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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介《左传》、刘知几、彭士望、李大钊等
一提及文化事业，首先就会想到书。《易·系辞》、《书·序》等都说上古从“结绳而治”到“易之以书契”。《老子》却反而要从有文化倒退到“结绳而治”的状态。上古没有文字，人们以结绳纪事，大事大结，小事小结。《释文》解释“书契”为“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其实，这在上古是不可能的。殷墟才有契文，即用契刀刻的甲骨文字。据顾炎武考证：“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以文为字，乃始于《史记》秦始皇琅琊石刻曰同书文字。”这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
论及文化事业的重要性，《左传》对道德、功业、文献“三不朽”做了比较，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是认为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同是不朽，但“立言”不如“立德”、“立功”重要。它虽然把“立言”置于“立德”和“立功”之下，但是第一次把“立言”当做不朽的事业肯定了下来。
清初彭士望则大论立言或著书的更加重要。
他说：
世称“三不朽”者“立言”其一，而“德”与“功”则非“言”无由传，盖言者心声，而书，言之府也。是故蕴古今之宏深，发天地之秘奥，溯圣贤之渊微，以逮万事万物之治乱、是非、得失、倚伏、消长、新故、损益、绝续、散殊、会通、出入、从违之故，皆取之于书。书之为物，极而推之，山海不足以喻其富，鬼神不足以擅其奇，日星河岳不足以方其高明而广大，视龙蝘蜒，视蝨车轮，不足以方其神化而凝一，此吾儒之所以斯须不能去，与宇宙相为开辟、消闭、先后天而弗违者也。乃老聃则以为太漫，庄生则以之为糟粕，释氏则尽欲空之，谓语言文字可以不立，顾其徒之书诞谩巵衍，不可穷诘。老庄亦尝自著书，其徒效之，书且与释氏埒，俱自相舛背，是遵何说？（《树庐文钞·传是楼藏书记》）
最反对语言文字的如老庄、佛教，尤其是佛教禅宗，却也同样需要语言文学。六祖慧能是一个不识字的和尚，但其信徒认为需要有一本《六祖坛经》。不仅需要有此书，而且尊称它为“经”。不仅此书为“经”，凡收入《大藏经》中者都无一不是“经”。而佛教《大藏经》数量之多，竟超过任何一家。不仅道、佛二家如此，而且主张和实行焚书的法家商鞅、韩非、李斯之流，也都需要著书立说，并欲布之天下，传之后世。
于此可见，凡是否定著书立说者，结果都被著书立说所否定；凡是企图毁灭文化者，结果都被文化所毁灭。
彭士望是就著书立说的关系重大来立论的。
刘知几则云：
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溥，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史通·史官建置》）
这是从历史记载的重大作用来立论的。
刘向把书比做药：“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愈愚。”药能治好病，书能治好愚。
《周易》帛书。
近人李大钊也把知识比做灯烛，认为：“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愚暗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也就是人生发展的障碍。”
总之，只要是辞别了蒙昧时代的人类，只要是比较文明的国家社会，都是缺少不了用文字记载语言、思想、行动、事物的图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