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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学者曾习惯应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模式描述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中国发展。
近几十年，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
这不仅因为汤因比（Toynbee）的挑战回应理论不断受到批判审查，而且因为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课题不能归结为对西方代表的近代文明作外在的回应，而是要通过自身的现代化解决彼此的冲突。然而，就宏观文化的角度而言，处于前现代的中国文化如何对现代化的西方文化作出创造性的回应，一直是近代中国文化的一大课题。基本上，根于深厚的精神—文化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顽强的文化认同，与出于对现代化急迫关切而产生的反传统意识，这两个方面的起伏交叉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
早在350年前儒学传统即曾与西方基督教发生接触，但只是到19世纪中叶才真正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与逼迫。自此，儒教中国的文化发展一直与以某种强大压力为形式的西方文化结下不解之缘。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冯桂芬也主张向西方学习。他们相信只要掌握了西方的军工技术，传统的儒教中国仍能保持中央大国的地位。后来徐寿、李善兰提出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必先学习几何、数学和物理，此后与洋务运动相伴，办学校、设议院、工商立国等主张相次出现，这表明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人通过科技、实业、民主几个环节对整个西方近代文明有了逐步深入的了解。然而，且不说魏源“制夷”的提法，冯桂芬、王韬都主张“器变道不变”，郑观应也讲“中学为本，西学为末”。张之洞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几乎为整个洋务派所接受，成了一种相当有代表性的普遍意识。另一方面，洪秀全、康有为以及孙中山，这三个革命家的空想社会主义似乎也都表现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社会主义（Confucian socialism）的联系，特别在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所有这些也都显示出一种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义。在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文化的民族主义与政治的民族主义是交叉的。近代一位极著名的学者王国维曾把他“爱所不信，信所不爱”的心态描述得淋漓尽致，列文森认为这相当有代表性地反映出早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理性上承认西方文化长处，但在感情上排拒它；在感情上爱恋传统文化而在理性上排斥它的矛盾心理。
但这种心理只有在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两方面才能彻底理解。
从这点来看，中国在近代选择了西方政治文化中最激烈的批判思想——马克思主义，即使在文化上，也是有理由的，因为它比较契合以“实质合理性”为内容的儒学社会主义的精神传统
，又能使受到强力压迫的文化民族主义得到满足。
就文化本身来说，近年一些学者鉴于西方文化一百多年来进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困难，提出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可能需要几百年时间，正如中国人接受、消化源于印度文化的佛教曾经历经数百年一样。
确实，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与外来文化的撞击约始于公元4世纪，虽然有文献提到东汉时佛教已传入中国，但佛教真正生根中国是在魏晋南北朝，而佛教变为真正中国化的佛教则在七八世纪即华严、天台和禅宗几支中国佛教流派形成时才完成。那时的中国人也是把佛教的产地印度称为“西方”的。我所要补充的是，这个例证并非表明所有不同文化的融合都需要几百年，毋宁说显示了中国文化由于它的深厚传统和辉煌发展滋养了一种坚固的文化民族主义，从而决定了它对外来文化的真正吸收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并且不可能轻易放弃文化的主体性。
基于此点，一个彻头彻尾的西方哲学能真正支配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难以想象的。唐代佛教中完全印度化而受政府大力支持的唯识宗寿命最短，而真正中国化的禅宗大行其道，便是最好的例子。11世纪开始发展的新儒学（宋明理学）是对源于印度、化于中国的佛教思想挑战的一个创造性回应。宋明理学虽然吸收了佛教文化的精神营养，但延续并发展了古典儒学传统，并进而成为“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
。佛教尽管渗入中国及东亚文化的各个层面，中国仍被称为儒教中国，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依然基本上是儒家的，人们并不认为工业东亚是佛教文化圈，而称之为“后儒家文化地区”
。当然，没有佛教也就没有支配中国人精神生活八百年之久并对东亚产生巨大影响的宋明理学。正是为了对佛教思想的挑战作出回应，新儒家发展了古典儒家未能充分发展的本体论、心性论和修养论，从而使儒学本身得到新的发展。从这点来看，中国文化可能无捷径可走，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只有历经了像理学对佛教的扬弃和批判那样，深入消化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又能对其弊病加以批判和否弃，同时创造地转化固有文化的优秀精神传统，中国文化或儒学的“第三期发展”
才可能到来。
因而，消化西方哲学的结果必须产生出有中国特色的新哲学。正像宋明儒者，“出入于释老”，仍要“归本于孔孟”。传统与创新已成为当代世界各民族生活的共同主题。回顾近代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发展，虽然“五四”时代全盘西化的思潮盛行一时，但反传统主义在“五四”以后的三十年间对学术界影响十分微弱。1919年至1949年的中国杰出学者所做的哲学工作都是把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加以结合，如冯友兰用新实在主义重新诠释朱子哲学以建立“新理学”，贺麟从德国唯心主义的观点阐释阳明心学以建立“新心学”，即使是金岳霖也仍力求某种“中国味”，熊十力的“中国特色”更为明显。
现代中国哲学中有成就的哲学家都是对西方哲学加以吸收改造并与传统哲学相结合。甚至毛泽东本人的哲学不仅与传统哲学的理事、知行、两一思想有继承关系，而且也一贯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具体实际当然也包括思想文化传统作为既定前提的事实。甚至在某一意义上，毛泽东思想（包括刘少奇、周恩来）也可以说是批判吸取了儒家积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文革”前的“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还是“文革”中的“斗私”、“破私立公”，对一般的中国民众来说，毛泽东的教导与传统儒家的圣贤教导亦有共同之处，毛泽东的《语录》和刘少奇的《修养》都提示出毛泽东思想在伦理功能上被中国社会用以替代传统儒学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意义上的不自觉的中国化，与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主体性趋向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