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基督教思想发展史一般可分为使徒时代（apostolic）、后使徒时代（post apostolic）、教父时代（patristic）。在使徒的写作（以《新约》为主要文本）中，基督教的一些基本命题以信仰宣告（confession）的方式表现出来，如彼得面对耶稣时说：“你是基督。”当基督教进入希腊罗马世界时，人们不得不以更为系统和理性的方式来阐述基督教信仰，这时，信仰宣告就发展成为神学（theology）。“神学”一词乃由“theo”与“logy”组成，意为“对神的言说”。保罗可谓第一个“系统神学家”，他对基督教的基本命题做出了系统的阐述。

人们普遍认为，后使徒时期的作家直接接受了使徒们的教诲。他们包括：罗马的克雷芒（Clement of Rome，93-97，对于这些古人，我们只能知道其著述年月，以下标注的年代皆为著述年代），安提阿的伊格纳修（Ignatius of Antioch，110-117），士每拿的波利坎普（Polycarp of Smyrna，150-160），罗马的赫马（Herma of Rome，100-140），十二使徒遗训（Teaching of the Twelve Apostles，130-160）等。他们的写作和论述方式，仍没有明显地超越使徒们。其写作方式多为书信体，在论述方式上也没有明确地区分信仰宣告与系统阐释。

一方面由于来自希腊罗马文化的挑战，另一方面由于基督教思想的内部发展，尤其是要对内部的异端进行辩驳，所以，从公元2世纪中期开始，基督教内出现了一批所谓的“护教士”（apologist）。他们或者正面阐述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或者批判和驳斥其他错误的异端思想，来系统地处理信仰与理性、基督教与希腊哲学、基督教的核心思想等问题。他们可以被称为最早一批的基督教思想家，代表人物有：查斯丁（Justin the martyr，150-160）、爱任纽（Ireaneus，200年卒）、德尔图良（Tertullian，197-220）等。他们的出现表明，基督教赢得了一部分有知识人的信仰，同时他们的著述方式也显然以知识阶层作为对象。

这些人被称为护教士（apologist），他们的很多作品亦被冠名为“辩护篇”（Apology），“辩护”一词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希罗文化色彩，其生活场景即源自被告对原告指控的反驳。柏拉图就曾以“辩护篇”为名，叙述苏格拉底面对无神论指控时的辩护。基督教思想家们借用此文体，来阐述基督教信仰，或对人们的责难进行驳斥。因此，他们在讨论基督教与希腊哲学、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时，也主要依循两个基本路向：一者可谓“证同”，指出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相同，甚至比对方更优，更值得尊崇；另一者可谓“辨异”，指出它们之间完全相异，因此基督教信仰可以完全不用理睬它所面对的希腊哲学和文化传统。

查斯丁是前一路向的代表，德尔图良则是后一路向的代表。查斯丁是一个希腊人，但少小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示剑，后来为学习哲学而在以弗所居住。据其自述，某天在海边散步时，邂逅一老者向其传讲基督的福音，就此皈信基督教。160年前后，查斯丁在旅居罗马期间殉教而死。其著作包括：《辩护篇》、《与特里丰的对话》（ Dialogue with Trypho ）等。在他看来，基督教是一种“真正的哲学”，是一切哲学中最古老、最正确、最神圣的，因为“只有这种哲学才是最安全、最有益的”。他认为，所有哲学都是对宇宙中“神性的逻各斯”的部分参透，在此意义上，按照各种文化中古人先贤的教导去生活的人，都是顺从神性逻各斯的教导、指引。“那些按照逻各斯生活的人都是基督徒”，因此，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和摩西也都是基督徒。但所有哲学都只是部分地把握了神性逻各斯，只有在基督身上，神性逻各斯本身才成为肉身，是上帝的完全启示。因此，基督的福音是逻各斯最高、最圆满的形式。由此可见，查斯丁有意识地将基督教与希腊哲学、信仰与理性结合起来，使信仰成为一种可以理解的“科学的”神学。

德尔图良则恰恰相反。他生于拉丁文化区的迦太基，但亦精通希腊文。他曾在罗马开业作律师，后担任迦太基教会的长老，他从197年开始用拉丁文阐释和辩护基督教信仰，被称为“拉丁神学之父”。晚年被孟他努异端对道德的严格强调所吸引，于200年左右与大公教会断绝关系。在他看来，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愚拙”，与人类的智慧完全不同，无论如何也不能与现存的哲学体系相协调。他说：“哲学是尘世智慧的产物，是对自然和上帝本性的粗率理解。异端就是由哲学引发的。”（ The Prescription Against Heretics ，Chapter VII）在基督教思想史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宣言：“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干？学院与教会有何相干？……那些企图把基督教与斯多亚、柏拉图和辩证法思想结合起来的做法，都见鬼去吧！……我们有了信仰，还需要再信什么别的吗？我们的首要信仰就是除此之外，别无所信。”他用耶稣所说的“寻找，就寻见”（seek，and you shall find）为喻，说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理性的角色只限于在人们寻找真理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一旦寻见基督信仰，就应该停止发挥作用。信仰既是理性的目的，又是理性的终结。就此而言，德尔图良可谓基督教思想中信仰主义（fideism）的鼻祖。

从公元2至7世纪（尤其是在4、5世纪），基督教历史上出现了一批“诸子”式的思想家，全面地奠定了基督教教义（思想）、制度和仪式的基本形态，他们通常被称为“教父”。人们通常以尼西亚会议为界，将他们分为前尼西亚教父、尼西亚教父和后尼西亚教父。亦可从空间上将他们分为希腊语区教父、叙利亚语区教父、科普特（Coptic，埃及）语区教父和拉丁语区教父。

大约从公元3世纪开始，基督教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大的转变，即出现了学院（Academy）或教义学校（Catechism School）等思想文化机构。学院是希腊人文教育的基本制度，如新柏拉图主义的“学园”（Academy），而在公元前后的犹太教也出现了以“家学”（House）为基本单位的机构，如保罗曾就学的迦玛列（Gamaliel）家学等。基督教学院是这二者的结合体，既沿袭犹太教传统以讲解《圣经》作为其核心目的，又借鉴希腊学园的做法，传授希腊或罗马的修辞或辩论技巧。著名的基督教学院有两个，亚历山大里亚学院（Alexandrian School）与安提阿学院（Antiochean School）。前者的代表人物包括：克雷芒（Clement of Alexandria，190-202），奥利金（Origen，202-231），迪奥尼修斯（Dionysius，233-248）。后者的代表人物则包括：凯撒利亚的提阿非鲁（Theophilus of Caesarea，175-185），安提阿的提阿非鲁（Theophilus of Antioch，180-185），萨默斯塔的保罗（Paul of Samosata，260-272），卢西安（Lucian，卒于312年）等。

基督教学院不仅为早期基督教培养出知识阶层，而且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术统绪，它们之间相互砥砺，大大促进了早期教会在教义辨析、教理推衍方面的广度和深度。例如，亚历山大里亚是罗马世界希腊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因此，克雷芒与奥利金都展现出用希腊化思想解释基督教信仰的努力。在他们看来，信仰足以使人得救，但是如果在“信”之上又加上“知识”，那人就能到达更高的境界。希腊哲学的核心概念——逻各斯也被他们用来说明耶稣基督的本质，尤其用来强调基督所具有的神性。因此，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是早期基督教的“逻各斯基督论”思想的主要支持者和阐释者。与此相反，安提阿地处小亚细亚，受犹太传统的影响较为深厚，在神学上坚持严格的一神论。虽然他们也用逻各斯概念去理解基督的本质，但总是小心地回避谈论基督的完全神性，以避免将基督教解释为多神教。他们在神学上的这一倾向常被称为“神格唯一论派”（Monarchianism），其代表人物多出自于安提阿学派。更晚期的尼西亚和迦克墩公会议对信经进行讨论时，人们在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理解上的差异，仍然受制于这些不同流派的学术统绪。 kTN7wNIwx/LGKzi0PxzNsFAwsq7gQzvT3F633MGYbezTiFD4A77k/VQc9XY5bRQ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