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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佩尔曾经这样总结西方哲学的发展：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本体论，从近代开始，哲学注重的是认识论，到20世纪，哲学注重的是语言。这个说法大概已经妇孺皆知。本体论要确定的是“什么东西存在”或“什么是实在的基本存在形式”。认识论要确定哪些东西是我们能认识的，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些东西的。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可以看做一种进展，我们不再独断什么东西存在，而是通过对人类怎样认识世界来确定什么东西存在。沿着这样的线索，我们也可以把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看做一种进展：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认识存在——而“意义”的首要载体就是语言。所以，阿佩尔的说法既可以看做一种描述，也可以看做一种主张：哲学归根到底是对语言的思考。例如达米特就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把语言哲学而不再是把认识论置于哲学的中心。
当然，无论用什么模式来概括历史，都不可能事事解释得通，不过，20世纪哲学经历了一个“语言转向”
，这是大多数论者都能同意的。“语言转向”不仅属于本书所介绍的分析哲学传统，由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所代表的现象学—解释学传统也经历了这一“转向”，实际上，从“现象学”这个名号转变为“解释学”也可以看出这一流派越来越重视语言问题。西方最重要的哲学流派都走上了通向语言的道路，当可说现代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转向”。有鉴于此，不少论者认为20世纪哲学和对语言的哲学探讨成了同义语
。不过，说到语言转向的具体缘由，人们的看法就不那样一致、清楚了。人们经常提到的有以下几条。
一、新逻辑的发现。
二、对古典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厌倦。这一点罗素表达得极为鲜明，他说“当时有一种革命的情绪，一种解放的感觉”。维也纳小组的青年人更加充满激情，他们认为，对命题意义的研究将代替对认识能力的研究，传统的认识论将从此消失，哲学将不再纠缠于那些不清不楚的问题，凡是可以表达的，就可以表达清楚，“原则上没有什么不能回答的问题”，所谓回答不了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问题，而是一些无意义的语词排列
。哲学不仅发生了革命，而且是一场最终的革命，一场一劳永逸的革命。在哲学世界之外，我们经历过同样的激情。当然，也经历过“革命之后”。后来，维特根斯坦引用涅斯托伊〔Nestroy〕的一句话作为他《哲学研究》的题词：“依其本性，进步看上去总比实际上更为伟大”，可以说为这种革命热情浇了几滴凉水。
前两点可以合在一起看，新逻辑的拥护者发现，借用新的逻辑手段进行语言分析，可以揭示出古典哲学中的很多混乱，批驳过去的很多论证，他们相信，借用这些逻辑手段将能够建立新型的哲学论证和新的哲学。
三、反对哲学中的心理主义。无论是分析哲学的开山鼻祖弗雷格还是现象学的开山鼻祖胡塞尔都极力反对心理主义。对心理活动的解释总难免主观成分，对语言—命题的意义却可以进行客观的研究。
四、语言科学的建立和进步。这一点可以从洪堡、索绪尔、乔姆斯基等人对现代哲学的影响看到。
我们看到，上列的前两条并不能解释现象学—解释学传统的语言转向。而且，这些动因以及此外的动因究竟在造就语言转向时占了何种分量，仍没有一致的意见。
阿尔斯顿在他引论式的《语言哲学》里提到“对语言哲学有着特殊干系的转变”：“传统上人们总是觉得，概念分析的工作无论怎么重要，那毕竟是一项初步的工作，哲学家的终极任务是获取对世界的基本结构的充分理解、获取关于人类活动和社会组织的一套充分的标准。”但是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这些任务可以由哲学家坐在沙发上完成，也许还只有概念分析适合于哲学家去做，而概念分析当然“总是牵涉到语言的”
。我认为这是解释“语言转向”的最重要的角度。在古典时代，哲学和科学是一回事。亚里士多德把哲学定义为关于真的科学，这是哲学家亦即科学家的事业，他们一方面扩展知识的领域，另一方面通过概念思辨使得不断扩展的知识得到理解。然而，科学的发展使得古典的求真概念受到挑战。求真这项伟大的事业似乎已经逐步由近代科学去独立进行了。然而，近代科学的求真活动主要是通过技术性概念推进的，基本脱离了自然概念的思辨。〔人们一般是反过来说的：科学活动把概念思辨驱逐了。〕现在只剩下两件事情适合于概念思辨，一是探索实证方式没太大作为的那些领域，如伦理生活、艺术生活等等，一是沟通科学理解和自然理解，亦即努力使技术性概念获得非技术性的理解。认知的进展割开了科学和哲学，割开了实证求真和概念思辨的领域，割开了科学家和哲学家。今天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已经不再是以往意义上的科学家—哲学家。不是哲学家转向了概念思辨的领域，而是现在有了一块和实证求真活动相分离的概念思辨领域，留给哲学家管理。概念思辨本来就主要是在语言分析层面上进行的，
当概念思辨明确成为哲学的主要工作，语言转向也就自然而然发生了
。
一般认为，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是：一、 语言和世界的关系 ；二、 语言或语词的意义问题。 哲学问题总是互相勾连的，上面提到的两个大问题是近邻，甚至可以说是从两个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例如，要知道一句话是真是假，我们就得察看实际情况〔语言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但仅仅察看实际情况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得懂得这句话的意思〔语句的意义问题〕。这个说法看来简单明了，但进一步的思考会把我们卷入一些难解的争论。有人认为，意义问题在先，在这里是说，我们首先得懂得这句话，才知道去察看什么，以及看到什么就证实这句话是真是假。然而，语句怎么就有意义了？从何处获得意义？有些哲学家提出了意义的成真条件理论：了解一个句子的意义就是知道它在何种情况下为真，这样一来，是否为真的问题在先。
但单说语句为真与否，也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一个句子可能在这个场合为真在另一个场合为假，例如 美国现任总统是尼克松 1972年时为真而1992年时为假，这就引向句子和命题的区分。真命题内部的区分也是一个热点问题，有的句子似乎无关世界而始终是真的，例如2×2＝4，有的句子却要看世界上实际发生的事情如何，例如 老子是孔子的老师 。这就把分析和综合或经验这对老范畴引入了讨论。分析句子大致可以理解为逻辑句子，逻辑的中心问题是推理：我们不必每一步都去察看现实，只要前提为真，推理程序有效，就可以达到真结论。逻辑是怎样使推理具有保真（truth preservation）性能的？只靠建立正当的程序吗？抑或需要首先理解语词和语句的意义？经验句子为真在于符合事实，这就要求我们对“事实”进行思考，原子事实、分子事实这些概念应运而生。然而，很多句子有意义却无所谓真假，例如“把门打开”，于是就有陈述句、以言行事这样的区分。
但是，我们通常的确还不知道一句话是真是假就先了解其意义。这是怎么做到的？一个主要设想是从构成语句的词语获得。然而，词语从何处获得意义？这就引向词语的指称和意义问题。
诸如此类的问题构成了语言哲学的大致范围，我们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组织这些问题。所谓“基本问题”，只是约定俗成的名号。各个基本概念之间由问题本身紧密连接，如“是、存在”，“意义、指称”，“迈农悖论”和“特称描述语理论”。无论从何处入手，都会遇上这些问题，本书将从多种角度重述这些问题并把讨论推向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