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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但直到“五四”前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传统思想的全面危机才真正到来。从纯粹学术的观点看，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抨击多失之激烈与偏颇，但“五四”的反传统思潮真实地反映了一个事实，大多数的青年知识分子确认固有的传统文化对于复兴伟大民族的目的不能有所贡献反而造成阻碍，而摆脱列强压迫、复兴中华民族，成了知识分子面临的急迫任务。由此来看，不论“五四”前的“中学为体”，还是“五四”时的“全盘西化”，源出于一个共同的民族主义意识。这真是一个“吊诡”，激烈否定民族文化传统正是基于强烈要求复兴民族国家的危机意识。这种心理几乎支配着从“五四”到今天的每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激动着他们的热血和激情。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很少有像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的那种民族生存前景的危机感和对民族振兴与现代化的急迫关切。
然而，并非20世纪以来每一时期的知识分子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使国家现代化上面，这是由于他们常常不得不面对一些更急切的内外问题。近代中国的军阀混战、饥荒流行、经济混乱和外部侵略，以及由此导致的人民生活的痛苦不堪，使得知识分子首要考虑的是谋求结束国内混乱、外来侵略的有效途径，而不是如何建立起一个走向现代化的良性政治经济制度。反对“内忧外患”的“救国救民”成了近代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若从“现代化”的角度看，长期以来中国人的现代化观念是比较褊狭的，认为现代化或赶上西方就是在国家军力上赶上西方。1949年以后，国家的主要关切还是如何建立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这是近代中国受屈辱受欺负的历史遗留下来的国家意识。
诚然，建设强大独立国家的愿望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宣告之后已基本实现。5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及70年代中期，政府也都提出过现代化建设的任务，但是当时的领导人与多数知识分子对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展还十分陌生，对他们来说，钢铁和粮食的产量足以代表经济现代化的一切。直到1978年以后，中国站在“文革”的废墟上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走出封闭的国门，走向已十分陌生的世界，当我们惊讶地面对一个远非“水深火热”的现代化西方世界时，人们才开始了解“现代化”所包含的广泛而又深刻的含义。同时，沉重地、痛苦地意识到中国在社会发展方面与现代西方国家的巨大差距，和由此产生的危机感与生存压力，虽然不是来自八国联军的船坚炮利，却丝毫不比19世纪弱一点，相反，它的普遍性却是19世纪无法相比的。80年代北大学生提出的“振兴中华”，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入中国时的图强口号在内容上已有很大的不同，包含着要使整个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以及政治结构、文化观念赶上西方先进国家。“现代化”——这个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终于被大多数中国人意识到了，并第一次成为知识群体的自觉，这也是当代中国改革和文化运动的大背景。
对现代化的急迫要求，导致了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反传统的情绪。在文化上，一方面是具有较深文化素养的学者认同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另一方面是青年知识分子强烈地全盘反传统以促进现代化的急功近利主义，两方面构成的复杂相互关系是近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值得注目的现象。“五四”时期的激进派站在急功近利主义立场上对儒学与传统文化进行文化批判，而这种批判就其本质上说并非从西方学术立场上作出的深刻剖视，只是把整个文化传统看成与现代改革完全对立的巨大历史包袱，要传统文化对中国的落后负全责，以为经过简单激烈的决裂才能对中国面临的问题作出贡献。在传统思想中儒学是遭受批判最严厉的一家。然而，从思想上说，这种因急于促进振兴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所导致的对儒学的猛烈批判，又正是批判者深受儒家忧国忧民天下思想的影响。如果没有儒家这种把民族和社会关切视为最高道德义务思想的影响，他们对儒家的批判就不会那么激烈。“五四”文化批判的基本偏失在于，一方面把狭隘功利主义引入文化领域并作为评判文化价值的标准，一切与富国强兵无直接关联的人文价值均遭排斥；一方面不能了解价值理性在文明发展中的连续性，把价值传统当做与现代完全对立必加去除的垃圾。遗憾的是，这些偏失不仅未能得到认真重视，而且仍然是近年新的文化批判运动的历史回声。
近年来的文化批判在许多方面与“五四”时期相似，反映出文化近代化运动的一些共同特征。但新的文化批判更多地着眼于社会批判，这使得他们的批判具有一些含混不清的特点。一些有影响的理论活动家也加入了批判传统思想的行列，他们激烈批判现代封建主义固然言之成理，但把政治生活中的弊病统统或仅仅归结为传统思想的残余影响，其结果不但容易把现实问题转移为传统问题，把制度问题变换为思想或文化问题，而且“封建主义”的笼统观念下无法区分意识形态与人文价值，再加上一种缺乏远见的急功近利的文化政策和这种政策下造成的文化迷失，中国文化的发展将面临内在的危机。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深厚文明传统的国家，传统的根本遗失是不可能的。在“造反有理”风行的时代，实际上却没有人真正考虑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传统的危机只是来自外在的破坏力；今天则不同了，改革所遇到的困难，对现代化的迫切要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个思想文化时代的过去，全盘西化思想的影响，这一切使得“五四”以来的一个新的反传统思潮正在发展。自觉的反传统意识，如果不是情结的话，也支配着当代中国大部分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而一种盲目的、冲动的、普遍的反传统思潮，不仅是对任何试图复兴传统思想努力的最大挑战，由此引起的传统、文化、价值和权威的全面失落，是十分危险的，对现代化及改革本身也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