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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捷
1910年12月出版的《教育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德意志大学之特色》的文章，译者为蔡元培。
蔡元培在德国游学期间，专注于历史和哲学的学习，很少翻译文章，他之所以抽空翻译这一篇关于德国大学的文章，显然在他看来，此篇文章很重要。他还为译文专写了简短的按语：
此篇为故伯林大学教授博士巴留岑所著“德意志大学”总论。博士在德国学界有重名，是篇又为名著，颇足供参考。
这位巴留岑教授，就是大名鼎鼎的包尔生（Friedrich Paulsen，1846—1908）。这位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学家，1894年在柏林大学任哲学和教育学教授，随后逐渐成为当时德国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其《哲学导论》发行了42版，影响深远，他还积极参与现实的教育改革，其教育学著作也堪称经典；他还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哲学家胡塞尔、教育学家李特、诺尔和斯普兰格以及史怀泽等，均出其门下。蔡元培当然熟悉包尔生的名字及其哲学思想，他大约在1907年就开始参照日文译本翻译其《伦理学原理》，1909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译本。
作为一名教育学家和教育史家，包尔生出版有两本很有名气的著作。一本是两卷本的《中世纪到当代的德国中学和大学教育史》（1885年），另一本是《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1902年）。蔡元培所说的《德意志大学》就是《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全书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历史发展线索”，第二部分“目前大学的组织及其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第三部分“大学教师与教学”，第四部分“大学生与大学学习”，第五部分“四个学部”，每个部分包含2至6章不等，非常系统地总结和叙述了德国大学的各个方面。在五个部分之前，作者写了一个引言，题目是“德国大学的总体特征”，蔡元培所翻译的，就是这个引言。
以下我们将参照包尔生的原文，阅读蔡元培的译文，并就两个问题进行讨论。第一，蔡元培当时对西方大学了解的程度；第二，这篇文章对他日后的大学观念产生了何种可能的影响。
从这篇译文看，蔡元培对德文原文的理解总体上是没有问题的，能够将其翻译为流畅的汉语。而且他依仗深厚的汉语功底，能把德文的长句子按照汉语的习惯进行分解，使译文读起来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或许是由于当时通行的翻译路数，或许是由于蔡元培注重核心内容而不看重细小之处，蔡元培的翻译显得比较自由，文字上不追求与原文严丝合缝，常常还会有些文字上的增删。
所谓增，是指增添原文中没有的内容。蔡元培在译文中有时会增加若干文字，这些文字作用不同，有时是为了表述的流畅，有时是为了进行解释，有时是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比如译文的第一句是：
欧洲近代，大学勃兴，其数多不可计。然可约之为三种：既别各国大学为英国风、法国风、德意志风三者是也。
但原文只是说（略仿蔡译风格）：“当今高等学校，形式多种多样，然基本之类型有三，英国风、法国风和德国风三者是也”（Die mannichfachen Formen der gegenwärtig bestehenden Hochschulen lassen sich auf drei Grundtyen zurückrühren：den englischen，den französischen und den deutschen Typus）。蔡元培在句首增添了“欧洲近代，大学勃兴”，显然是为了表述和意义的完整，应该说增添得有道理。但“其数多不可计”似不准确，原文主要讲大学的形式多样，并未谈数量的多少。
再如，在论述英国大学时，原文说“英国大学之学者，不同于德国，亦非终年为大学学生之教师，只进行学术讲座”（Aber auch die Universitätsgelehrten sind nicht in dem Sinne wie in Deutschland die Lehrer der akademischen Jugend，sie halten wissenschaftliche Vorträge）。而蔡元培译此句为：
德国（显系笔误或印刷错误，应为英国——笔者案）大学之学者，亦非终年为大学学生之教师，彼等于一学年间，不过演讲两三次，每次延续至十数时而已。
蔡元培显然觉得只说“只进行学术讲座”不够清楚，所以就替作者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增添了“彼等于一学年间，不过演讲两三次，每次延续至十数时而已”数语。
另一种增添的情况，是蔡元培觉得原文意犹未尽，顺着作者的思路，写上自己的话语。如作者专门论述了德国大学教授对德国的国家社会发展的独特贡献，如译文所说：“如溥芬道富、多玛卢斯、萨味纳、斐尔巴哈、聂布尔、多赉乞克等为大学教授，于德之法律政治，皆有绝大之关系。而路得、米兰登，扩大德意志之国运者，亦悉为大学教授。”原文行文至此，此段结束。而蔡元培似乎觉得此段不够完整，意义不够完足，又添了一句结束语：
即是以论，大学教授之为功，夫岂浅鲜哉。
如果说小小不言的增添不影响作者原意的话，那么漏译往往会导致信息的损失。蔡元培的译文中有不少漏译的地方，有些轻微，有些比较严重。在论及英国大学时，译文说：“今校中所行之制度习惯，犹酷似中世纪时，教师学生，莫不起居于本校宿舍之中。”此处漏译了“与寺院相近”一句。在列举英国不是大学教授的大学者时，原文列举了14人，而蔡元培的译文尽列举了达尔文等8人，却漏掉了卡莱尔、休谟、洛克、沙夫斯伯里、霍布斯、培根6人的名字。当然这些属于轻微的漏译。
在论及德国大学特色时，蔡元培的译文在“故德国大学，于普通之组织，独能保存最初之形式焉”之后，漏译了一段文字，其大意为：“大学的四个学部仍为教学机构，而英国大学之教学与生活则集中于学院（college）。同时，大学融四个学部为一整体，为所有学术职业之训练之所，此与法国异。”这段话从比较的角度强调德国大学的特色，应当说是重要的文字，不该省略。再比如，在谈及法国大学时，有段译文为：“惟改造之新纪元，始于拿坡仑帝政时代，新建各种专门学校，如法学医学之属。废一大学中并置各科之旧习。”核之原文，此段译文漏掉了若干内容。原文大意为：“惟改造之新纪元，始于拿坡仑帝政时代，新建各种独立的专门学校，为种种以科学教育为基础的职业培养人才，如法学和医学专门学校。而包括文学和科学学科的哲学学部呈衰落之势。兼容不同学部的整体大学不复存在。”其中“哲学学部呈衰落之势”是德法两国大学的重要区别之一，为作者所强调，而译文中则漏掉了这些内容，实属不该。又如，译文中“讲堂之上与学生晤对交换思想，彼以一种不可言传之刺激鼓励，夫岂闭户潜修之学者所能梦想及之”，原文在其后还有一段甚为重要的文字，但蔡元培的译文中却没有。其大意为：“面对听众，教师会尽量集中讲述重要而一般性内容。所谓德国人有哲学思辨之倾向，偏好广泛之观念，其原因在于德国的知识传授，较之他国，更重课堂上之口述。”这些都是比较严重的漏译事例。
当然，细读此篇译文，不是为了评判蔡元培的译文水平的高下，而是想借此管窥蔡元培涉猎西方大学之多寡。以下分别以英国、法国和德国大学为例，试说蔡元培对诸国大学制度了解的程度。
关于“英国风”大学，包尔生有简要的介绍，在说到英国大学教学内容的变化时，蔡元培的译文说道：
近年又以法学为法庭实地应用之端，必须在大学先事熟习，故科目中又添法学。
此句读起来费解，查原文，原来作者是说“近年法学理论教育有所加强，而法律实际之训练其后在律师协会中完成”（und in jüngster Zeit ist auch das rechtswissenschaftliche Studium stärker vertreten，dem dann der praktische Kursus in den inns of court folgt）。蔡元培显然对英国大学的法学教育了解不深，不知律师协会（inns of court），故译文语焉不详。另外，蔡元培似乎对英国特有的学院制不是很了解，译文中或是译为“宿舍”，或是译为“专门学校”，翻译为“宿舍”是可以的，但翻译为“专门学校”似有不妥。如译文说“英国亦欲联合各种独立专门学校而为一大学”，其实原文是说“英国也尝试着将分散于学院的大学教学活动重新集中起来”（auch in England ist man bemüht den Universitätsunterricht aus der Zerstreung in den colleges weider zu sammeln）。
关于“法国风”大学，译文说“惟改造之新纪元，始于拿坡仑帝政时代，新建各种专门学校，如法学医学之属……故法基游台（疑为专门学校之名）对于一定的职业，而授以专门之训练”。所谓“法基游台”，德语为Fakultäten，法语为facultes，即欧洲大学的学部（也翻译为学院），法国大学解体后，各学院成为专门的学校。蔡元培误将Fakultäten理解为专门学校之名，取音译为“法基游台”。另外，蔡元培对法国的科学院系统似乎也不熟悉，有一段译文为：
法国亦然，研究最力之人，及负盛名之学者，皆属于中学校，并兼专门学校及束尔朋之教员，为公开之讲演，人人有听讲之特权，其不为大学生实际之教师而每日授课，与德国大学教授同。
说法国“负盛名之学者，皆属于中学校”，显然有问题。所谓“中学校”，原文为Akademie，指科学院。作者在Akademie之后又补充了法语词Institut de France，今译法兰西研究院，而蔡元培将其翻译为“专门学校”，误。“束尔朋”原文为Sorbonne，今译索邦，指巴黎大学。此句中还漏译了College de France，即法兰西学院。略仿蔡元培的译文，此段原话大意为：“法国亦然，研究最力之人，及负盛名之学者，皆属于科学院，如法兰西研究院，他们或兼任法兰西学院及巴黎大学之教员，为公开之讲演，人人有听讲之特权，而不似德国大学教授，为大学生实际之教师，而每日授课”。
蔡元培在游学德国期间，并不专攻西方大学制度，对英国和法国大学了解不深，本属正常。但考虑到蔡元培一直对教育抱有强烈的兴趣，同时又有在德国大学学习和生活两三年的经历，他对德国大学的历史和现状应该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但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关于德国大学的独特之处，包尔生说德国的大学者同时几乎都是大学教授云云。蔡元培的译文如下：
德国凡大学教授，为真研究学问者，为大学问家，而此真研究学问者，与大学问家，无一不在大学为教师。彼弗布得二校，亦有不为大学教授之大学问家，又为文科中学校之教师者，非无学识绝特之人。
其中“弗布得二校”初看不解，查原文而得知，“弗布得”不是两个学校的名称，而是大名鼎鼎的洪堡兄弟。哥哥威廉·洪堡就是柏林大学的创建者，因此成为德国现代大学的开创者，弟弟亚力山大·洪堡则是著名的科学家，但二人都不曾在大学中任教，所以包尔生说，他们俩算是例外。这句话大意为“当然也有例外，亦有大学问家不为大学教授，威廉·洪堡和亚力山大·洪堡属之”。如此看来，蔡元培当时对德国大学历史的了解还相当有限，竟不知洪堡为何许人也。其实，包尔生在书中专门对洪堡及其思想有所介绍，还引用洪堡的文字来阐述德国大学的理念。估计蔡元培在翻译此文时，还没有通读全书。
通过阅读蔡元培的这篇译文，我们可以断言，截至1910年时，可能除了对他所在的莱比锡大学，蔡元培对英国、法国和德国大学制度的整体了解还非常有限，至少可以肯定，他没有系统地钻研过诸国大学的历史与制度。与此同时，这篇译文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它说明蔡元培从这个时候开始关注和研究德国的大学。翻译此文，显然是他系统了解德国的大学的开始。而且在翻译此文时，他显然还没有来得及通读全书。短短的11面的引言，似乎给蔡元培以很大的启发，所以他迫不及待地动手翻译，并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按他的说法，此文“颇足供参考”，这话应该首先是对他本人讲的。
那么，包尔生所写的这个序言究竟给了蔡元培哪些重要的参考？这个序言中的哪些内容迫使蔡元培在没有阅读全书的情况下，匆匆动手翻译此文，并推荐给国内的读者？
包尔生在这篇短短的序言中，与其说是比较了欧洲英、法、德三个大国的大学特点，不如说是以英法大学为陪衬，用了很大的篇幅陈述了德国大学的特色。关于德国大学特色，包尔生写道，“故德国大学之特色，能使研究教学融合而一”，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教学与研究统一”的原则。但在包尔生看来，这一特色所产生的巨大效果，才是德国大学的真正特色所在。所以他对“研究教学融合而一”差不多是一笔带过，接着以此为基础，论述德国大学与德意志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包尔生写道（以下全引蔡元培的译文）：
德国凡大学教授，为真研究学问者，为大学问家，而此真研究学问者，与大学问家，无一不在大学为教师。
下文进一步论述道：
如此事状，虽似细小，而实关系于德国学界甚大。大学教授之事实，所以定国民他日地位势力之左券。
接着作者列举了众多的学者，说明德国的思想家、哲学家、诗人等大都以大学教授的身份，通过直接面对大学生、影响大学生，而对德国文化、宗教、政治、法律产生重大的影响。蔡元培翻译至此，显然感慨不已，不顾自己译者的身份，径直替作者总结道：“即是以论，大学教授之功，夫岂浅鲜哉”！
作者还强调大学能促进民族的统一，形成民族共同的信念，说大学：
今且为维持德意志联邦统一之重要机体，能使各联邦国民联合益巩固，感情益锐敏。
如此看来，德国的大学由于实行“教学与研究的统一”，而对整个民族的兴旺和发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感动蔡元培的，并引起蔡元培高度共鸣的，显然是德意志大学的这一特色。他之所以要急忙翻译这一文章，显然是想让更多的中国人明白，大学能够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
我们都知道，蔡元培很早就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戊戌变法之后，他告别京城，回乡办学，就是抱着教育救国的想法，希望通过培养人才，实现改造社会的目标。但我们发现，蔡元培从德国回来之后，其教育救国的思想有了新的聚焦点，这就是大学或学术。他似乎从泛泛的“教育救国”论者转变为“学术救国”或“大学救国”论者。他在任教育总长时，特别注重高等教育。他反对优先发展初等教育的意见，认为高等教育更为重要，应当优先发展。他之所以力排众议，甘冒声誉受损的风险，接受“声名狼藉”的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多少也与此有关。
如果说蔡元培深受德国大学理念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决不限于教学与研究统一、注重纯学术、教授治校等具体原则。德国大学在德国历史社会中的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想必给蔡元培留下至深的印象，这成为他日后倾力改造北京大学的根本动力。而德国大学这一特色之所以能够进入蔡元培的视野，或许正是包尔生这篇序言的功绩所在。
参考文献：
①参见巴留岑：《德意志大学之特色》（蔡元培译），载《教育杂志》，1910年第11期；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9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998年，第446—453页。
②Friedrich Paulsen， Die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und das Universitätsstudium， Berlin，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