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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圣经》，但我们有《论语》。这似乎是很多中国人在谈及中非文化交流时，会自然而然想到的。相关数据显示，自2005年非洲第一所孔子学院在肯尼亚内罗毕大学成立以来，目前非洲已设立了29所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其中南非、肯尼亚、埃及和尼日利亚等大国还不止一所。孔子学院由国家汉办领导，其师资、教材和教学设备等，均由中国政府拨款出资。但孔子学院的影响力，似乎还远不足以上升到“文化交流”的高度。
非洲大陆是全世界最为广袤的欠发达区域，能够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占人口比例极少。即使是非洲最发达的国家南非，可以上高中的人也不足总人口数的一半，其中黑人比例更低，仅有14％。而孔子学院往往设立在一个国家最精英的大学里。对于普通非洲人来说，这是一个既遥远又模糊的概念。而对于精英阶层的年轻人而言，只有在产生学习汉语的迫切需求时，才会与孔子学院发生联系。这种偏重“上层路线”的文化传播策略，无法与可以渗入最贫苦家庭的基督教信仰相比。
中国文化与价值观的自洽性和封闭性，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非交流的最早记录，出现在唐朝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书中提到的“拔力国”，经考证，即指现在的索马里。此外，在索马里的摩加迪沙（Mogadish）和坦桑尼亚的基尔瓦（Kilwa），考古学家均挖掘出来自中国的钱币。这些钱币大多源自宋、明、清三代。14世纪时，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乘船经马六甲海峡抵达中国主要港口泉州，并在造访杭州后，沿京杭大运河抵达北京。在他的游记中，曾有这样的描写：“对于旅行者来说，中国是最安全、最有秩序的国家。独自一人携带重金在中国漫游九个月，也不必感到丝毫畏惧。即使贫穷的和尚与乞丐也能穿得起丝质的衣服。瓷器之精美天下无双，就连母鸡也比我们国家的个头大。”
中非之间带有官方性质的正式交流，则开始于郑和下西洋。郑和的船队一度抵达索马里并沿岸向南直至莫桑比克海峡。与西方早期航海者不同，郑和的主要使命在于宣扬明朝中国的国威。他向东非的土著领袖赠送礼品，并代表中国皇帝赐予他们封号。中非之间并未就此建立起贸易关系。对于彼时的中国来说，也许这趟“文化之旅”唯一的成果就是从非洲带回了两只长颈鹿作为献给永乐皇帝的礼物。一些文献记载，1415年前后曾有中国船只在肯尼亚的拉姆岛（Lamu Is-land）附近沉没，幸存的20位中国船员游上岸，并与当地妇女结婚，繁衍后代。目前，在该岛上仍有六位居民身上存留着中国血缘。
“天朝上国”的顽固观念止步于国家层面点到即止的碰触，无法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对于东非沿海诸部族的酋长和头领来说，一个来自遥远的中国皇帝的封号和那些精美的瓷器、钱币，也不过是些消乏解闷的奇技淫巧。明代的朝贡体系更像是个华而不实的角色扮演游戏，入戏者大多有着利益的考量，一旦利益体系崩塌，一切都会烟消云散。非洲之于中国和中国之于非洲，其实一样的匮乏与无知。比起西欧的基督教传教士深入非洲大陆腹地，学习当地语言、了解当地文化、在无比艰难的条件下创建教堂与学校的精神来，中国从未曾真正尝试去理解非洲。真正能在文化上实现交流与理解的，只能是身在非洲的普通中国人。
已在非洲生活了三十余年的老资格华商张先生来自台湾，曾在尼日利亚、冈比亚、加纳等国游历经商，如今定居乌干达并娶了位本地黑人太太，生了两个漂亮的小孩。在他看来，两种文化始终无法相融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心太急，不肯脚踏实地，总幻想着“捞一票就走”。他们把非洲当作一夜暴富的淘金圣地，没有人愿意扎下根来，做一些心平气和的事。很多年轻人被传说中的机会和财富吸引，头脑发热地买了张单程机票来到非洲，幻想着三年五载之后摇身变成亿万富翁再衣锦还乡。到了非洲之后，却一味待在条件较好的大城市，不学本地语言，不与本地人打交道，更不会去连公路都没有的穷乡僻壤寻找商机。“闲暇的时候，他们宁可躺在床上看中国电视剧，也不愿去市场转转。”
在非洲的中国人，普遍有种文化上妄自尊大的心态。这或许就来自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天朝上国”的幻想。我们在乌干达和肯尼亚采访了十余位计划在非洲长期生活的中国商人，在问到他们是否愿意和本地人结婚生子、组建家庭时，除张先生外，所有人都对这一想法表示不屑。在乌干达做矿产生意的江苏人李淼说：“我总不能带个黑女人回去吧，我是要面子的。”说这话的时候，他用右手轻拍自己的右面颊，同时做出了一个颇有嘲讽意味的表情。
种族主义虽然早已作为政治不正确的样板而被彻底清算，但没有人能否认种族主义多多少少存在于每个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