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是一个纷争的理论领域，其中不仅交织着对它的各种不同困惑与理解，而且更充满着对它的批判与解构的尝试。从概念所涵括的范围来说，它包含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学等诸多领域；从时间的跨度上说，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就现代性话语而言，从18世纪后期开始，它“就已成了‘哲学’讨论的主题” ；再从空间的广度而言，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与论争，也早已超出欧美的西方世界，进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在我们国内，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现代性”概念逐渐形成理论界的一个关注热点，有关它的话语也越来越流行，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一时间，这方面的译著相继面世，学术刊物上的现代性专栏也陆续涌现，尔后见到的就是一些研究专著在书店书架上的亮相。

为什么现代性的研究在中国会“热”起来？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不难得出。因为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步入现代化的轨道，开始向现代社会迅跑的时期。因此，伴随着经济与社会方面的现代转型，人们自然相应地关注它的哲学与文化层面的性质与形态，亦即关注它的思维理念、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方面的东西。此外，应当说使现代性问题成为关注焦点的，还有另一个推波助澜的因素，即“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概念的出现及其传入。与“现代性”针锋相对的“后现代性”概念的问世，自然也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并引发了探讨的兴趣。当西方已经开始谈论“后现代性”的时候，我们究竟应当形成什么样的现代性？我们是否能够依据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来达到“扬弃”现代性的目的？甚至还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是否可以超越现代性，直接进入后现代性？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曾经说过，概念构成认识之网上的一个网结。不过，这里我们还应当说，“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概念构成的不是一般的认识网结，而是观察、理解我们的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视点。科学哲学上有句名言——“理论先于观察”。它告诉我们，没有纯粹的观察，任何观察已经预以某种理论为前提，它就像一副眼镜一样，借助它我们得以理解我们所观察的对象，对其作出某种解释。现代性概念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来说，所起的正是这样一种功能。 UX7ELTXn1B0nYD/6fjD2sKN1+PS7Cgh+0IGhrqQEbRD27ChI4uV8MRGmEJitO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