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先是将基督教合法化，其后又给予教会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例如：神职人员免征赋税；虽然君士坦丁仍称自己为罗马宗教的大主祭，但此后罗马宗教的传统祭祀只能由官方来组织，私人祭祀被禁止；教会可以接受遗赠，教会财产开始大幅增长；礼拜天禁止工作；在君士坦丁本人和皇室成员的支持下，一些宏伟的教堂相继建成。但显然，君士坦丁对教会的政治优惠是期望着宗教回报的，帝国的政治之手也一次又一次地伸到教会的内部事务之中。

如前所述，虽然早期教父很早就形成了“公教会”（Catholic Church）的观念，并且认为大公会议的决策是最高决定。但是，当帝国政府对基督教采取敌视或压制政策时，实际上不可能召开由全体主教参加的大公会议。对于异端的裁定，人们或者依据某些著名教父的批判，或者由地区性的主教会议来决定。基督教成为合法宗教并且得到君士坦丁的支持后，大公会议的召开成为可能。此后，大公会议的决议便成为裁决正统与异端的标准文献。通过这种方式，基督教开始建立自己清晰、明确的正统。然而，其另一直接后果则是“异端”被不断地从教会中剔除出去，基督教实际上又处于不断的分裂之中。

帝国第一次介入教会之争，是关于多纳图派（Donatism）的裁定。事情起因于戴克里先在北非发动的大迫害。在大迫害中，有一位主教曾交出《圣经》，是所谓的“叛教者”（traitor）。他还在311年参与按立迦太基主教的仪式。因此，主张“主的教会应该圣洁地、无所瑕疵地按照《圣经》来宣讲”的人们认为这样的主教的按立无效，并选出另一位主教。这一主教职位后来被多纳图（Donatus）所继承。其路线对那些曾经叛教的人采取严厉态度，认为这是信仰的死罪，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接纳到教会之中。而罗马主教则主张对他们宽容以待。他们之间的纷争史称“多纳图之争”。君士坦丁认为他们的纷争对帝国的统一不利，于是高调介入。也许在他看来，正如打仗时需要把将军们召集，建城时需要把工匠们召集一样，宗教问题的解决也可以通过大公会议的方式加以解决。他如此说道：

我将去让他们明白，应该以什么样的崇拜献给上帝……作为一个君王，还有什么比澄清错误，抑制错误的见解，从而使人们能够以真正的宗教、诚实的心灵和恰当的崇拜敬献至高上帝，更为崇高的职责呢？……凡我所愿，即为教会法规。你们或者听从，或者就被流放。

公元314年，由国家出资，他召集西部各教会在高卢南部开会决议。但隐含在多纳图之争背后的，是积怨深重的布匿人（Punic）与罗马人之间的矛盾。虽然314年的会议决定：不称职的神职人员主持的按立，仍然有效，洗礼即使是由异端所施，同样有效，然而，多纳图派却拒不服从，并自立教派，宣称自己是唯一真正的教会，他们的圣礼是唯一有效的。多纳图派在北非获得广泛的支持，直到伊斯兰教征服北非才绝迹。

多纳图之争的内容是关于教会管理体制，波及区域局限在北非地区，然而一场涉及最根本的神学信念、涉及区域更为辽阔的争端，也在此时爆发。基督教的核心问题是耶稣基督与上帝的关系，《新约》对此问题缺乏明确而系统的答案。公元3世纪初最杰出的神学家奥利金（Origen，185-232）对此留下一个模棱的回答。他说：“圣子是不可见的圣父的形象，与圣父相比，他不是真理；但由于我们不能禀受全能上帝之真理，因此在与我们发生关系时，他就是真理的影子和形象。”（ On Frist Principles ，Ⅰ．Ⅱ．6）一方面，圣父与圣子具有同一实体；另一方面，由于只有圣父是无始无终的，而圣子是“由父而生，他的一切都是由父而来”，因此在权能与神性上又次于圣父。阿里乌（Arius，250-336）受安提阿学派的字义经学和唯一神论的影响，主张基督是受造之物，不具有上帝的实质，是低一等的上帝。这一观点刺激了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在他看来，圣子是永在的，不是受造的，在本质上和圣父一样。由于这一分歧涉及根本的神学问题，遂在整个教会引发骚乱，而这是君士坦丁所不愿看到的。

基督教合法化后，教会制度越来越接近罗马政制。主教制进一步完善，大主教、都主教、主教的层级结构日益清晰。与此同时，帝国与教会之间也逐渐结盟。在帝国的许可与支持下，教会以大公会议的形式解决重要问题，会议决议如同教会的根本大法，形成了类似于共和制的权力制度。从图中可以看出，无论对帝国还是对教会来说，东部比西部都要繁荣，君士坦丁迁都拜占庭深化了东西部之间的差异。东西部的差异逐渐集中地体现为君士坦丁堡与罗马两城之间争论谁为“教会之首”。

君士坦丁此时已是整个帝国的皇帝，因此，他有能力召集帝国全境的所有主教参加会议，这就是被称为第一次大公会议的尼西亚公会（Nicene Council）。会议之所以选在尼西亚，关键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离君士坦丁的新首都君士坦士堡很近，便于君士坦丁皇帝参与会议。与会主教三百多位，大致分三派：一派为阿里乌派，一派为亚历山大里亚派，两者均为少数，另一派是并不明神学就里的中间派。君士坦丁接受了由中间派多数起草的信经，对于基督与圣父的关系，反对阿里乌派的主张，确定为“受生而非造”、“与父同质”，史称《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但这一信经的地位并不牢固，君士坦丁的态度也受身边不同谋士的影响，到君士坦丁去世之时，《尼西亚信经》甚至已经名存实亡。其后，君士坦丁诸子争位，《尼西亚信经》的命运也一波三折。359年，在色雷斯（Thrace）的尼斯城，又通过了一项支持阿里乌派的决议，称“如圣经所示，圣子只是与圣父相似”。但是，《尼西亚信经》的神学得到当时最杰出的神学家亚大那修（Athanathius，296-373）和卡帕多西安三杰，即凯撒利亚的巴西勒、纳西盎的格列高利、尼斯的格列高利的支持、阐释和论证，系统地发展而为“一个本体，三个存在（位格）”思想，并且认为“上帝的三位，是指同一的本质的三种存在的样式”，“一个有位格的上帝存在于三种样式之中”。他们用“三位一体”的思想系统、深刻地对《尼西亚信经》作出了阐释，建立起一个博大精深的神学体系。同时，在政治上也得到罗马皇帝西奥多修斯（Theodosius，346-395）的支持。最终在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上“三位一体”被确认为基督教的正统信仰，阿里乌主义被彻底击败。

近60年的尼西亚之争，在基督教历史上发展出一种帝国干预宗教的完整模式，教义的制定与君主的喜好有着密切的关系，基督教成为帝国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君士坦丁在东部正教的传统中，一直被称为“第13位使徒”，并称为“圣君士坦丁”。在此意义上，基督教可称得上是罗马帝国的国家宗教，“政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基督教的发展道路和方式。但另一方面，基督教教义似乎也有自己的发展逻辑，这体现在某些基督教思想家能够坚持自己的思想，始终不惧帝国政治的压力，代表了基督教的真正“道统”。亚大那修可谓其杰出代表，他曾质问罗马皇帝道：

什么时候教会的裁决，要从皇帝那里得到支持？……教会早先开过那么多的会议，通过那么多的决议；但教会的领袖从来没有去征得皇帝的同意，尽管他自己想多管点教会的事。

亚大那修敢于挑战君士坦丁王朝在教会事务上的权威，这既是对早期基督教不屈服于罗马政府的精神的继承，也预示了中世纪政教之间二元紧张的基本格局。

《尼西亚信经》确定了圣父圣子“同一实体”的教义，阿里乌派受到谴责。然而，阿里乌派并未就此销声匿迹。实际上，早在阿里乌论争爆发之前，阿里乌派就已经前往罗马北部的所谓“蛮族地区”传教。第一位成功劝化蛮族的传教士名为乌尔菲拉（Ulfilas，311-383），他是阿里乌派的两位核心人物——阿里乌和尼科米底亚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Nicomedia，342年卒）：在安提阿学院的同学。人们推测，阿里乌派之所以在北部蛮族中取得成功，也许因为在蛮族的信仰世界中，一直就有将人圣化为神的传统。而阿里乌派对耶稣的受造性、人性、在神性上低于至高上帝的教义，对他们来说，比尼西亚派的“受生而非被造”、“具有完全的神性”等教义，更具亲和性。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罗马人与北部蛮族之间的民族边界，促使他们寻找一种与罗马人不同的信仰。当罗马人以《尼西亚信经》作为他们所谓“大公教会”之基本信仰之时，北部蛮族恰恰需要某种不同于《尼西亚信经》的阿里乌“异端”。因此，当阿里乌派被罗马人定为异端之时，它却在哥特人（Goths）、勃艮第人（Burgundians）、伦巴德人（Lombards）、汪达尔人（Vandals）中得到相当广泛的支持。在西罗马帝国的晚期，他们攻陷罗马，并统治帝国西部、北非的大多数地区。直到公元6世纪，法兰克人兴起并接受正统的公教信仰，阿里乌派才在法兰克人的征服之下日渐式微。 o4xF2Fv1n2eFNfzyIuId0EcByBydQ0aAwFqwKmmlHAmSlXpMtJiMx9FEty9hSyr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