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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谱忠
《决战刹马镇》/Welcome to Shama Town
导演：李蔚然/周志勇
编剧：周志勇/李蔚然
主演：孙红雷/林志玲/李立群
中国大陆，2010年6月
近来，中国电影体制醉心于由票房创造的工业奇迹，少有对电影文化表达的关注。喜剧片作为当下最具娱乐性、最有市场缘的类型，越来越被看成是与文化无关的娱乐产品。这种体制化的对喜剧电影文化表述的忽略和轻视，无形中限制了喜剧片可能拥有的文化创造潜力。《决战刹马镇》是2010年夏天上映的一部喜剧片。在现有的商业电影体制内，这部电影体现出了不同于市面上常见的喜剧片的新意。虽然影片中一些段落仍没有褪去“山寨喜剧”的痕迹，但它的“笑点”并不建立在抽空社会内涵的技术性搞笑的基础之上，观众很容易在笑声中指认影片中丰富的对社会现实的批评讽喻。影片中两个阵营“夺宝”的故事，无意中传递出全球化资本体系与中国现实本土性之间相互关系的隐喻。影片的意义不仅在于对现实的讽喻，更重要的是对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的描述与比较，以及对“本土性”价值的重新评价。
“刹马镇”的视觉形象承袭了第五代电影中“老中国”形象的象征资源：黄沙漫天，赤野千里中的一座废墟般的孤城。它的形象设计令人想起《双旗镇刀客》中的“双旗镇”，是上世纪90年代精英文化对“老中国”习惯性的自塑形象。封闭、贫瘠、落后的西部老城镇曾经是中国电影推演“历史颓败”主题时的经典环境设计。《决战刹马镇》也套用了这种叙事程式。由于有外来闯入的“海外夺宝集团”的情节线设置，“刹马镇”瞬时承担了更强烈的“本土性”隐喻，进而使得影片中对“海外盗宝集团”的刻画，也超越了编剧以往创作“疯狂系列”里的海外盗贼形象所具有的单纯的叙事性功能，染上了现实政治象征的色彩。此后两者的象征意义交叉感染，影片便有了顺理成章的象征性叙事。
对“刹马镇”的村民们的刻画，也同样承袭了一种精英主义的关于“国民性”的描述。得知村里有宝的消息之后的首次村民大会上，由村长唐高鹏在一张社戏面具后面的眼睛所看到的村民百态，正是一个经典意味十足的国民性展示。这个“内视角”的设置仍是90年代精英思维的遗迹，我们在第五代90年代初期的影片——甚而包括《鬼子来了》《斗牛》《我的唐朝兄弟》等影片——之中，可以看到这种对乡野村民一以贯之的文化描绘。这已成为当代电影文化对“国人群体形象塑造”的一种传统。
但影片没有将这种“老中国”形象以及“中国人群”形象推演到“历史颓败”或“文化颓败”的抽象象征结构和叙事程式中去。刹马镇在外强闯入之前，并不是一个第五代式的天荒地老的“空间化”形象。它并不封闭，它已经实实在在地处于一个当代中国现实政治的关系网络中，充满了切实的现实生活复杂的权力斗争。唐村长与乡干部陆主任的冲突，反映了三农问题中的诸多老大难问题，而村里人与外来闯入的夺宝人之间的争斗，更可以理解为“全球化”与“本土性”短兵相接的现实隐喻。
影片一开始唐村长参加的鉴宝电视节目现场，是一个有意味的场景。中国内地的鉴宝类电视栏目并不是一个本土自生的节目类型，英美发达国家的电视节目中早就有可参照的样式。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鉴宝类节目的热播浸透了一个资本化的逻辑，它是借助收藏品文化，迎合着社会对资本“文化化”的热切需求。对于当代中国而言，鉴宝类栏目依托的是整个社会对财富的渴望，其中家世、运气、偶然、等级、资本化的知识等因素本来都是资本话语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鉴宝类栏目对新兴资本体制的“文化粉饰”正当其时。它还诉诸观众“低成本”致富的梦想。唐高鹏出现在鉴宝现场，正是刹马镇村民深陷资本化世界的体现。
而影片在唐村长从鉴宝节目现场出局后的阴谋演示，揭示了“刹马镇人”对资本世界里无所不在的潜规则的隔膜。此后，刹马镇人与“海外盗宝集团”之间的结构性的不合拍，一面断言了刹马镇人的根深蒂固的“本土性”，另一面也生动地再现了刹马镇人在资本世界中所面临的“初始情境”：弱肉强食。正是这个初始情境，决定了刹马镇人与“普适性”的资本世界之间必然发生的对抗关系。
村长唐高鹏违背乡政府的指令，坚决不种西红柿，一意孤行地开发旅游。如此选择，正是农村社会“去组织化”之后，对资本制度彻底服膺的迹象。在参加完一次鉴宝节目之后，他再也不相信村里有宝的传说。他心甘情愿地被前来盗宝的骗子以“资本”的名义洗脑，对“帮助发展”、“双赢”等理论深信不疑，直到对方劣迹穿帮。唐村长所具备的先在的“知识结构”，无疑是盛行的现代化发展观念长期灌输的结果。这使得夺宝大盗们在行骗之初能投其所好，让阴谋顺利进展。
再没有比一队有国际班底的盗宝人马更能隐喻全球化和资本化对本土资源的掠夺实质了。影片中的海外盗宝集团与村民的周旋，可以看成跨国投资主体在华推进过程的寓言。刚开始给村民尝到甜头，为刹马镇带来了新气象，跨国资本与本土势力一时欢若骨肉。一旦机会成熟，便毫不留情地按照丛林法则行事。不过，电影结尾时，刹马镇没有被动地等着“敌人”恃强凌弱。最终，村民通过“智斗”，不仅守住了由盗宝集团发现的“宝藏”，还利用对手行骗时的资金投入，成功举办西红柿狂欢节。刹马镇人依靠这市场的“第一桶金”成功进入国家主流的旅游市场，最后还预备通过新的实景演出《印象·刹马镇》，“走出亚洲，冲向世界”。
影片最后构想出“本土”利用跨国资本发展的一种理想模式：既不受其利用和掠夺，又能大借其力。后发地区在全球化的背景里常常遭受跨国资本实质性的掠夺，影片结尾的处理为这种困境提供了一种想象性的解决方案，进而传导出面对全球化潮流时，“中国可以成为全球化受益者”的一厢情愿的“自信”，完成了一种“本土资本主义”如何以弱胜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想象。
在应对全球化的理想发展模式被想象出来之前，刹马镇人面对外强的觉醒过程展现出了他们的精神特质。《印象·刹马镇》之前，刹马镇原有一套自产的实景演出。观众随“客人”看到了这出戏的概貌。演出令人忍俊不禁，凝聚了刹马镇人的“艺术创造力”，也是刹马镇人“本土记忆资源”的展示。刹马镇人把正史记载的“土匪胡栓子”的事迹，改成“人民好汉胡栓子”的故事，呈现出刹马镇人的历史观与主流历史观的错位。尽管土匪胡栓子的劣迹史仍活在刹马镇后代们的记忆中，但刹马镇人对阶级化历史观的态度并不严肃，反而在争夺宝物分配权和土地开发权时，争相与死去的大土匪攀亲。在盗宝团伙来刹马镇行骗之前，刹马镇人早已无师自通，从历史资源中挖掘出了可供旅游开发的资源。这种对历史的消解，正是受金钱的驱动。当代社会中，将历史资源进行“旅游产品化”的风气背后，潜伏着另一种更“强悍”的历史观，比如四川地主刘文彩形象的“反转”，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这种历史观与价值观的错位给影片带来了许多笑料。有意味的是，在“土匪胡栓子”变成“人民好汉胡栓子”过程中，正面人物胡栓子与反面人物地方军阀之间的关系模式仍旧沿袭了十七年电影中的阶级化叙事，只不过原来的土匪变成为民除害的绿林好汉，而故事的反派是残害民生的反动军阀。这种当代史符号与价值的遗留可以成为理解影片主题意义的“草蛇灰线”。
资本化的外部世界不论多么汹涌强势，刹马镇精神世界仍保留着一份自主和独立。在变化了的世界里，过去的历史仍可能顽强地以特有的方式支配着刹马镇人的精神世界，从而形成雷蒙德·威廉斯意义上的“情感结构”。历史在这种情感结构中显示出了强大的惯性，经常出其不意地展示出无言的力量。所以，从刹马镇人的历史叙事中，不仅可以读出“民国记忆”，还可以读出“共和国当代史记忆”，当然，现实政治更可以从中意会。因而，即便是在一盘散沙的日常生活化细节中，仍可以辨出其被组织过的痕迹。而在特殊的时期，这看似一盘散沙的社会能够迅速再组织，焕发出惊人的能量。这在08年的汶川大地震后的国家和社会动员中可以得到证明。正是这些最微妙、最不明确的“历史留痕”，建构起刹马镇人在遭遇海外盗宝集团时的基本态度。刹马镇人的情感结构是由特定时期各种互为冲突的关系复合而成。我们常常夸大刹马镇人的国民性，却也常常忽略过去了的时间带给刹马镇人的各种精神存留。由于刹马镇在视觉形象上的时间滞后性，这些精神留存可能更为强大。
作为刹马镇的知识精英，唐村长苦心孤诣地带领村民发展旅游的行为，很符合一个现代村长的思想意识。不过，他为村里青壮劳力流失、人心要散而担忧，不仅是为搞旅游，更有可能出于对公有集体经济的依赖。村里青年陈底里为保卫“公家的钱”，被人打掉门牙，以及后来村民为保护村里的宝藏，与“敌人”斗争的情景，都与十七年电影的“记忆资源”有关。他们精神中的当代史遗存，成为其情感结构中智慧和勇气的来源，最终成为与敌人斗争的制胜法宝。唐村长与敌人周旋、智斗，充分地审时度势。当盗宝集团即将得逞时，唐村长策马赶来，身后是全村群众浩浩荡荡、车马喧腾，把敌人包围在千军万马之中。而当假警察带走盗宝团伙和村民调换过的宝箱之时，唐村长从容应对，谈笑风生。敌人刚一离开，便大手一挥，“做好战斗准备，以防敌人反扑”。影片对当代史语言符号的戏仿，以及对“斗争传统”的袭用，手段炉火纯青，却并不构成消解，因为观众对刹马镇人的认同无需引导。导演甚至借盗宝头子周教授的嘴，在与唐村长肉搏时，发出“没人知道你是英雄”的慨叹。
当敌人果真以强盗面目反扑，立即陷入了村民早已布置好的西红柿狂欢节现场。而在十七年电影的“美学库存”中，这就相当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决战刹马镇的戏剧性细节的铺陈，充分借用了十七年战争片中的场面串联节奏和气势。最终必然与观众自己的情感结构产生呼应。放映现场的许多笑点可能都源于这种呼应。但影片并无意继承十七年美学体系，并不想根本地对抗资本世界。在借助十七年电影中的敌我斗争原型完成“护宝”的叙述之后，影片立即回归“发展”的逻辑和资本化的秩序。让刹马镇人迅速进驻资本化世界，并赢得与本土资本主义的象征符号“印象系列”结盟的机会。“护宝”、“发展”两不误的文化寓意，是全球化背景中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和发展主义并行不悖的意识形态表述。
这正是影片结尾处出现的情节设置与文化表述两方面最大的败笔。这个山寨意味很浓的结尾，与前面两个阵营的夺宝斗争所构成的现实隐喻，没有在故事结构和文化表达上形成连贯的统一。如果说前面的叙事在象征层面还具有现实主义的依据，那么，这个结尾所谕示的只是近乎苟且的文化表述，与《非诚勿扰》结尾处飙升的上证综指有相似的流俗趣味。而影片结尾能够想象得出的《印象·刹马镇》，只不过是彻底“去历史化”的美式通俗歌舞节目。如果说前面的故事在笑闹中，提高了人们的感情和精神，标举了一种不甚完美的本土性的尊严，那么，这个结局很轻佻地描绘出了关于当下中国趋附全球化发展的“蜃景”。现实生活中，后改革时代的中国已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全球化的发展路径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反思。刹马镇人与海外盗宝集团的故事在隐喻的层面正是这种反思的结果。主创人员依循着目前常见喜剧的表达手段，在结尾处令人遗憾地构建了一个“大众神话”。虽说这种近于嬉闹的解决方案仍是某种社会心理欲望的曲折投射，但是，喜剧片除了迎合平面化的日常生活和构建大众神话之外，还有无能力构造更为复杂的文化生产方式？依循什么进行构造？这些是中国喜剧片迟早需要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