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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介庄子、荀子、司马迁、刘向、郑樵、马端临、黄宗羲、顾炎武等
我在《中国文化史要论》一书中，既论述了专精与博通的辩证关系，又举出数十个中国文化史上的博学多能者为例用以说明问题。对此，这里就不重复了。
做学问专精不易，博通更难；而博通之中又是博不易，通更难；述古不易，创新更难。古来如庄子、荀子、司马迁、刘向、郑樵、马端临、黄宗羲、顾炎武等，可以算得是比较博通的，郑玄、朱熹、钱大昕等博而不一定很通，高邮王氏父子等则精而不一定很博。
汪中是清代的一个大学者，他的儿子喜孙（即喜荀）指出乾隆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道：“今之经学书，无过《通艺录》（程瑶田著）、《经义述闻》二种。《通艺录》既精且博，千门万户，非读数十年之功不能成，亦非读数十年之功不能读。《经义述闻》实事求是，不尚墨守，非读书数万卷不能览，亦非读书数万卷不能注……善学者，贵乎述，尤贵乎作。当今经学昌明，贯通众家之说固难，作述一家之言尤难，博览群籍固难，独辟门径尤难。”（《从政录·再示左生书》）这是比较强调创新的重要性的。曾国藩特别强调精读的重要性：“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择。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柳子厚自述其所得……皆不甚多……高邮王氏父子，怀祖（念孙）先生《读书杂志》中所考订之书……凡十六种，又别著《广雅疏证》一种；伯申（引之）先生《经义述闻》中所考订之书……凡十二种。王氏父子之专，古今所罕，然亦不满三十种也。”（《曾文正公家书》）尽管上述汪曾两种说法有些不一致，但也说明博通与专精总是无法分开的。高邮王氏父子著作中考订之书虽“不满三十种”，但如果认为只要读过30种书就能成为专精者而写出那些名著，这是必无之事。阮元指出：“怀祖先生家学特为精博，又过于惠、戴二家，先生经义之外，兼覈诸古子史，哲嗣伯申……引而申之，所解益多，著《经义述闻》一书，凡古人所误解者，无不旁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经义述闻序》）可见古人所说的“由博返约”是正确的。
汪喜孙强调专家难于通人，略如上述；蔡元培却反而强调通人难于专家，认为“夏曾佑的学识通博过于章太炎，章太炎只是学人，学人难，唯通人更难。学人唯守先待后，通人则开风气者”。从上述看来，较全面地说应当是：
（一）要博古通今；
（二）通人难于专家；
（三）新作难于述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