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地处亚非欧的交界处，历来被东西方各大帝国所占据。在反抗希腊化的浪潮中，犹太人也曾经短暂地建立起自己的哈斯蒙尼（Hasmonean）王朝。但在公元前67年，罗马帝国的大军又将其并入罗马的版图。公元前40年，大希律王被罗马元老院任命为犹大王（King of Judaea）。但伊朗的帕提亚帝国（Parthian，即安息国）入侵叙利亚地区，并建立起傀儡政府。大希律王则保住自己对于加利利和犹大地区的统治，直到公元前4年。在他统治期间，他修建了多处防御东部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入侵的要塞，还在耶路撒冷修建圣殿。

大希律死后，其王朝分裂，巴勒斯坦陷入四王统治（Tetrarchs）的时期。南部犹大地区由阿克罗斯（Archelaus），又称伊斯纳克的希律（Herod the Ethnarch）治理，统治时期从公元前4年到公元6年。罗马政府借口其不善治理，将其流放，由罗马总督治理犹大，直至公元41年。北部的加利利和跨约旦地区则由安提帕的希律（Herod the Antipas）治理，直至公元39年。其他地方则由菲利普的希律（Herod Philip）治理，直至公元34年。另外还有少数地方由叙利亚人所统治。

大希律王奉行亲罗马的政策，这甚至反映在他以希腊、罗马名称来命名他的要塞，如亚历山大堡、塞浦路斯堡等。另外，巴勒斯坦地区还有一定数量的希腊、罗马侨民，他们随庞培的军队于公元前65-前62年间来到巴勒斯坦，并在当地建立城堡要塞，以保护他们免受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侵扰。这些城堡要塞共有10个，它们结成联盟，不与犹太社会来往。它们的名字都带有鲜明的希腊色彩。可以说，在巴勒斯坦地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是深层次的、直接的。

罗马帝国横跨三大洲，地中海成为它的内海。地中海文化圈在罗马帝国时期（1-4世纪）得以发展成熟。环绕地中海而形成的几大宗教文化如罗马公教、东部正教、伊斯兰教都自称为罗马文化的继承人。

就巴勒斯坦地区的宗教与文化情形而言，犹太教的内部分化是一个突出的现象。虽然犹太人的古代宗教经过近两千多年的发展之后，已形成较为稳定的宗教体系。但是，在被动地纳入到希腊罗马世界的整体政治文化格局之中后，既由于外部政治局势的变迁，又由于对犹太教体系内部不同要素的侧重，犹太教也出现了深刻的分化。简要来说，它的分化取决于两个因素：一、如何处理与外部政治帝国如塞涅西王朝（Seleucid）、罗马帝国的关系？罗马帝国为了稳定犹太人，虽然允许犹太人可以坚持“不拜偶像”的传统，不敬拜罗马皇帝及罗马神灵，但极力地以罗马文化同化犹太人。如何面对来自希腊罗马文化的同化力量，成为关键的立场问题。二、以犹太教中的哪些因素作为信仰核心？在经历了流放时代之后，犹太人已经形成了散居的传统，与散居的生活处境相适合的，就是“会堂”（Synagogue）的建立，以讲经作为主要宗教活动，讲经人即“法利赛人”构成宗教的权威群体。但在耶路撒冷，围绕着圣殿（Temple）这一宗教空间，以祭祀为宗教活动的核心，形成以圣殿祭司为权威的宗教群体。两者各执己见，从而形成分立的宗教派别。

公元初年前后，犹太教主要分化为两大宗教派别：一者为撒都该派（Sadducees），一者为法利赛派（Pharisees）。前者得名于以圣殿祭司为核心的宗教法团，在经典上只承认“摩西五经”的权威地位。而法利赛人意为“教师”，集中在会堂，为群众讲解律法，主张将律法运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除“五经”外，他们还认可先知文献。法利赛人还相信天使存在、末世复活等，而撒都该人则不相信这些。在政治上，撒都该派支持罗马帝国的政策，而法利赛人则持保留态度。除这两派外，还有两个较小的极端团体：一个是奋锐党人（Zealots），主张用革命手段获得独立；另一个则是艾赛尼派（Essenes），著名的死海库兰社群（Qumran community）就可能属于该派别，他们强烈抵制犹太教的希腊化，约于公元前145年隐退到死海边上的库兰地区，与世隔绝，一心祈盼弥赛亚的来临。他们相信当前的历史事件正是对先知预言的应验，而只有他们才是真以色列人，才能在末世得到上帝的拯救。在福音书关于耶稣生平的叙事中，就多少隐含着这些宗教派别的背景，例如耶稣的一个弟子彼得就被称为“奋锐党人彼得”，而保罗在成为基督教传教士之前，受过法利赛派的严格训练。基督教的某些思想要素，如洗礼、末世将临、天国、新诫命等，也都在这些宗教派别中有所反映。但是，从宗教思想的总体倾向来看，基督教也许与法利赛派和艾赛尼派较为接近。

巴勒斯坦历来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内部多元分化，南北的政治—宗教差异日益扩大，各种教派：撒都该派、法利赛派等，在分化的政治格局中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同时，希腊、罗马文化已经实际地进入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63年，庞培进军巴勒斯坦时，其希腊军队及军属在东部巴勒斯坦留驻，并形成所谓“十城联盟”（Decapolis），即《新约》所谓“低加坡里”。巴勒斯坦的多元种族和文化，也是耶稣及第一代使徒传教的基本背景。

按《马太福音》第2章，为躲避希律王的屠婴政策，约瑟、马利亚和耶稣曾离开巴勒斯坦，前往埃及避难。这是《马太福音》为了回应《旧约》出埃及的主题，即上帝将他的“儿子”——以色列人从埃及呼召出来。当然，如果约瑟和马利亚真去了埃及，在埃及他们也可以找到相当的犹太散居群体。自流放巴比伦之后，犹太人就形成了“大流散”（Diaspora）的格局，在环地中海世界形成众多的犹太群体。这些散居群体形成了异于巴勒斯坦的本土犹太人的政治和宗教文化。在政治上，他们多数奉行一种“双重忠诚”（double loyalty）的理念，既忠于当地政权，又一直保持犹太人自身的宗教和文化传统。而在文化上，则学习当地的语言和文化，并尝试以希腊传统来解释犹太教思想。以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群体为例，他们最少取得了两个了不起的文化成就：一是以希腊语翻译了《希伯来圣经》，即著名的“七十子译本”（Septuagint）；二是出现了一批调和希腊哲学与犹太教的学者如斐洛等，他们提出系统的理论来融合希腊哲学与《圣经》的一神信仰。

这些散居地的犹太群体，对于人们了解基督教的传播史，同样有着重要意义。原始基督教的传播，实际上是在环地中海文化圈中的犹太人中进行。这些人打下了原始基督教会的基础，因为他们更易于接受以希腊语言讲述的一神信仰，第一批的基督徒应该都是犹太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流散地的犹太人创造了一批表述犹太教核心思想的希腊术语，如“基督”一词就是“受膏者”的希腊语音译。可以说，他们为基督教在希腊罗马世界的传播，准备了一套现成的经典和文化资源。而在散居地出现的一批融合希腊与犹太传统的思想家们，最典型如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他们的哲学与思想体系也确实成为基督教教父神学的理论先驱。

死海库兰地区的艾赛尼派，是公元前后犹太复杂宗教群体的一个小分支，但在这里发现的文献与遗址对人们理解基督教的经典、思想、礼仪与制度有极大帮助。基督教对《旧约》的解释、所实践的洗礼、以“重生”来理解信仰、对天国的理解等，与库兰社群都很相似。 BThifROfXgGHwrpD/jfvDfxZP9FYSToLsgm5uCk6bmJOffQ8kS9/fxte4vsKQS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