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北大哲学系准备编写一套哲学系列教材，系里让我写语言哲学一部。语言哲学是20世纪哲学最重要的一支，我好几年来常开这门课，于是应下来。

有两种基本的框架可供选择，一是以哲学家为线索，一是以问题为线索。两种框架各有利弊，本书做了混合式的安排：前面的四章谈论语言哲学的背景、简要介绍语言哲学的一些基本论题，中间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共九章依次阐论20世纪一些最重要的语言哲学家。此后，第十四章先扼要介绍以往哲学家对专名问题的看法，进而探讨指称/意义这一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第十五章先扼要介绍语言哲学发展后期几位哲学家对隐喻的看法，进而探讨字面/隐含这个基本问题。第十六章从整体上探讨语言和现实的关系，概述了我对语言哲学的一些主要问题的看法。我多年来思考这些问题，颇有心得，写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机会，我可以联系前面各章的一些论题提出我的部分相关见解。最后一章是极为简短的总结。

是多介绍几个哲学家，还是为所介绍的哲学家多介绍一些内容？选择哪些哲学家？事先颇费踌躇，写作过程中也常加调整。摩尔、艾耶尔、达米特是否应当各自单列一节？是不是应当专设一节讨论格赖斯对“意义”的考察？专设一节讨论卡茨的意义理论？也许应当为戴维森专设一章。限于篇幅，我只能选择不多的几个。权衡到最后，设专章的有索绪尔、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蒯因〔这一章里有一节是谈戴维森的〕、乔姆斯基，设有一节或几节的有塔斯基〔第四章〕、卡尔纳普〔第九章〕、莱尔〔第十一章〕、奥斯汀〔第十一章〕、戴维森〔第十二章、第十五章〕、克里普克〔第十四章〕、塞尔〔第十五章〕。另一些哲学家如摩尔、石里克、斯特劳森、艾耶尔、普特南、唐奈兰、莱柯夫，没有设立专章或专节加以介绍，但在某一专题讨论中介绍了他们的相关见解。本书为维特根斯坦一个人设有两章，一章介绍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哲学及其中期发生的转变，另一章讨论他的后期哲学。维特根斯坦思想的重要性、他在语言哲学史上的巨大影响以及他前期思想和后期思想的明显差异可以为这一安排提供辩护。另外应当稍加解释的是，我为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分别专设一章，尽管我们倾向于称他们为“语言学家”而不称为“哲学家”。导论里有一节会谈到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关系，这里只需提到，他们两位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语言本质的思考，是对涉及语言现象的一些最基本概念的思考，他们的学说对语言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何况，他们本来就随时都在讨论哲学问题，以乔姆斯基为例，即使他不是“语言学中的牛顿”〔比克顿语〕，单就他在基本概念层面上与笛卡尔、康德、维特根斯坦、蒯因、克里普克的讨论而言，已经该是语言哲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了，甚至有人把他称做“第二次语言转向” 。只不过，一个思想家若同时也是某个专业的大师，我们会“依据醒目特征命名”，用这个专业来称谓他，把“哲学家”这个名号留给那些未在专门领域中做出贡献的思想家，然而从实质上说，索绪尔和乔姆斯基，或者韦伯、汤因比、哈耶克、贡布里希，他们之为哲学家，殊不亚于一般所称的哲学家。

即使本书为不多的几个人物设立了专门章节，这些章节仍远不足以展开他们所有的主要论题，例如卡尔纳普的逻辑句法，维特根斯坦论遵循规则，本书都没有专门阐述。此外，列在某人名下的往往不仅是对该哲学家学说的综述，也包括他的某些主要观点引起的讨论，只是为简洁计我才用“罗素”这样的章名来代替“罗素及其他”。

在我看来，语言哲学后期对不少具体论题的讨论更加深入，例如戴维森关于因果与表述式关系的讨论，戴维·刘易斯、克里普克等人关于必然/可能的讨论，莱柯夫关于样板效应〔prototype effect〕的讨论，万德勒关于英语中各种全称量词之间的区别的讨论，但本书还是比较偏重19世纪末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哲学家。一个原因是我认为这个时期是语言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最有影响的时期，70年代之后，认知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等领域的研究逐渐比语言哲学更多地吸引了哲学界的兴趣，至少使得语言哲学不再占有统治地位。另一个原因是此后的语言哲学理论差不多都是在此前理论的影响下形成的，他们的探讨和争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前期的几种大框架为参照系的，若不熟悉前期的这些理论，就不大容易充分了解后期讨论的旨义。所以我愿首先把这些理论的要点勾画出来，并尝试指出它们的得失。也许本书应当扩大至少一半的篇幅，以便更详细地介绍近二三十年以来哲学家们在语言哲学领域中的工作。这不大现实。我只能希望在另一本书里更详细地介绍近些年来语言哲学领域的具体研究。

虽然本书采用了混合式的框架，依次介绍了几位重要的语言哲学家，但本书不是语言哲学史，从根本上说，这本书是问题导向的。我多年来沉浸于哲学思考，对前辈哲学家提出来的主张和问题，我有自己的想法、倾向、论证。所以很自然，介绍某一哲学家时，我不是去罗列他的全部主要观点，而是就他的一个或几个主要论题展开讨论。我认为一个哲学家持何种观点相对说来不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为什么持这种观点，他如何论证他的观点。我希望对这些观点的讨论和争论有助于读者了解相关哲学家的要旨何在。

介绍某一观点，我通常用复述的方式而不大量引用原话，这有几个原因：一、作者本人提出一个新思想，不一定是以最简洁易懂的形式表述出来的；二、一个作者对他的重要论点通常有多种阐述，专门研究不妨探讨这些阐述的异同，普通教程只要综述其要旨就可以了；三、西语汉语差异很大，原来挺清楚的论述，变成汉语不一定那么清楚，引用译文往往还不如复述明白；四、相同或相似的概念，不同哲学家经常采用不同的语词来表达，这会给初学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综述有时能避免这层麻烦；五、最后的但并非更不重要的考虑是，读者现在很容易找到经典论述的译文甚至原文。不过我还是要提醒读者，任何介绍都不能代替原著。大师本人的经典论述才是其观点的最权威表述，即使其中的拖沓和含混也提供了理解其观点的重要线索，就此而论，没有任何更清楚更简洁的复述能够代替原论述。本书只是辅导材料，认真的探究必须以原著为依据。

我一般只为直接引语注明出处。例如，在讲解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语法的时候，所有的英语例句都是从乔姆斯基的文著或其他讲解该理论的文著中引来的，但我不为这些例句一一注明出处，否则会相当繁乱，对读者也没有什么益处。当然，这些例句所从出的文著我都会列在参考书目中。参考书目有两类，第一类是每一章的参考书，我列在每一章最后。这类参考书我选得很少，一般都作一简短说明，评价都直率，是我个人的意见，当然只供参考。很多外文书国内不好找，列出来意义不大，我只列出最重要的，以及比较新的、带有较完备参考书目的。有心的读者可以在我所列的参考书中找到更多的参考书书目。在网上搜索还可以得到更详尽的书目。第二类是本书引用过的文著的目录，作为附录放在书后。所引的文著既然都已收入参考书目，注明引文出处的脚注中就不再注明该书版本，以节省篇幅。引用集子中的某篇文章，我在脚注中注明这篇文章的题目而不是这个集子的名称，例如弗雷格的《论意义和指称》载于《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我在脚注中注出的是《论意义和指称》而不是《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虽然后面跟着的页码当然是《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的页码。读者在参考书目中可以查到我是从哪个集子中引用这篇论文的。我一直觉得“全集本第某卷某页”这种脚注只有索引功能，不提供直接的信息。

外语文著只要我有中译本，我就注中译本，我想这样读者查找起来比较方便。较真儿的读者自可以从中译本转查原文。不过，我很少直录已有的译文，有些段落，我的译文和所注明的中译本的文字相差很多。这有时是因为每一译者只要求术语的译法在他那里是统一的，不大会考虑和别的译者的译名是否统一，而这本书却要求译名一以贯之。有时则因为我觉得原译不太妥帖，甚至译错了。

本书的一大部分内容是介绍语言哲学的“知识”。虽然哲学活动在那些没有惟一答案的思想领域里，但研究哲学也需要一些专门的知识，这主要是指从前的思想者提出的一些重要表述已经成为哲学工作的惯常表述，例如弗雷格提出意义和指称的区别，无论他提出这一区别所要表明的确切思想是什么，无论这一区别导致多少需要进一步深究的问题，这一区别的大致内容已是哲学工作者不能不了解的。

这是一部入门性的教材，读者不需要特殊的知识背景。不过，哲学总难免有点深奥，而且本书有些段落的讨论相当深入，因此，耐心的阅读习惯是必需的。本书的读者，我想多半是具有哲学兴趣的大学本科学生和研究生，以及其他学科中具有相应学养和兴趣的读者。因此，我写作时力求把最基本的论点和争论介绍清楚，多数论题不可能讨论得很详尽深入，不过，我会提供进一步思考的线索，并不回避问题的深度，我一直以为，读浅薄的哲学还不如不读哲学。读者当然会根据自己的学养和兴趣去追踪问题，但我希望我的提示经常是有帮助的。

我也希望读者觉得这本书有意思。在我看，哲学的主要乐趣在于探幽发微，越是曲折幽隐之处越有意思。可惜，教科书难免要写得比较规整。

本教程的内容大概要求两个学期。如果课程安排只有一个学期，作为本科课程可考虑减去第十四章至第十六章，如果作讨论班的教材，则可以反过来以这三章为线索，采用前面各章中的相关内容重新组织本教程。

书是写成了，但认真计较，我不够资格。除了几种欧洲文字而外，我不懂任何其他外族语文。语言学方面，我只是个业余爱好者。我多年前教过符号逻辑，但并不涉及当时逻辑学里的前沿研究，对符号逻辑近些年来的发展更是不甚了了。即使在语言哲学本身的范围之内，也只有维特根斯坦、奥斯汀等少数几个哲学家我长期钻研过，而本书涉及了数十位哲学家的学说，其中不少国内已有专家在进行研究，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当然比我更有资格发言。但语言哲学是20世纪哲学中最重要的分支之一，国内亟需这方面的通论性的教材，我乃勉力为之，疏忽、不当，有待各路专家指正。好在江山代有才人出，希望三五年就会有更高水准的一本来代替我这一本。

很多人对本书的写作提供过帮助。我应当特别感谢我的两位学生，奚正剑和刘畅，他们分别仔细阅读了全稿并提出很多有价值的批评意见。我在此还要感谢“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资助以及“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经费资助。

陈嘉映
2002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