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强调自己是一种“历史宗教”（historical religion），即上帝的启示与救恩乃通过历史中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彰显出来。它强调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他在历史时空中的降生、受洗、传道、受难和复活构成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他的第一代门徒对其言行的记载和解释，如“福音书”和“使徒书信”等，在被接受为基督教经典《新约》后，成为形塑一代又一代的基督教团体的基本文献。因此，从耶稣到保罗这一“原始基督教”时期，对于人们理解整个的基督教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按基督教自身的神学理解，基督是“按所定的日期”（《罗马书》5章6节）来到人间为世人赎罪，然而，从宗教学的角度言之，基督教的产生乃至其传播发展，与某些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处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构成其必要条件。这一背景可以狭义地称为“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Age），它约从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东征到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埃及。在这一时期，伴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和他对希腊文化的喜爱，希腊化成为地中海世界最显著的特征。或者用一个更为广泛的文化概念来界定，即“希腊罗马世界”（Graeco-Roman World），将希腊化时代与随后的罗马帝国视为一个整体，涵括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后4世纪这一大时段的历史时期。可以说，希腊罗马世界的文化处境构成了基督教的文化母体。

应该从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来理解希腊罗马世界的意义。从政治上来说，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发起东征，建立了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马其顿帝国，随后的罗马帝国更是把地中海变成它的内海。与它们相比，历史上的那些大帝国如埃及、巴比伦和波斯等，其幅员都要狭小得多，多数局限在中亚或小亚细亚的范围内。而这两个帝国则包括了欧洲的巴尔干、小亚细亚和埃及尼罗河地区，面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帝国。它们将人们的眼界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从最普遍、最一般的意义上构建思想体系，是这个时代的思想家们共同的特征。同时，在这两个大帝国的内部，东西方社会和政治结构迥然不同，文化多元而分化。在东方是传统的君主社会，而在希腊和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则开始在更大范围内实行城邦民主制。这些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差异和摩擦，为这一时期的宗教家、思想家们提供了思考的动力和材料。

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冲撞与融合，历史悠久。可以说，亚历山大东征开辟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时代。首先，亚非欧同时被纳入到马其顿帝国的版图之内，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其次，亚历山大东征并非一个单纯的军事—政治事件，更是一个文化事件，它开启了影响深远的希腊化时代。希腊文化被广泛地传播到亚洲和非洲，不再局限于爱琴海的狭窄空间内。作为一个政治实体，马其顿帝国只持续了几十年，但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它开启的希腊化时代却长达几个世纪，并且构成了基督教创生与发展的文化母体。

而希腊化潮流带来的文化后果则尤其值得考察。首先，亚历山大在他建立的马其顿帝国内，不遗余力地推广希腊语。希腊语成为环地中海地区最流行的语言。这种希腊语，已不同于柏拉图时代的古典希腊语，而是所谓的“白话希腊文”（ Koine ）。相比于古典希腊文来说，它比较简单而易于流传。在这里，语言不只是思想文化的载体，更是思想文化自身的塑造者。语言风格的变化，代表了文化的整个精神气质的变化。简要来说，古典希腊语向白话希腊文化的转变，就是哲学精神向宗教精神的转变。古典希腊文的典雅、精深对应的是由社会精英所操练的哲学，而白话希腊文则使得一些理念得以在普罗大众中推广开来。基督教《新约》的绝大部分就是用这种白话希腊文写成的，反映了基督教面向普通民众的特点。

其次，在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裹胁之下，东西方文明进入猛烈而又孕育着无限生机的冲撞融合之中。就希腊文明而言，它的哲学和思辨传统使它的文明具有理性、抽象与普遍的特点；而东方文明仍然处于较为原始的神秘主义宗教阶段，偶像崇拜、多神崇拜等仍然十分盛行。而处于亚非欧交界处的巴勒斯坦地区，正是东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重要枢纽，在这里除了东西方文明的上述因素外，还有犹太教自身悠久的一神教传统。希伯来文明围绕着一神崇拜建立了一整套对世界、人生、社会的解释系统和价值观念。对两希文明（即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来说，彼此都是异质性的。但是，它们又要对共同的生活处境进行回应，这使得它们在彼此冲突中又走向互补和融合。在此意义上，基督教既同时继承了两希文明，又在自身埋下了这两种文明的冲突与矛盾的种子。它们之间的张力，对基督教来说，既是困境，又是动力。

最后，在被纳入到世界性帝国的范围后，希腊哲学自身的精神气质也被改变了。在成为马其顿或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后，希腊人失去了城邦的庇护，人们作为个体流落到大帝国之内。这样，哲学的重镇也从希腊本土转移到小亚细亚地区，众多新形态的哲学产生出来，如新柏拉图主义、斯多亚主义等。它们的一个普遍特点是：哲学不再只是抽象地讨论形而上学问题，而是客观地观察生活现实，并用理性对它作出分析和综合的解释，从而建立一个精神世界，并依其而实践生活。哲学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严肃的生活，是对命运的恐惧和对死亡的焦虑的克服。在此意义上说，希腊罗马世界的哲学是近似于宗教的。晚期希腊哲学普遍以“世界公民”作为理想人格，就反映了在世界帝国的处境内，个体生命对安身立命之根基的寻求。

总之，基督教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希腊罗马世界，其文化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征：普遍性、伦理实践性、混合性。首先，它包含了一种普世主义精神。在否定方面，它意指单一民族宗教与文化的崩溃；在肯定方面，它意指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与融合，超越单一的民族意识，将全人类视为一个整体的观念，并进而产生一定的世界历史意识。其次，它反映了实践伦理的精神。希腊罗马时代的思想体系，普遍把哲学视为精神的慰藉，其价值在于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践。这使得晚期希腊的哲学派别普遍带有宗教性、伦理性的倾向。最后，希腊化时期的文化是混合性的。这一时期形成的新宗教、新哲学普遍同时具有东西方文明的内容，宗教或文化混合主义（syncretism）是公元前后所有思想的共同特点。 NvwGxjSSO5b1pOEQjDFfoVltUWFdLXYvptvR/ySnA9jQlHWheqdrBiz9Doh5Z0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