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语言转向

阿佩尔曾经这样总结西方哲学的发展：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本体论，从近代开始，哲学注重的是认识论，到20世纪，哲学注重的是语言。这个说法大概已经妇孺皆知。本体论要确定的是“什么东西存在”或“什么是实在的基本存在形式”。认识论要确定哪些东西是我们能认识的，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些东西的。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可以看做一种进展，我们不再独断什么东西存在，而是通过对人类怎样认识世界来确定什么东西存在。沿着这样的线索，我们也可以把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看做一种进展：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认识存在——而“意义”的首要载体就是语言。所以，阿佩尔的说法既可以看做一种描述，也可以看做一种主张：哲学归根到底是对语言的思考。例如达米特就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把语言哲学而不再是把认识论置于哲学的中心。

当然，无论用什么模式来概括历史，都不可能事事解释得通，不过，20世纪哲学经历了一个“语言转向” ，这是大多数论者都能同意的。“语言转向”不仅属于本书所介绍的分析哲学传统，由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所代表的现象学—解释学传统也经历了这一“转向”，实际上，从“现象学”这个名号转变为“解释学”也可以看出这一流派越来越重视语言问题。西方最重要的哲学流派都走上了通向语言的道路，当可说现代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转向”。有鉴于此，不少论者认为20世纪哲学和对语言的哲学探讨成了同义语 。不过，说到语言转向的具体缘由，人们的看法就不那样一致、清楚了。人们经常提到的有以下几条。

一、新逻辑的发现。

二、对古典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厌倦。这一点罗素表达得极为鲜明，他说“当时有一种革命的情绪，一种解放的感觉”。维也纳小组的青年人更加充满激情，他们认为，对命题意义的研究将代替对认识能力的研究，传统的认识论将从此消失，哲学将不再纠缠于那些不清不楚的问题，凡是可以表达的，就可以表达清楚，“原则上没有什么不能回答的问题”，所谓回答不了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问题，而是一些无意义的语词排列 。哲学不仅发生了革命，而且是一场最终的革命，一场一劳永逸的革命。在哲学世界之外，我们经历过同样的激情。当然，也经历过“革命之后”。后来，维特根斯坦引用涅斯托伊〔Nestroy〕的一句话作为他《哲学研究》的题词：“依其本性，进步看上去总比实际上更为伟大”，可以说为这种革命热情浇了几滴凉水。

前两点可以合在一起看，新逻辑的拥护者发现，借用新的逻辑手段进行语言分析，可以揭示出古典哲学中的很多混乱，批驳过去的很多论证，他们相信，借用这些逻辑手段将能够建立新型的哲学论证和新的哲学。

三、反对哲学中的心理主义。无论是分析哲学的开山鼻祖弗雷格还是现象学的开山鼻祖胡塞尔都极力反对心理主义。对心理活动的解释总难免主观成分，对语言—命题的意义却可以进行客观的研究。

四、语言科学的建立和进步。这一点可以从洪堡、索绪尔、乔姆斯基等人对现代哲学的影响看到。

我们看到，上列的前两条并不能解释现象学—解释学传统的语言转向。而且，这些动因以及此外的动因究竟在造就语言转向时占了何种分量，仍没有一致的意见。

阿尔斯顿在他引论式的《语言哲学》里提到“对语言哲学有着特殊干系的转变”：“传统上人们总是觉得，概念分析的工作无论怎么重要，那毕竟是一项初步的工作，哲学家的终极任务是获取对世界的基本结构的充分理解、获取关于人类活动和社会组织的一套充分的标准。”但是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这些任务可以由哲学家坐在沙发上完成，也许还只有概念分析适合于哲学家去做，而概念分析当然“总是牵涉到语言的” 。我认为这是解释“语言转向”的最重要的角度。在古典时代，哲学和科学是一回事。亚里士多德把哲学定义为关于真的科学，这是哲学家亦即科学家的事业，他们一方面扩展知识的领域，另一方面通过概念思辨使得不断扩展的知识得到理解。然而，科学的发展使得古典的求真概念受到挑战。求真这项伟大的事业似乎已经逐步由近代科学去独立进行了。然而，近代科学的求真活动主要是通过技术性概念推进的，基本脱离了自然概念的思辨。〔人们一般是反过来说的：科学活动把概念思辨驱逐了。〕现在只剩下两件事情适合于概念思辨，一是探索实证方式没太大作为的那些领域，如伦理生活、艺术生活等等，一是沟通科学理解和自然理解，亦即努力使技术性概念获得非技术性的理解。认知的进展割开了科学和哲学，割开了实证求真和概念思辨的领域，割开了科学家和哲学家。今天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已经不再是以往意义上的科学家—哲学家。不是哲学家转向了概念思辨的领域，而是现在有了一块和实证求真活动相分离的概念思辨领域，留给哲学家管理。概念思辨本来就主要是在语言分析层面上进行的， 当概念思辨明确成为哲学的主要工作，语言转向也就自然而然发生了 。 wrf0LPJKOTK/X3onqfBWy+SLzWTh1XhUjYlVTJqYzvT8C6tr05utJPuGLgohPDJ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