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郭建荣
大家公认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近代中国提倡并推进美育的第一人。他在民国元年1月3日应孙中山之聘就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2月8日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提出国民教育方针五项内容：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这是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美育提到如此高度加以重视。自从蔡元培提倡美育近百年来，中国教育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而人类社会面临诸多情感问题，更加认识到美感教育的重要时，人们不能不佩服蔡元培先生的远见卓识，而益增崇敬之意。本文拟从蔡元培对近代中国美育事业的贡献、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基本内涵、蔡元培美育思想的文化基础、蔡元培美育思想的现实意义等方面做一初步探析。
蔡元培被认为是现代中国艺术教育、音乐教育、美感教育（美育）的开拓者、奠基人。他不仅在理论上指明了方向，而且在实践中树立了榜样。他一方面演说、著文、授课倡导美育；一方面亲自发起、组织、参与、支持美育事业。他是坐而言起而行的人。蔡元培游学德国，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美感教育，他说：“美育者，孑民在德国受有极深之印象，而愿出全力以提倡者也。”
1912年，他首先将美育一词引入中国：“美育的名词，是民国元年我从德文的Ästhetische Erziehung译出，为从前所没有。”
为了提倡美育，他每遇机会便讲演宣传。从1913年6月他在上海城东女学演说“养成优美高尚思想”，提出学校教育“美术之不可少”开始，一生有关美育的演讲数不胜数。如1917年1月1日，在北京政学会欢迎会上的演说；1917年3月31日，在直隶省定县中学的演说；1917年4月8日，在北京神州学会的演说，其题目就是“以美育代宗教”；1918年5月18日，在王心葵先生古乐演奏会开幕式上的演说；1920年5月，关于“美术的起原”的演讲；1921年2月，关于“美术的进化”、“美术的研究法”、“美术与科学的关系”等的讲演；1921年5月12日，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上的演说；1923年5月30日，在上虞县春晖中学的演说；1924年5月22日，在旅法中国美术展览会招待会的演说；1930年8月13日，在青岛大学讲“实验的美学”；1930年12月，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讲演“以美育代宗教”；1931年10月为太平洋国际会议提交论文“中国之书画”；1933年3月1日，就任国立音乐院音乐文艺社社长的演说；1933年11月11日，在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展品在国内展览开幕式上的演讲等等。其中有专讲美育的，有涉及美育的。而1921年秋，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开讲美学课程，同时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讲授美学课，写有“美学的趋向”、“美学的对象”等讲稿，则是中国高等学校美学课程及美学讲义的开端。
此外，蔡元培还撰写了《康德美学述》、《赖斐尔》、《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旨趣书》、《音乐杂志发刊词》、《美术的起原》、《美育实施的方法》、《美术批评的相对性》、《美育》、《美育代宗教》、《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美育与人生》、《何为文化》、《美学观念》、《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真善美》等有关美学美育的著作及大量题词等。
蔡元培是个坐言起行的人，他提倡并推行美育，是切切实实从自己做起的。他在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美育作为一项改革措施，养成良好的风气以陶养学生的人格渐趋健全。从1917年末起，他发起、倡导、支持组织了“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并附设“画法研究所”，蔡元培亲任所长；聘请国内外山水、花卉、油画等各门导师十多名，其中有陈衡恪、冯祖荀、徐悲鸿、钱稻孙、盖大士等。该会于1920年6月出版《绘学杂志》第一期，刊名为蔡元培亲笔所题。此后“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北京大学造型美术研究会”等相继成立。而以“敦重乐教提倡美育”为宗旨的“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后改称“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的“章程”，则为蔡元培亲手拟定，蔡元培被推为会长。1920年3月，该会所编《音乐杂志》创刊号出版，蔡元培亲题刊名，并撰写“发刊词”。他希望师生们能融合中西，“以促吾国音乐之改进”，并进而有所创造，“以供世界音乐之采取。”
他为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聘请的导师有萧友梅、王心葵、纽伦（英国）、哈门斯女士（荷兰）等名家。会中分设古琴、钢琴、提琴、丝竹、昆曲、唱歌等组，练习乐术、研究乐理。校内外会员曾多达二百余人。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于1922年成立，设本科、师范科、选科三种学制。被业界认为“我国最早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
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及音乐传习所师生，除练习、研究、教学之外，还常常举行公开演出，社会反应颇佳。如1919年4月20日《晨报》报道“昨夕北大音乐会盛况”，称北大音乐研究会借米市大街青年会大礼堂演出，“青年会门前车马如云”，“到会千人以上”，“由校长蔡孑民君主席”，楼上楼下满座，以致“后到者无容足之地”。此后，《晨报》、《京报》等屡有报道：“请看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空前之演奏大会”、“星期日之音乐大会 北大管弦乐队所组织者”、“北大两大音乐会”、“北大学生剧团定期演出”……在北大音乐研究会之后成立的有“北京大学戏剧研究会”（1919年12月）、“北大戏剧试验社”（1922年2月）等等。
蔡元培在北大倡建的这些音乐、美术、书画组织，虽是他推行美育的初期阶段，但效果不错，影响广泛，意义深远。而中国近代第一所全日制、新型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国立音乐院（今上海音乐学院前身）是在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时才得以实现的。他支持萧友梅在上海创办一间音乐院的提议，在他大力推动下，1927年11月27日，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成立，公推蔡元培为院长。阅十月，蔡辞，由教务长萧友梅继任院长。
蔡元培在建立音乐院的愿望实现后一个月，即1927年12月27日，向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提出“创办国立艺术大学提案”并获通过。1928年4月9日，大学院在杭州设立的“国立艺术院”行开学礼，以林风眠为院长。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亲临讲话，他指出西湖之滨的自然美与人造美同样需要；“艺术与科学一样重要”；
并强调“大学院设立艺术院，纯粹为提倡此种无私的美的创造精神。所以艺术院不在学生多少，而在能创造。”
该院历经曲折，发展为闻名中外的中国美术学院。
另外，早在1918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他就参与了中国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北京美术学校（今中央美术学院前身）的创办。在1918年4月15日该校开学式上，蔡元培发表演说指出因经费不敷之故，本校暂设绘画、图案二科，将来于经费扩张时增设书法、雕刻等等。他对早期的校长郑绵、林风眠、徐悲鸿等给予大力支持。
蔡元培除提倡、支持、参与创办艺术教育机构外，还大力支持它们公开演出、展览、出版刊物，以造成社会影响，发挥其美育功能。每有展览、演出等活动，他大都会出席并发表演说，或为出版物撰写序言、发刊词、题词等予以赞扬、支持。如1920年3月为《音乐杂志》撰写的发刊词并题刊名、1920年6月为《绘学杂志》题刊名并撰写“美术的起源”代发刊词、1924年5月为旅法《中国美术展览会目录》作序、1924年5月为《冷月画评》题写赠言和对联、1926年11月23日`为上海美术学校校歌写歌词、1929年10月15日为《全国美术展览会特刊》写序、1933年7月15日为《自然美讴歌集》写序、1934年5月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赴菲列宾展览美术品》题词、1934年8月为《美术生活》杂志（儿童专号）题词、1934年10月为金公亮所著《美学原理》作序、1935年4月为意大利画家柴农画展作序、1936年10月为《三英画展》题词、1938年12月为《方君璧图画集》作序、1940年2月12日，为《广东文物展览会特刊》题诗，此后月余他溘然辞世。可以说蔡元培从四十岁开始专治美学，到七十岁时还希望“假我数年”，写一本美学书，为贯彻“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而努力了一生。
我们看到蔡元培的努力大有成效，他参与创办的北京美术学校（今中央美术学院）、国立音乐院（今上海音乐学院）、国立艺术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如今已是闻名国内外的艺术殿堂。受他鼓励、支持、培养、影响的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刘开渠、陶冷月、黎锦晖、黄自、李可染、胡一川、吴冠中、王朝闻等等艺术大家，他们为中国现代美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艺术人才，蔚为大观。这其中自然有蔡元培的功劳。美国社会学家、教育家杜威的如下评论大体不错：“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美术、美感、美育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一）关于美术
蔡元培认为美术品是实物，包括建筑、雕刻、图画、音乐、文学、手工等作品。他说：“美术，如唱歌、手工、图画等是”
；“音乐是美术的一种，古人很重视的。”
“中国美术，以书画为主要品”
“盖欧洲人所谓美术，恒以建筑、雕刻、图画与其他工艺美术为限。”
而美术的作用可以陶情、可以养心、可以提起创造精神：“运动可以健身，美术可以养心。”
“无论开智陶情，均以利用美术为适宜。”
“惟有美术的修养，能使人忘了小己，超然于生死利害之外。”
“美术所以为高尚的消遣，就是能提起创造精神。”
所以他最喜欢研究美术。
他将美术与科学并举，认为是新教育之要纲。他说：“科学者，所以祛现象世界之障碍，而引致于光明。美术者，所以写本体世界之现象，而提醒其觉性。”
“科学的研究，固是本校的主旨；而美术的陶养，也是不可少的。”
“欧洲文化，不外乎科学与美术。”
“科学、美术，同为新教育之要纲。”
（二）关于美感
蔡元培认为美感由美术而生：“有美术，斯生美感。美感，不仅手工、图画、诗歌有之，无论何时何地，或何种科学，苟吾人具情感，皆可生美感。”
“人的美感常因自然景物而起，如山水、如云月、如花草、如虫鸟的鸣声。”
“清丽之山水、崇宏之建筑……光线之美观……结晶、构体、色彩……无在不可以引起美感也。”
而“美感本有两种：一为优雅之美，一为崇高之美。”
“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
蔡元培还认为美感是官能与理性的结合，是主观的：“美感者，既非有认识真理之要求，亦非循实践理性之命令，而特为纯粹之赏鉴，且超然于客观概念之外，是主观之必然性也。”
关于美感的特性蔡元培则采康德的理论：“康德立美感之界说，一曰超脱，谓全无利害之关系；二曰普遍，谓人心所同然也；三曰有则，谓无鹄的之可指，而自有其赴的之作用也；四曰必然，谓人性所固有，而无待乎外铄也。”
蔡元培认为“纯粹之美感，则不受一切欲望之羁绊，故纯任自由……满意者，官能之事也；善良者，理性之事也；美感者，官能与理性之吻合也”
关于美感的作用则是蔡元培最为关注的，他说：“凡虚荣心所由起，在局促于目前之利害得失，而没其高尚洁白之志趣，唯美感足以药之。美感者，使吾人游心于利害得失之外，而无论何等境遇，悉有以自娱者也。”
（三）关于美育
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之后把教育宗旨定为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养成健全人格是他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时时贯彻的。要养成健全人格，在蔡元培看来必须通过四育：体育、智育、德育、美育。以往美育是包在德育里的，审查教育会为什么要把它分出来呢？蔡元培认为人们“太把美育忽略了，……为要特惊醒社会起见，所以把美育特别提出来，与体智德并为四育。”
关于美育的内容及与美术的区别蔡元培说：“我所说的美育，并不能易作美术……盖欧洲人所谓美术，恒以建筑、雕刻、图画与其他工艺美术为限；而所谓美育，则不仅包括音乐、文学等，而且自然现象、名人言行、都市建设、社会文化，凡合于美学的条件而足以感人的，都包括在内，所以不能改为美术。”
“不过今日之美感教育，于音乐以外，尚有种种美术及利用自然之美，范围较广大耳。”
在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中，德智体美四育是一个整体。有时他强调健全人格，首在体育。他多次讲“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
1922年，他在北大提倡组成北大学生军即是实践。他还指出体操“一方以健康为目的，一方实以身体为美的形式之发展；希腊雕像，所以成空前绝后之美，即在于此。所以雅典之教育，虽谓不出乎美育之范围，可也。”
亦即图画、唱歌、游戏、手工、建筑、雕刻、自然现象、名人言行、都市建设等等无不具有美育作用。也就是说，凡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均可列入美育之列。
蔡元培所以重视美育，提倡并推广美育，是因为他看到美育在养成良好国民中的重要作用。而良好的国民是国家的基础，他说：“凡一种社会，必先有良好的小部分，然后能集成良好的大团体。所以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有良好的教育。”
在蔡元培看来，美育是良好的教育不可或缺的。他说：“我们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刻、图画、文学里又找见他们遗失了的情感。我们每每在听了一支歌，看了一张画、一件雕刻，或是读了一首诗、一篇文章以后，常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四周的空气会变得更温柔，眼前的对象会变得更甜蜜，似乎觉得自身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伟大的使命。这种使命不仅仅是使人人要有饭吃，有衣裳穿，有房子住，他同时还要使人人能在保持生存以外，还能去享受人生。知道了享受人生的乐趣，同时更加知道了人生的可爱，人与人的感情便不期然而然地更加浓厚起来。”
他认为美育可以陶养人们的情感，使人有高尚纯洁的人格，活泼敏锐的性灵，“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念，以渐消沮，”
逐步培养成文化进步的国民。所以他认为：“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干。”
他号召“吾人急应提倡美育，”
他本人则“愿出全力以提倡之。”
并且“我很希望致力于文化运动诸君，不要忘记了美育。”
美育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如何实施呢？蔡元培认为就时间而言，则贯穿人的一生：“我说美育，一直从未生以前，说到既死以后，可以休了。”
就空间而言“可分为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
即从孕妇的胎教开始，经过家庭、育婴院、小学、中学、大学直至社会，各种公园、美术馆、博物馆等市政设施、布置造成的环境，其和谐、美观、舒适、洁净、平和、雄伟等等无不具有美育的功效。他以学校为例，指出数学的黄金分割、几何学的图案、光学的颜色、化学的颜料、矿物的结晶、动植物的花叶羽毛、气象学的云霞风雪等等都是可以做“感情移入”的美育资料，所以他说：“凡是学校所有的课程，都没有与美育无关的。”
综上所述，可以说蔡元培基于人本思想，以健全人格，美化人生，享受人生，改良社会为追求的，关于美育的界定、美育的功能、美育的实施方法途径等构成了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蔡元培先生被学界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碰上外来文化后，“没有动摇、退缩、逃避、转向”，“终身没丧失信念”，而是积极行动，其结果是“功绩和影响远远超过他的声名”的一个“那么旧，又那么新”的人
。
蔡元培进士及第，出任翰林院编修，是中国传统文化陶熔出来的学者。因此他的一生中处处时时闪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大学》八目的修、齐、平，及日日新，又日新；孔子的“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孟子》的“见贤焉，然后用之”；《周易》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礼记·学记》的“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以及中庸、新民等等优秀文化成果，无不被他积极运用，发扬光大。所以听过蔡美学课的北大毕业生蒋复璁说：“……蔡先生的伟大，其实也是我们历史、哲学的伟大。我们中国历来传统的历史与哲学所要求的一个学问家是要一个全才：学问好，品格也要好……所以《大学》八目把个人的修养、诚意、正心扩展到治国、平天下，并不是玄虚可怪。蔡先生是以他读书、修养所得来教人、救国，完全与我们传统的精神相合，所以蔡先生的精神是我们的历史、哲学的精神，也就是我们国家民族的精神！”
跟随蔡元培多年的蒋梦麟也认为蔡元培的精神来自学问，只是不限于中国的学问，而是集中西两大文化于一身：温良恭俭让，蔡先生具中国最好之精神；重美感，具希腊最好之精神；平民生活，及在他的眼中，个个都是好人，具希伯来最好之精神。
由于蔡先生立足本国文化的坚实基础之上，吸收融会外来文化而创新，所以“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
蔡元培能在人们司空见惯的传统文化中发现美的东西，但不以此为满足，而是汲取西方现代文明中适用的部分，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并使之发扬光大，成为一代宗师。他的实践证明了柳宗元的“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的正确。中国传统文化教人追求真善美，追求理想人生，养成高尚人格，教人不断前进，日日新，但也只有在不断的陶熔中具有了高尚人格和理想人生境界者，才能真正欣赏、享受中华文明之优美。这是一个逐渐、互相作用的过程。
蔡元培是中国传统文化陶熔出来的大家大器，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的涵容、变通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他常常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西方现代的先进思想相沟通，并赋予新意，创造出新的文化内涵。这样一来，由于它来自中国传统，为人们所熟悉，人们乐于接受，也易于实行，效果就显著。如蔡元培曾将西方自由、平等、友爱的民主思想与中国名贤古训相沟通，认为“所谓自由，非放恣自便之谓，乃谓正路既定，矢志弗渝，不为外界势力所征服，”就是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义”；而“所谓平等，非均齐不相系属之谓，乃谓如分而与，易地皆然，不以片面方使害大公。”也就是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至于“所谓友爱，义斯无歧，即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
蔡元培认为中华文化“固以仁为最高之人格，而又人人时时有可以到达之机缘”。
他赞赏孔子关于忠、恕、仁的思想，认为人的忠、恕、仁的优良品格可以通过诗歌、礼乐等美育来涵养。
关于美感教育，他同样以中国固有文化为根基，他在《美育》中说：“吾国古代教育，用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乐为纯粹美育；书以记述，亦尚美观；射、御在技术之熟练，而亦态度之娴雅；礼之本义在守规则，而其作用又在远鄙俗。盖自数以外，无不含有美育成份者”。
这里蔡先生把数学排除在美感之外，六艺中其他五艺均有美育的作用。其实，按照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数家大会最高奖——菲尔兹奖（Fields Medal）获得者、数学大师丘成桐教授的说法认为数学公式是“真和美”的明确表达，数学上的一个精彩巧妙的证明，精神上都近乎一首诗。丘先生还认为“好的数学使你体验到庄子讲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尤其当你取得一个大成就的时候。数学能够带给我们真和美”。
这样看来，中国古代教育之六艺中艺艺皆寓美育于其中。其实蔡元培也说过数学中的截金术具有美感。
蔡元培贯通古今，融会中西，其目的在于创新。他曾说：“美术事业，重在合各派于一炉而支配之……苟仅知描写模仿，而不知创造，则不配称之曰美术家。”
他是一个不尚空谈，坐而言起而行的人，他认为“文化是要实现的，不是空口提倡的。文化是要各方面平均发展的，不是畸形的。文化是活的，是要时时进行的，不是死的，可以一时停滞的”。他说：“真正的文化是要自己创造的”。
所以他革新北京大学，倡行“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本校一年以来，设研究所，增参考书，均为提起研究学问兴趣起见。又如设进德会，书法、画法、乐理研究会，开校役夜班，助成学生银行、消费公社等，均为养成学生人格起见”。
养成怎样的人格呢？蔡元培崇尚“执其两端用其中”不走任何一极端，而选取两端之长处，使其互相调和的中庸之道。他曾著文称“独我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投合。
他眼光远大，看到不同民族、国家共同点一定多于冲突点，因此“我向来觉得美是各种相对性的调和剂。”
在艺术上，他主张中西不同艺术应互相借鉴，兼取所长而创新体，是有志者努力的方向。因此，他赞扬创立岭南派的新国画大宗师高剑父，在精习国画基础上吸收西洋、埃及、印度等画法以佐之，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的“正反合”。他对陶冷月“本长国画，继而练习西法，最后乃基凭国画，而以欧法补充之，创作新中国画数十幀……”
大加赞扬和鼓励。在行动上蔡元培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未参与20世纪初关于东西文化问题、中国走什么道路问题等多角度、多层面的激烈论战，参加论战者大都是鼎鼎有名的，学兼中西的一流学者。如李大钊、陈独秀、高一涵、郑振铎、杜亚泉（伧父）、梁启超、梁漱溟、胡适、蒋梦麟、杨杏佛、张君劢、成平、张东荪、瞿秋白、郭沫若、章士钊（孤桐）、吴稚晖（吴敬恒）、陈序经、冯友兰、丁文江、张佛泉等等。（当年论战情景可参考罗荣渠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及陈崧所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这位“为国家，为学术，劳瘁了一生”，“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
作为“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组织者”
的蔡元培，难道不关心国家前命运，而游离于社会之外吗？或者蔡元培看不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冲突，从而对轰轰烈烈地争论无所闻吗？非也！蔡元培自有高明之处，他做事与读书一样，“就是书里面的短处，我不大去搜寻他，我止注意于我所认为有用的或可爱的材料。”
择善而从，坐言起行，所以他的贡献之大，无人可比。他已达到了冯友兰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
现在人类社会发展越来越快，知识和技术更新也越来越快，但是人们的感情缺失却日益严重；人们的相互联系变得越来越容易，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爱、情感交流却日趋淡薄。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物质、技术等功利追求成为中心活动，一切为现实利益而斗争，竞争几乎成了一切。竞争耗去了人们的大部分或绝大部分精力和力量，没有了平静的心境去体会和享受高尚的内心生活和纯洁的精神生活。甚至有人为争抢出国机会或好的职位，不惜采取投毒、暗杀等谋害竞争者的犯罪行为，结果牺牲了别人，也牺牲了自己。关于这一点，蔡元培早就指出：“人生之目的，为尽义务而来。……今之人误解职业，以得权利为唯一之目的，实则不然。重在义务，不仅有益自身，且须有益于人群，始不辜负此人生。否则卖烟设赌，亦是职业，窃盗劫掠，俱可获利，争夺扰攘，将成何等世界！”
有些学历高又掌握了先进技术、高技术的人，却精神空虚、道德堕落，除关心自己外，对周围的人和事漠不关心，不闻不问。更不用说关心国家的前途、人类的命运了。有些人或则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害人害己，或则堕落为“经济动物”、“金钱的奴隶”、“高智商的盗贼”等等危害社会的人。例如不断报道的网络犯罪、解密盗打自动电话等等，大家都已不算陌生。而今的学校将在各种网络教学等远距离教育手段的冲击下逐渐失去对知识的大量保有权，也将部分失去对学生获取有用知识的指导权，因为网络信息可以大量地直接地与上网者见面，但其中不免杂有掌握了网络技术而道德堕落者制造的，似是而非的或错误的信息乃至谎言等等，这些不正确的不健康的信息，可能将上网者中辨别能力较差者引入歧途、造成悲剧、危害社会。所以情感教育、审美教育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此时我们自然想起蔡元培早已指出的：“常常看见专治科学、不兼涉美术的人，难免有萧索无聊的状态。无聊不过于生存上强迫的职务以外，俗的是借低劣的娱乐作消遣，高的是渐渐的成了厌世的精神病。……防这种流弊，就要求知识以外，兼养感情，就是治科学以外，兼治美术。有了美术的兴趣，不但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就是治科学的时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泼的精神。请诸君试验一试验。”
他还指出通过美育可以使人找回遗失了的感情，在审美的愉悦中得到情感的提升与超越。人们“如果领略高尚的音乐，听到靡靡之音，就觉得逆耳了；能了解纯洁的雕刻与图画，见到肉感的电影，就觉得污目了；能景仰崇闳的建筑、优雅的园林，遇到混乱的跳舞场，就觉得不堪涉足了；能玩味真正的文学，翻到猥鄙的作品，就觉得不能卒读了。”因此，他希望青年们能够“一方面在知识技能上有科学的基础；一方面在感情上有美术的熏习，以这种健全的精神，宿在健全的身体，真是健全的青年了！”
至于有些人以为了生存作理由，替自己的犯罪行为开脱的荒唐行径，蔡元培也曾指出：“人如果只为生存，只计较打算利益，其实世间没有不可做的事。可是在有一种人，自己所不愿的事，无论怎样有利于自己，总不肯做；自己所愿做的事，无论如何于物质生活上有害，还是要做，甚至于牺牲生命，也所不惜。这就是所谓高尚。高尚也是一种美。我们人类不愿做丑事，愿做美事……我们做人，最要紧的是于一日之中，有一种时候不把计较打算放在心里，久而久之，自然有时会发出美的行为来，不觉而能牺牲了。用了计较打算的态度去看一切，一切都无美可得。”
这种人不仅无美可得，只替自己打算的结果，往往痛苦的时候更多。
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科学家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体现在集体研究之中，因此，科学家团体的相互协作精神和与人共处的能力和艺术，将成为影响科研成果、科研效率的重要因素。为增进人们的相互感情，我们不妨读读蔡元培的这段文字：“我们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刻、图画、文学里又找见他们遗失了的情感。我们每每在听了一支歌，看了一张画、一件雕刻，或是读了一首诗、一篇文章以后，常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四周的空气会变得更温柔，眼前的对象会变得更甜蜜，似乎觉得自身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伟大的使命。这种使命不仅仅是使人人要有饭吃，有衣裳穿，有房子住，他同时还要使人人能在保持生存以外，还能去享受人生。知道了享受人生的乐趣，同时更加知道了人生的可爱，人与人的感情便不期然而然地更加浓厚起来。”
人与人之间关系融洽了，精神愉悦了，成就与幸福也往往随之而来。
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人们用于生产的工作时间将越来越少，而用于旅游、艺术欣赏等的休闲时间将越来越多。开展美育的条件日好一日。
鉴于以上种种情况，不少教育工作者及有良知的社会各界人士大声疾呼，主张在高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尤其要注意人文素质的培养。他们认为不仅要使学生在专业知识、技能方面有较大的提高，而且要培养学生敏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善于合作、热爱生命、享受人生、志趣高远，即养成健全的人格。
养成健全人格这个问题，从蔡元培提出至今近一个世纪了，在市场竞争激烈，人们压力很大，不稳定感、危机感时时萦绕心头的今天，更见其现实意义。
我们注意到，人格在蔡元培心中永远的主导是爱国之情，他在努力“阐旧邦以辅新命”。1936年7月1日，他在“刘海粟二度游欧作品展览会开幕词”中说：“夫艺术无论古今中西，要当观其大通。乃自国势凌夷，凡百衰落，一时学者，醉心欧化，一切的一切，悉为欧人是师，抑若吾国数千年来竟无一人足取者。吁！此种观念，实太妄自菲薄也。我总理民族主义及心理建设，拳拳于固有之文明国粹，意义深远。今刘君挟其绝艺，播扬于国际，使欧人知吾国大有人在。归国以后，复集其欧游各国所作展览于沪上。吾观刘君作品，深信艺人之活动，于我国家民族复兴之大业，有深切之关系焉。”
在抗战期间他认为进行美术展览也是必要的，他说：“当此全民抗战期间，有些人以为无鉴赏美术之余地，而鄙人则以为美术乃抗战时期之必需品。”在他看来，“抗战时期所最需要的，是人人有宁静的头脑，又有强毅的意志……这种宁静而强毅的精神，不但前方冲锋陷阵的将士，不可不有；就是在后方供给军需、救护伤兵，拯济难民及其他从事于不能停顿之学术或事业者，亦不可不有。”
因为美感有优雅之美、崇高之美。而“崇高之美，又分为伟大与坚强之二类，存想恒星世界，比较地质年代，不能不惊小己的微渺；描写火山爆发，记述洪水横流，不能不叹人力的脆薄；但一经美感的诱导，不知不觉，神游于对象之中于是乎对象的伟大，就是我的伟大；对象的坚强，就是我的坚强。在这种心境上锻炼惯了，还有什么世间的威武，可以胁迫他么？”
“优美能使人和蔼、安静，对于一切能持静，遇事不乱，应付裕如。壮美使人如受压迫，如瞻望高山，观览广洋狂涛，使人感到压迫，因而有反抗，勇往直前，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奋发的情感。”
无这种强毅精神正是抗战所需要的。
在如今和平的现实生活中优雅之美可能更具魅力，蔡元培说：“优雅之美，从容恬淡，超越利害之计较，泯人我的界限。例如游名胜者，初不做伐木制器之想；赏音乐者，恒以与众同乐为快；而这样的超越而普遍的心境涵养惯了，还有什么卑劣的诱惑，可以扰乱他么？”
蔡元培为培养新人才，改良恶社会，使中华民族重光，而大力提倡推行美育，实践中他自己成就了近乎完美的人格。面对苦难的中国他没有犹豫、彷徨，更没有沮丧，而是始终乐观向上，踏实去做他认为可做的事；面对日寇的侵略，他斗志不减。虽然他体衰多病，仍鼓励大家在困难中找有利因素为国效力。1939年3月13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四次会议在昆明举行，“元培因体弱多病，不胜航空之劳，不能前来参加，无任愧歉！”只好撰写开会词寄交大会。其中充分表现他在困境之中看到机会，奋斗前进的精神。他说：“易地以后，新原料之获得，各方面人才之集中，当地原有机关之协作与互助，亦自有特殊的便利之点，吾人断不因迁移之故而自馁。至于抗战期间，取给于外国之物品不易输入，需有代用品之发明。又军事上、建设上有特殊之需要，非平日之普通工作所能应付者，亦需集中物力人力，以趋赴先务之急。凡此种种，一年半以来，诸先生均有各别之经验，乘此会议，合而为以往之总检校，以商讨将来之新计画，不能不认为当前之好机会。”
蔡元培这种乐观、向上、不断奋进的精神，与其美学修养不无关系，更是他“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体现。
如今在各种压力、诱惑环境下生活的我们，如何保持心理的平衡，宁静致远；如何养成高尚健全的人格；如何对人生充满信心，自觉地创造和享受生活……学习蔡元培的美育思想，无疑极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