学一解》中，得到更加精彩的发挥：
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
此语若出于章太炎、梁启超，或者马一浮、梁漱溟，一点也不奇怪；而出之于中国最为西化的清华大学校长之口，则非同寻常。尽管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供佐证，我仍然认定，梅氏的以上论断，与其西南联大时期的经验大有关系。阅读《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以及众多有关西南联大的著述，确能感受“大鱼前导，小鱼尾随”的“从游”之雅。抗战中颠沛流离的日常生活，以及整个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使不少留学生对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教育领域中书院制的重新浮出海面，与此密切相关。
可惜的是，这一难得的历史契机，并没被很好抓住。随后而来的内战炮火，使得融会贯通中西教育观念的野心再次瓦解。50年代以后的历次教育改革，书院制的优势，始终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书院之自筹经费、自定章程，注重因材施教，鄙薄标准化教学，强调道德气节的修养，突出师生的情感交流等，使其容易形成相对独立的学风。但不管是章太炎还是梅贻琦，都明白传统书院无法取代正规的大学教育。就在对现代大学制度痛下针砭的《救学弊论》中，太炎先生也不得不网开一面：“为物质之学者，听参用远西书籍”；“治国际法，亦任参以远西书籍授之”
。晚年的章太炎，倾全力办书院、组学会，已将目标缩小为“扶微业辅绝学”，而不再是正面挑战现代教育制度
。
将章太炎与梅贻琦两代人的眼光重叠起来，思考传统书院在现代中国的命运，或许有利于未来大学的发展。
回到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到底是在“百年”还是在“四千年”的历史时段中讨论中国的大学。倘若承认“兼采泰西”与“上法三代”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本世纪中国大学发展的主线，那么，其与汉唐太学、明清书院的差距，便不言而喻。
也只有在百年中国的叙事框架中，有些长久困扰学界的问题，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比如，晚清以降教育的急功近利与缺乏长远打算、要求教育为现实政治乃至党派利益服务、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低下等，都不是传统中国的特色。
百年中国大学，值得说的，实在太多了。比起竞争激烈的中、小学教育（合理不合理另说），大学没有严格的检测标准，几乎是办好办坏一个样——从没听说过哪所大学的教育失败（或曰“破产”）。以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决策方针，很长时间内，大学教育仍是卖方市场——进大学难，无形中掩盖了大学设计及管理中的众多问题。这里有政府的责任，有民间的责任，也有校长、教授们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学术课题的“大学”，不仅仅属于高教研究所，而是属于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
或许有一天，蔡元培的大学理想——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加上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能够真正实现；但在此之前，如何协调西方体制与传统精神、政府行为与民间学术、人文修养与专才教育、大学规模与教学水平、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乃至大学的结构与主体、功用与义务等，随便提出一句，均值得学者们“大书特书”。
对于我心目中的这篇“大文章”，本文只能权作“课题说明”。倘若有朋友迫不及待，非要追问路在何方，我只好开诚布公地回答：不知道。正因为不知道路在何方，方才有必要抛砖引玉。近几年，若干所中国最好的大学纷纷庆祝百年诞辰。很希望借此机遇，好好反省中国的“大学之道”，而不只是沉醉于“一路凯歌”。
记得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曾将大学生活界定为“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
，但愿关于中国大学传统及现状的研究，也不例外。
1997年12月15日于京北西三旗
（初刊《学人》第十三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3月；曾收入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大学十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