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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惰、不守时和爱要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给出的“非洲印象”。
小窦负责企业的公共关系工作，每天都要和乌干达本地人打交道。我们对他进行了两次采访，每一次他都有说不完的“逸闻趣事”。他把自己多年与非洲人打交道的经历总结成了一系列经验，大多很有效果，因此他得以比其他人更顺畅地与非洲人打交道。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来，“不守时”是最令人头疼的“非洲性格”。家里的水管坏了，打电话给维修公司的人，对方往往会说：“明天上午10点，我准时到你家。”不过，如果你信了，事情将不了了之，因为即使你第二天等一整天，也不会有半个水管工露面。再打电话过去，对方会连连道歉，再承诺：“明天下午2点我一定到！”当然，第二天下午2点，你仍然处于无水可用的状态。
刚到非洲时的小窦，对此无计可施。他不知道应该怎样让自己的水管恢复正常。有一次，他遇到法国使馆某位签证官的妻子，对她谈及自己的苦恼。那位女士是本地人，闻言朗声大笑，拍着小窦的肩膀说：“我的朋友，这太简单了，下次他再说明天上午10点，你马上打断他，问他此刻在什么地方，然后立刻开车去接他，这样他就跑不掉了！”小窦将信将疑。没过几天，卫星电视天线出了故障，他照例打维修电话找人来修。“明天上午10点我准时到！”“不不不，你现在在哪里？我立刻开车去接你！”对方似乎有些意外，却还是说了个地址——是另一个用户的家。小窦挂断电话，立刻驱车前往，生生把维修工人“截”到了自己家，顺利地修好了天线。
“非洲人的思维比较单线条，不像中国人那样可以同时做好几件事。他答应你明天10点来的时候，并不是说谎。只不过后来又有其他人给他打了电话，于是他就把和你的约定忘掉了。”小窦试着解释。
迟到问题的确是很多外国人难以适应的“非洲性格”。我们在乌干达和肯尼亚采访了十余位本地人士，上至总理、部长，下到普通国民，被采访对象没有一次准时出现在约定的地点，迟到时间均在半小时以上。有一些人竟然忘记了约定的时间，电话催促过才匆匆赶来。采访乌干达国家文化中心总经理约瑟夫·瓦鲁格比（Joseph Walugembe）先生那天，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小事。采访约定的时间为上午9点，对方却直到9点半才露面。他客气地把我们让进办公室，并对我们说：“稍等，我去取名片来。”之后，他走出了办公室。10分钟后，他气喘吁吁赶回来，一屁股坐在我们对面，微笑着说：“咱们开始吧！”我们面面相觑，只好试探着问：“您没有找到名片吗？”他闻言一拍脑袋：“对不起我忘记了！”再次起身折返，这次不到2分钟就回来了，递过了他的名片。
“权当是在锻炼自己的耐性。”小窦有点无奈地对我们说。
从水管工事件之后，小窦仿佛突然开窍了，他触类旁通地找到了和非洲人打交道的方式。在我们看来，有点像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慕容家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去加油站加油，工作人员总是会对顾客说：“嗨，我的朋友，给我买瓶饮料吧！”小窦说，应对此类状况的方式，就是在对方张口之前，抢先说：“嗨，我的朋友，给我买瓶饮料吧！”通常情况下，对方闻言会呆愣半晌，搞不清状况，自然也就忘了要钱的事。对于频频向自己借钱的同事，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对付。当对方说：“借我2万先令吧，我爷爷死了。”最好的回答方式是：“对不起，我爷爷也死了，我正打算跟你借钱呢！”
小窦是我们访谈过的中国人中，心态最好也最游刃有余的一个。毕竟他在非洲生活了七年，并辗转西非、北非和东非。他说，关键在于自我消解、不生气。“多备些降压药、速效救心丸，被气得心跳加速血压飙升时，就吃一粒，也就好了。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你不能幻想去改变。”
其实，“爱要钱”在很多情况下体现的是非洲人强烈的权利意识。这或许是与儒家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气质最相抵触的地方。小窦的公司曾邀请非洲的一些重要客户去中国开会、参观，并负担其一切费用，包括机票、一日三餐和住宿等。谁知回来之后，这些人竟要求小窦再支付他们一天几十美元的“津贴”（allowance）。这样的事，任哪个中国人都会觉得匪夷所思。人家出钱请你去国外参观、游玩，还管吃管住管路费，你怎么还伸手向人家要钱？但非洲人的逻辑是这样的：你安排我去中国参观，这既不是出差，也不是我的本职工作，而且还影响了我在国内的正常工作，所以你要给付我因此而损失的经济收入。
“如果不付这笔钱给他们，会怎样？”我们问小窦。“他一定会去法院起诉你。”小窦回答。
后来，小窦再也不敢嫌麻烦，每次安排类似的事，都会提前白纸黑字与客户签好协议，声明公司只负责路费和食宿，绝无津贴。这样一来，就免除了后续的烦恼。中国文化讲究人情世故，中国人总觉得只要大家成了朋友，便一团和气、一切好说。但这是非洲人简洁的思维方式中绝不存在的东西。除非签署有法律效力的文本，否则对方一定“翻脸不认人”。在交流中出现矛盾的时候，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写一封正式的投诉信并加盖企业公章，递送至对方的负责部门，这样往往能较快解决问题。如果用惯常的中国式“人情往来”去解决，反而会产生恶劣的后果。
在中国对乌干达援助机构担任翻译的成都男生张昊已被单位派到乌干达近两年，现在供职于一支体育场馆项目援建工程队。他对我们说，在非洲近两年的生活几乎使他的价值观发生彻底改变。来非洲之前，他从各个渠道获得的信息都相当令人愉悦：由于中国多年来大力援助非洲兄弟，所以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非洲民风淳朴，如世外桃源；非洲兄弟各个善良，乐于助人……但在乌干达生活过一段时间并利用闲暇时间游历了东非不少国家之后，张昊说：“我快要变成种族主义者了。”
张昊还对我们讲了一场中东非足球邀请赛的故事。“半决赛是乌干达主场对坦桑尼亚，七十多分钟时，泛光灯（注：体育场最顶上两排体育比赛专用照明灯）突然灭掉一半，我们赶到时竟然发现配电房没人值守，电路一切正常。后来据说是有个观众把灯关了一半，而值班的黑人电工跑到楼上看球去了。”
中国援乌医疗队的朱医生表示，他本来怀着对友好国家的满腔热情赴乌开展工作传授医术，却并未得到想象中的尊重，工作缺乏成就感，“很多时候，当地同行只把我们当作劳动力，因为我们的辛勤劳动减轻了他们的工作负担”。这令中国医生“很受伤”。
非洲人的“懒”，或许有很多原因，如地理因素、自然条件、文化宗教影响等，甚至有人说非洲人本身就比较懒。若上述种种皆为事实，则难免令人疑惑：这就是事实的全部吗？其他的事实和原因是什么？
曾在乌干达国家体育场工作的张昊对我们讲述了他眼中的现象：因体育场工资不高，且经常拖欠，很多工作人员都会出去揽私活，只有出事他们才来；中国技术组通常是讲具体问题，教他们排除具体故障。尽管设备更新后的确不容易理解和操作，但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心就不在（体育场）这里。他们学不学这些技术并无任何约束和要求，学不会也没有任何不良影响。
“难道体育场员工的能力和态度好坏在他们晋升和工资上没有任何体现？”我们问。
“据我所知，体育场员工其实大部分是通过关系进来的，有两个更是乌干达教体部直接打招呼送来说要重点培养的。其中一个还好，做人力资源；另一个管电，偏偏她对电不太懂，工作起来非常困难。尽管员工职务有晋升，但据说工资没有变化，而且当了领导手底下也没人，虽然叫经理啥的，干的还是普通工人的活。”
乌干达的医生其实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这般懒散不干活的。不少中国医生对我们说，由于乌干达实施公费医疗体制，“公立医院，干多干少一个样，不少医生经常在外面接私活，‘勤快’到根本不来上班。缺少人手时，只能拉护士过来一起给病人看病。”生存乃人之为人的最低要求，谋生面前，无人敢懈怠。组织管理和利益分配制度是人做出社会反应行为的重要依据，它能养懒人，亦是鞭策人勤勉的最佳催化剂。在谈到非洲人的懒散时，一位长者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和非洲的今天作对比：“那个时候，我们去百货公司买东西，都是看营业员的脸色，好像是求着他卖一样，营业员还经常回你一个白眼，并偶尔冲你大吼两声：‘急什么急！’”
张昊在邮件中，给我们讲述了自己和同事驾车去坦桑尼亚旅行的一段经历：
刚进入坦桑尼亚到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内，老游的陆地巡洋舰因为是消防车改装的，一直都挂着警灯。这在我们前三天的行程中起了很大作用。那时警察也不阻拦我们，一路上遇到的警察都热情地给我们指路。加上使馆的办证大厅还挂了梁光烈出访坦桑尼亚时的照片，路上又知道了坦桑尼亚的公路、铁路基本上都是中国给修的，让我产生了坦桑尼亚人民友好的错觉。
没过多久，情况就变了。由于路上的颠簸和警灯的沉重，警灯与车顶的四处螺栓连接处在第三天出现了两条裂缝，于是我们在塞伦盖蒂把警灯拆了下来，当时没想到后来会遇到那么多麻烦。最令我们受不了的是警察态度的突然转变，或者说遇到了完全另一种风格的警察。穿过恩格罗格罗（Ngorongoro）火山公园的时候并没有遇到太大麻烦，但出来后奔阿鲁沙（Arusha，坦桑尼亚北部行政区，临近肯尼亚）的时候，就被一个女警察拦下，说我们开着氙气灯，容易造成事故，要罚钱。这简直是奇谈，一路上不知多少车开了氙气灯，她不查，我们开就查。查的结果是罚款3万坦先令。她还给了我们两个选择：如果不想开罚单，就给她个人2万；如果开了罚单，要把车扣下，去市里交了钱再领回驾照。大晚上的，虽然我们很愤怒，但也拿她没办法，只能塞给她2万走人。哪里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从阿鲁沙到达累斯萨勒姆的往返1200多公里路程上，我们被警察拦下来十多次，要么说超速，要么说违规超车，要么说违规逆行。我们一直跟着别的车，别的车警察就不管，一见我们的车就拦。最可恶的是，所有的警察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后，都会说一句话：“坦桑尼亚和中国是好朋友。”这就是对待好朋友之道吗？！在坦桑尼亚被警察敲诈共10万坦先令，合400多人民币，钱不算多，但性质很恶劣！
张昊的遭遇绝不是特例，几乎每个在非洲生活的中国人，都曾有过被警察勒索的经历。相比被打劫，这样的经历更令人气愤。不过，也有不少受访者坦言，中国人息事宁人、怕麻烦的典型性格特征，也许是导致自己与非洲人打交道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毕竟，非洲国家的经济状况普遍比中国差，警察“勒索”去的虽然在当地人看来数额甚巨，但对中国人来说只能算是“小钱”。如张昊讲述的那样，一路上被警察勒索十余次，罚金不过才折合人民币400余元。这些经历带来的损失，主要是心理上的屈辱感。怕麻烦，尤其是怕与“公家”打交道的麻烦，使中国人成为最“肥美”的受害者。这样的集体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少旅非中国人的弱势状况。一位在非洲靠开发廊谋生的中国理发师安桥曾将经济最发达的南非作为自己的落脚点，但在该国短短的生活经历却给他留下了一生的梦魇——那段时间他被当地人多次抢劫，其中还有一次是入室抢劫：安桥收工后回到位于约翰内斯堡近郊的家，却发现家里进来了好几个五大三粗的年轻男人，他们见主人归来不但没跑，还嘻嘻哈哈地打趣他，用绳子将他捆了起来，用手枪抵着他的额头，把家里的现金和贵重物品洗劫一空之后扬长而去。安桥几乎吓得尿裤子。强盗们走后，他坐在凌乱不堪的房间里，强忍胸中怒火足足发了一小时呆，却最终选择不报警。
“大多数中国人遇上这种情况都会忍气吞声，”安桥说，“原因很复杂，也很现实。”除了前文提到的中国人普遍“怕麻烦”的心态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少来非洲淘金的中国人都不具备合法居留的身份，他们持短期旅游签证来非洲，签证到期后就成了“黑户”。因为没有合法身份，他们无法在银行开户，赚了钱就通过黑市的地下钱庄汇回国内。但这也决定了这些中国人的安全和权益无法得到任何保障，报警未必能挽回损失，却一定会暴露身份，被遣返回国。强盗与歹徒就是认准了这一点，才专门去抢中国人，而且气焰之嚣张，令人难以置信。
“其实有些国家的政府对这个问题也是睁只眼闭只眼，故意留下一些没有身份的中国人，让失业的年轻人抢一抢，算是发失业救助金了。”安桥说。一年后，他离开了南非，来到了经济贫困、安全形势却更好的乌干达。虽然依旧要面对官员和警察的零星敲诈，但比起动辄被人用枪指着额头，终究安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