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0年左右的耶路撒冷会议之后，基督教正式向外邦传播。从此，基督教面临的核心问题不再是与犹太教的关系，而是与罗马帝国、与希罗文化的关系。基督教对于罗马政府的态度最初是友善而顺服的，保罗在写给罗马基督徒的信中就劝告他们：要顺服掌权者，“因为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罗马书》13章1节）。但罗马宗教、政治与基督教的信仰和崇拜之间的深刻差异，却最终使它们走向冲突和对立。

罗马文献中最早谈论基督教的是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他讲道：公元51年，在革老丢（Claudis）治下，“由于基督徒们在犹太人中引起的骚乱，革老丢决定将犹太人逐出罗马”。这与《使徒行传》18章2节所说的“革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也许是同一事件。罗马人对外来宗教持宽容态度，驱逐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原因应当是出于公共秩序的考虑，即基督徒与犹太人关于耶稣神子地位的争吵而引起的骚乱。但自64年始，它们之间的冲突便直接表现为帝国政府对基督教的迫害与镇压。塔西佗和苏埃托尼乌斯都谈到罗马皇帝尼禄（Nero）在公元64年罗马城大火后对基督徒展开捕杀。按塔西佗的《编年史》：“这些基督徒被戏弄而死。或穿上兽皮由狗撕咬而死，或钉死在十字架上，或在黑夜时当做照明而被烧死。虽然他们遭受如此无情惩罚是罪有应得，然而人们仍然同情他们，因为人们觉得他们是因一人之残暴而死。”（卷XV，47章）

公元112年，在小亚细亚任总督的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写信给当时的皇帝图拉真（Trajan），询问如何处理基督徒时，图拉真的回答是：“（对于这些基督徒），不可能有什么统一的规则、用固定的形式来处理。不要去追查这些人。但是如果有人在你面前控诉他们，而且得到证实，那就必须惩罚他们。但是，如果他否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而且通过向我们的神灵献祷，而清楚地表明他不是基督徒，那么，作为对他忏悔的回报，你就要放了他，而不管他过去的行为多么可疑。”此后，这基本上就成为罗马对待基督教的官方政策。

罗马政府后来之所以迫害基督教，原因是多方面的：一、罗马政府的宗教宽容政策，是以对帝国的政治忠诚为前提的，而其政治忠诚又以帝国宗教作为检验的标准。罗马皇帝或者罗马皇帝的保护神，是罗马所有臣民必须崇拜的偶像。然而，基督教从犹太教那里继承的一神信仰和反偶像崇拜的精神，要求基督徒远离这样的帝国宗教。在罗马宗教与政治合一的社会里，这被视为公开的政治挑衅。从根本上看，基督教信仰与罗马帝国宗教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张力。二、由于罗马的公众场合普遍带有希罗宗教（Graeco-Roman Religion）的偶像崇拜的背景，因此，基督徒的聚会，只能在私人场合进行，于是罗马政府怀疑他们在密谋政治颠覆或造反。三、早期基督教的和平主义思想，要求基督徒不参加军队，这对于以征战立国的罗马来说，是难以容忍的。四、罗马人以罗马建城即公元前751年作为纪元，而基督徒认为基督之诞生使人类进入新历史之中，以耶稣之诞生作为纪元。基督徒对于人性和历史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这也不见容于罗马政府。五、谣言的伤害。由于罗马人不了解基督教的崇拜形式及其教义，谣传基督教的“彼此相爱”是乱伦，会颠覆罗马人的家庭价值；而基督徒圣餐时所念的礼仪经文，也被罗马人谣传为“吃人喝血”。

按教会传统，人们通常认为在罗马帝国时期历经了10次大的迫害，始于尼禄，终于戴克里先。有趣的是，罗马皇帝对基督教的迫害有两个规律：一、越是能干的皇帝，越是迫害基督教。因为他们要强化罗马宗教的多神信仰，每个地区都要同等地崇拜罗马神袛，以确保它们共同忠诚于罗马。这便激化了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矛盾。二、出身于边境的皇帝，倾向于强烈地迫害基督教。在晚期罗马，军队在帝位争夺中的作用加大，不少皇帝出身于那些长期在边境作战的将军。由于他们出身边境，在政治上他们不得不做出更加忠实于罗马传统的姿态，迫害敢于挑衅罗马宗教的基督教常常成为一个当然的选择。举例来说，哈德良（Hadrian）出身于西班牙，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出身于北非，德修（Decius）出身于东北边陲，戴克里先（Diocletian）则出身于巴尔干地区，他们都对基督教进行过严厉的迫害。

按教会传统，在三百多年中共有10次大迫害。可见，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迫害是断断续续的。迫害发生地主要是在边境地区，可能是为防止边境驻军中的不同宗教信仰。在这些大迫害中，一批使徒以身殉道，他们的鲜血被称为“教会的种子”。 rUjUTNh25mM4o48c7cGLcltx7ztqo2zD5DM8IUUzp45KqvSh+BXG7WUCAd1gNJ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