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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学者注意到产生于“轴心时代”的几支大的伦理、宗教传统都在进一步发展，而且肯定在21世纪将继续发展。他们自然想到，产生于同一时代的儒学传统会不会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70年代后，“工业东亚”的经济起飞，也使人们对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过程及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产生了极大兴趣。在这些讨论中，一方面对儒学的价值有了重新了解，另一方面也似乎存在着一种对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学复兴的期望，当然这种复兴是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和非意识形态化的意义上。
儒学的价值如何，这是“理”的问题，其能否发展则有“势”的因素参与决定。要估计中国传统哲学能否进一步发展，必须了解传统哲学及其研究的现状、影响它发展的实际因素、它所面临的外部挑战。宗教信仰和活动在中国仍受法律保护，可以相信，佛教及道教在中国将继续存在发展。而缺少外在宗教形式和众多大众信徒基础的儒教能否或如何继续发展，就须加以讨论。虽然，如李泽厚指出的，儒家思想由于渗入大众观念、习俗、思维、情感、行为，而变为民族共同心理状态，并转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
但是，广大民众对儒家来说并不是自觉认同的信徒，而历来儒学运动的直接基础都是来自饱受儒经训练的知识阶层。今天，与儒学有关系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从事中国哲学思想研究领域的学者，加上民间对文化传统有强烈承诺的人士，总体的数量不仅根本无法和产生了新儒家的宋明时代儒学知识分子的群体相比，而且从事研究的学者的态度与古代士人的献身“闻道”的心态也完全不同。因此，在可见的将来和多元文化环境中即使能迎来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它也必定与第二期有许多极为不同的特点和形式。
宋明时代的儒学思想家都是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儒学能否对当代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产生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决定于儒学自身的人文价值，而更多地决定在它的外在功效，即能否对中国当前的问题作出直接的贡献，对危机的挑战作出积极的回应，尽管这种要求并不合理。
现代化可以说是儒学在“五四”以来遇到的最大的历史挑战。中国现在最大的课题是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改革和现代化已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人们普遍意识到，必须使这个庞大的国家的经济制度变为一种有活力而又理性化的经济体制，同时执政党和政府强调保持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与人道原则。“改革”时代谈论文化传统，很容易使人想起2500年前中国面临制度改革（“变法”）时的情形，特别是当时的思想文化冲击——儒法斗争。70年代初期“四人帮”曾可笑地把儒法斗争推广到整个中国哲学思想史。不过，冷静地考虑一下，当代儒家学者如果力图在当下重建或复兴儒学传统，可能会发现，他们面临的处境与战国时代的儒家差不多，即儒家作为一种价值理性的文化对于经济制度的改革常常难以提出具体的方案，而这种改革又成为特定时期社会公众及知识分子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在历史的发展中，每当社会面临这种情况时，儒学就要面临一次危机，受到一次严峻的考验。
但从另一个角度历史地看，虽然儒家思想运动的高潮是在先秦和宋明，而许多学者已指出，汉唐儒学在经学、史学、礼学方面不仅有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在确立经典的权威及把儒学观念制度化，使社会组织化和礼仪化等实践层面作出的贡献都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一方面汉唐儒学发展的意义也许并不低于宋明儒学。因为如果没有汉唐儒学在社会实践方面的发展基础，就不可能巩固儒家的地位。从这个观点看，也许可以这样说，对未来儒学的发展，首要的也许不在于要求有一个高度思辨的哲学运动，而是要求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与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在社会实践方面相配合，以适宜的形式保持自己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如果仅从“理”而不是“势”来看，要求以价值理性为主体的儒学为以工具理性发展为内容的经济改革作出具体贡献是一种苛求，因为价值传统并不因为它不能提出具体改革方案便失去自己的内在价值。儒学在改革和现代化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不在于能否为改革提出具体设计，而在于提出某些可接受的与现代化改革相配合相补充的伦理价值与人文主义世界观，以帮助引导当代中国人的一般精神方向。近年一些浅视的评论家提出“向钱看”的口号，企图以此作为改革时期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精神动源，这是十分可笑的。问题不在于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应不应使人有利益动机（这种动机本来就是人性的一部分，只要在适宜的环境中即可表现），而在于任何一种主张对金钱和物质利益绝对追求的思想都不应该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思想，更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传统。反过来说，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也绝不可能由推行金钱挂帅的思想来建立。企图依靠推行某一种思想去推动生产而不认真研究制度结构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向钱看”与“政治挂帅”犯的是同一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的错误。
儒学本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传统，因受西洋哲学唯智主义的影响，当代中国的哲学常常与普通人的生活距离太远。哲学家们只讨论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问题，人和人的“生存”问题常被漠视。正如罗蒂（Richard Rorty）所说，现代文化的一个现象是诗人与小说家取代了哲学家成为青年的道德导师
，当代中国哲学的社会功能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文学家与文学评论家所替代。哲学家放弃了回答人们普遍关切的人生价值、意义及各种社会伦理问题的责任，是哲学“贫困”的一个根本原因。儒家传统本来不注重本体的思辨，而是注重文化、人生与社会的关怀。只有有效地“干预”生活来影响公众，而不是仅仅建构一种新形而上学，才可能真正复兴那“活泼泼底”儒学。同时，在历史上，每代儒学影响的建立都是和该时代儒学大师的人格风范分不开的。宋明理学产生时并不是靠它的体系而是靠新的人格取得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中国人常常是通过对一种学术的“人化”即体现此种学问的人格形态来决定对此种学术的态度。只有深刻地解答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根本问题，恢复儒者参与、投入的传统，重建有吸引力的精神人格，才能恢复儒学的感召力。
儒学并没有死亡，不仅冯友兰、梁漱溟依然在从事哲学写作，比他们晚两代的学者也比“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更为成熟。他们不再仅仅是在感情上认同传统，而是经过了深入思考，在理性上对儒学进行了批判的审查之后，重新确认了儒学的价值。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儒家思想在道德伦理、文化教育方面对人民的影响虽然在层次上被降低或变形，但并没有根本消失。儒学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只是，在全民族急切要求现代化的氛围中，在李泽厚称之为“实用理性”的急剧膨胀的面前
，儒学发展的合理性能否成为现实的必然性，是值得怀疑的。“理”常常不得不向“势”让步。
若干年前，当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冯友兰，一位最著名的当代中国哲学家、致力于新理性主义哲学的现代儒者，指出“中国特色”并不像桌子的油漆颜色一样可以随意涂抹，“中国特色”必然是深深植根于民族的历史发展和精神传统。他强调，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古典哲学中汲取它的精神资源，中国哲学应当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来源。他认为宋明理学达到高度表现的中国文化精神应当进一步发扬光大。
他还指出，公元前5世纪前的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古有今。他引用了一部古老经典上的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对中国历史文化有深切了解的学者相信，中国虽然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但它的生命不断更新，这一过程与儒家哲学经典《周易》的基本观念“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是一致的。
儒学的中庸精神和价值理性原则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精神方向上有所不同，对于工具理性的建构，儒学也很少可能有积极贡献，这使儒学在当代发挥影响遇到很大困难。然而，如果越过这一转变体制的过程而长远地看，正像越过战国时代的变法而审视秦汉到明清的历史发展，我们对儒学的前景不必丧失信心。儒家伦理文化对于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说，正如调节和制动系统对于动力装置，当最大的问题是动力不够时，过分注意制动将使加速成为不可能。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动力系统需要改革。然而，一旦社会建立了良性动力系统结构，调节的问题必然日益突出。人类社会，改革是短期的，制度变革后的稳定发展是长期的。注意西方国家在后工业社会的种种问题，如过度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由此而来的人际关系的疏离、个人的孤独忧惧，可以认为，一旦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儒家传统的再发展一定会到来，那时候，浮面的反传统思潮将会消失，代之而起的必然是植根于深厚民族传统的文化复兴。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思想的复兴的最大条件就是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