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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飞机抵达乌干达南部城市恩德培（Entebbe），笔者像往常一样给父母发了一条手机短信报平安。很快，收到了父亲的回复：“那里一定很热吧？多喝水！”事实上，乌干达是我到过的气候最宜人的国家，尽管位于赤道地区，但因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终年凉爽，首都坎帕拉的日最高气温维持在25—28摄氏度，并因紧邻著名的维多利亚湖而气候湿润。绝大多数中国城市，都没有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但在很多中国人眼中，非洲，无论乌干达、卢旺达还是别的什么“达”，都是沙漠深处孤独且荒凉的贫瘠国度，去那里的人，无一例外都是“找罪受”。
笔者在较为熟识的中国朋友中做了粗略的调查，大多数人听到“非洲”后脑中出现的第一个词语或影像，包括暴乱、象牙、钻石、海盗、裸露上身的妇女和原始部落。这种刻板印象，竟与殖民主义时代的流行观念如此相似，而即使在150年前，中国自己也还是西方列强砧板上的肉。至于非洲的文化结构和思维方式，则并不存在于中国人（包括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国际视野的人）的常识之中。
上述两例仅浅略涉及非洲在中国人观念中的图景式存在，如一张即时成像的照片，将历史中流动且纷乱的种种光线与色彩，定格在一张凝固的胶片上，尚不足以触及深层文化结构中的差异和误解。可即便如此，也不难看出中国和非洲这两个看上去关系日趋亲密的巨大文化体之间，存在着多么深的鸿沟。
事实上，任何两种文化之间出现任何形式的误解，都是正常现象。这大抵是文化“保守”与“排他”两种天性使然。不独非洲，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交流早在晚清时期即在官方层面大规模展开，其间更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清算，可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真正读懂了西方？至于中非之间，尽管早在郑和下西洋时代，中国人便踏上了索马里和肯尼亚的土地（肯尼亚出土过永乐通宝以及明代景德镇青花瓷器，据考证是随郑和的船队抵达非洲大陆的），但两者之间拥有更亲密的关系，大约源自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对非洲新兴独立国家的经济援助。20世纪50年代晚期，中国政府与非洲六个国家签订了第一批贸易协定。60年代，周恩来总理连续出访非洲十国。当时，双方的这种关系被视为对非洲国家民族解放与革命事业的支持，而非洲国家对中国援助的反馈则体现在外交领域内：1971年，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时任外交部译员的著名外交家吴建民确信：“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中非之间更新、更牢固的经济纽带，则起始于2000年首届中非合作论坛（FOCAC）的召开。从这一年开始，中国极大强化了对非洲的经济援助。论坛每三年一届，三届过后，中非之间的贸易金额已从1999年的65亿美元飙升至2006年的550亿美元。大量的生意人、援建工人、淘金者和专业人士涌入非洲大陆。目前在非洲长期生活的中国人，人数在100万上下，而十年前这个数字仅为10万左右。
然而，如历史一再表明的那样，经济关系的密切并不必然导致文化的亲缘。尽管对于绝大多数非洲人来说，“中国”是个非常熟悉的字眼，但这种熟悉并未导致文化上的亲近。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并供职于中国企业的非洲年轻人，也往往非常自然地认为中国人都是武林高手，这种印象大多来自好莱坞电影。尽管住在城市的非洲人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来自中国的新闻报道和电视节目，但这些内容远未能促进两种文化的有效交融。非洲人对中国的文化误解，与中国人对非洲的文化误解一样严重。这些误解都停留在极为表浅的层面，不加掩饰地折射出人类面对异文化时的慵懒和傲慢。
全球化为不同文化体提供了相互了解与相互理解的机会，却最终演变成政治与经济体系的狂欢。文化与文化间，横亘着嵯峨的巴别塔，筑塔者讲着不同的语言，却用极其相似的方式拒斥着交流与谅解。这是历史积淀而成的结果，还是人类的天性使然？或许没人说得清楚。我们对文化差异的理解，依旧停留在极为初级的阶段——我们误解的对象，甚至包括误解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