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成熟的另一个标志是《新约》的成典（canonization），今天人们使用的由27部书按顺序排列的《新约》，是直到公元4世纪在亚大那修的著作中才第一次清楚地提到。因此，应该在《新约》的写作与成典之间作出区分。新约作者在写作时，并不把自己的著作理解为正典，而是针对当时教会的现实情况而作。这些文献成为正典，则既非一个人亦非某一群体的作为，而是一个持续了将近三百年的过程的结果。正典的成立使得基督教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身份边界。

按今天的正典顺序，《新约》可以分为福音书、保罗书信（其中《提摩太书》和《提多书》又可单独称为“教牧书信”）、大公书信（由各使徒所写，又可称为普通书信）、启示录。但是，这并非它们的写作时间顺序。一般认为，最早写成的文献是《加拉太书》，完成于公元48年。保罗书信在时间上可能是最早写成的，即在他从公元40年左右开始传道至64年殉道之间完成。当然，作为正典的（canonical）保罗书信是否都由保罗所写，无论是基督教早期还是今天，人们都有争议。保罗书信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针对某地教会的具体情形而写，他以通信的方式来施展他的使徒权柄，因此，他的书信从一开始就被早期教会视为普遍适用的权威文献。他写给歌罗西教会（Colossians）的信，也被要求在老底嘉教会（Laodiceans）念诵（《歌罗西书》4章16节）。

福音书虽然未必为使徒所写，但早期教会流传的关于耶稣基督的言行，被视为出于使徒的见证。因此，它们在一开始也有极大的权威。它们最初可能只是以口传的方式流行，第一代使徒相继去世之后，人们认识到将使徒见证书写下来的必要性，几部福音书陆续问世。人们普遍认为，《马可福音》成书最早，因为《马太福音》与《路加福音》显然都以它为底本。此外，人们还认为可能存在一个逸失的Q底本，它是《马太》与《路加》多出《马可》的那一部分的共同来源。除了依据《马可》与Q之外，《马太》与《路加》又根据各自早期教会群体的传统加上新内容，并最终成型。因此，《马可》约成于公元60年前后，《马太》与《路加》约70年前后。由于这三部福音书十分相似，被称为“对观福音”（Synoptic），而《约翰福音》则出自另一传统，可能成书最晚，当在公元1世纪末期。其他一些以使徒为作者的新约文献，如《希伯来书》、《启示录》、《彼得后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犹大书》等一直有争议，人们很难断定它们就是使徒的作品。

《新约》文献的写作时间前后持续了约一百年，而它的成典时间则持续了近三百年。而且，由于成典的过程与早期教会复杂的异端与正统的纷争结合在一起，所以整个正典《新约》的成型尤为复杂纷乱。很早以来，保罗书信就享有很高的地位，例如在《彼得后书》3章15-16节，就说：“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可见，在《彼得后书》的写作时间即公元2世纪初期，保罗书信就有了“经书”的地位。在公元95年罗马的克雷芒（Clement of Rome）的信中，就以尊敬的口气谈到保罗的《帖撒罗尼迦书》、《罗马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等。而早期教父查斯丁在他的《第一申辩篇》说：“使徒们的回忆录，被称为福音书。”这时，他已经用复数来表示福音书。他的弟子塔堤安（Tatian）还编修了一部“四福音合参”（Diatessaron），来调和四部福音书。可见，到公元2世纪中期保罗的大部分书信以及四部福音书已经广为流传，并有很高的地位了。

在两件事的推动下，早期教会确定地把某些使徒文献定为正典即《新约》。一是公元1世纪末期，犹太人可能意识到新生的基督教群体对于犹太教的冲击，于公元90年前后确定了犹太教的经典即《希伯来圣经》（亦称《塔那赫》Tanahk，基督教称之为《旧约》）；二是基督教内部异端即马西昂主义（Marcion）的冲击。马氏激进地要求与犹太教脱离开来，认为所有那些强烈犹太色彩的使徒文献都不具有权威地位，因此基督教的“经书”只应包括保罗的十封书信以及《路加福音》。公元144年，马西昂被开除出教。但他“制经”的努力却推动了教会制定“大公教会”（Catholic church）所普遍认可的《圣经》。为保持与马西昂的距离，大公教会要求：《圣经》书卷包含的内容要更广泛（more comprehensive）、不那么特立独行（less idiosyncratic）。因此，四部福音书都被包括进去了。为了表明在对保罗书信之权威的看法与马西昂不同，如《提摩太书》和《提多书》这样的教牧书信也被包括进去了。同时，由于当时教会盛行诺斯替主义，强调“灵知”的救赎，出现了大规模假托使徒之名的福音书或书信等，因此大公教会必须以确定的、写成的“经书”（scripture）来反对神秘的“灵知”。于是，确定正典的两个原则被提了出来：一是必须是由使徒本人或由使徒身边的人所写；二是其内容必须不与“使徒教导”（apostolic teaching）相冲突。

如果说是由于马西昂异端推动教会去“制经”的话，那么从170年开始兴起的孟他努异端（Montanism）则迫使教会把“经”变成一个“封闭的经”（closed scripture）。因为孟他努主张耶稣时代之后的人们生活在“圣灵时代”，如果信徒被圣灵充满，其话语就带有权威，所以，大公教会必须拒绝孟他努派的“灵言”，而将“圣言”的权威限定在某些书卷，否则必将引起混乱。因此，在2世纪下半叶的教父文献中，《新约》的地位突显出来。在以爱任纽（Irenaeus）为代表的教父那里出现一个特别的现象：以往教父著作以引述《旧约》为主，但此后，开始大量地引用《新约》上面的经文，这表明《新约》的地位已经开始超越《旧约》。

技术革新还影响到《新约》成典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经卷的顺序问题。过去，人们以整张的羊皮卷为书写工具，不必考虑顺序问题。而由于人们开始用一张一张的抄本（codex）来书写圣经，因此必须给经卷排出顺序。18世纪在米兰发现的一份古卷残片上，列出约公元170年人们对《新约》的排序，史称“穆拉托利清单”（Muratorian list），即：四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的十三封书信、雅各书、约翰的两封书信、犹大书、约翰的启示录、彼得启示录和所罗门智训。综合古代教父如亚历山大里亚的克雷芒（约190年）和德尔图良（约195年）所引用的经文，可以说，到公元2世纪初期，教会内部已普遍认可了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书信、约翰启示录、彼得前书、约翰前书和犹大书等。

这样的局面大致持续到教会合法化之后，到尤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wrca）开始写教会史时（约325年），他仍然说诸如雅各书、犹大书、彼得后书、约翰二书和三书是有争论的。可见，直到4世纪初，今天所谓“大公书信”的地位仍不确定。直到亚大那修教父（Athanasius of Alexandria）在他公元367年的一封书信中，才在教会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到27篇《新约》文献，他说：“它们是救恩的源泉，那些渴慕真理的人，在这些书带有的生命之道中可得饱足。只在这些书里面，上帝神圣的教义才被宣告。不要让人再添加什么，也不要让人从中削减什么。”（ 39th Festal Letter of Athanasins ）30年之后，即公元397年，在奥古斯丁亦参与其中的第三次迦太基大公会议（the Third Council of Carthage）上，各地主教们一起认可了基督教《圣经》的目次，即《旧约》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得记、列王纪、历代志、约伯记、诗篇、所罗门五书、十二小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多比传、犹滴传、以斯帖记、艾斯德拉两书、马加比两书，以及《新约》27部：四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书信十三卷、希伯来书、彼得书两卷、约翰书三卷、雅各书、犹大书、约翰启示录。

可见，《圣经》的成典是一个持续时间非常长的过程，很难说某一个教会英雄或权威机构制定了《圣经》。相对而言，它是一个自然的产物。如果考虑到基督教的《圣经》所接纳的《旧约》本身是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的产物，那么，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确定下他们的正典，实际上是对自己所处的信仰统绪、文化源流的一个确认，而不是制定或构建。但是，封闭的正典却标志着基督教确定了自己的边界，标志着基督教已经成熟。 M2KhTVv1S/4VYKxhdTTIDCgKaxSyMJjiWsXAyjBNfZE5VqXy3XUrURSJH4B5T+X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