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环地中海文化圈传播开来，成为一个社会文化现象。那么，原始基督教到底有着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形象？换言之，从现代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什么样的阶层、族群、性别的人构成了早期教会呢？当然，由于缺乏翔实的文献和考古材料，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只能是假想性的，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可以肯定的是，早期基督徒的人数很少。但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少呢？按《使徒行传》1章14-15节，耶稣受难几个月后，一共有120名左右的基督徒。到4章4节，信徒人数已经达到了5000。到21章20节，则说犹太人中有“几万人”归信基督。但这并非信史。人们对基督徒的人数进行猜测。按爱德华·吉本，到公元300年基督教合法化的前夜，它占罗马帝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即120万人。但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在公元300年左右，基督徒的人口比例应该达到罗马帝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即600万人左右。这一数字也可以从社会学角度大致地解释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合法的社会原因。如果以这一数字为标准，那么，基督徒人数增长的速率就大概是每10年增长40％。换句话说，公元40年，1000人；公元50年，1400人；公元100年，7500人；公元150年，4万人；200年，21万人；250年，120万人；300年，620万人；350年，3300万人。但是，构成这个群体的人是些什么人呢？

关于早期基督教群体的社会构成，人们通常有两个基本的观念：一、从社会阶层上来说，早期基督徒以“无产者”包括奴隶和低下层的普通群众为主。二、从族群构成来说，早期基督教以希腊罗马人为主，犹太人不占多大的比重。但是，最近的一些社会学和考古学的反思，正冲击着这样的传统理解。

恩格斯曾以19世纪的早期基督教史研究为材料，认为“基督教在起初的时候是被压迫人民的一场运动：它最早出现时，是奴隶、解放了的奴隶、被剥夺一切权利的贫苦人民，以及被罗马帝国征服或遣散的民族所信仰的宗教”。特洛尔奇也说，事实上所有的宗教运动都是出自于“社会底层”。但是，通过对早期教会的文献进行仔细分析，可以看到一幅相当不同的情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章26-28节说：“弟兄们（指哥林多的基督徒）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这里的“不多”，其潜台词是“还有一些”。从《罗马书》16章23节及《提摩太后书》4章20节中，可以看到基督徒中，有“城中管银库的”以拉都（Erastus）。《使徒行传》17章4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道时，附从的人中，“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在早期教会往来的史料中，也谈到一些因信仰基督教而被处分的贵族，如格雷西娜（Pomponta Graecina）、弗拉维亚家族（Flavian）的人等。小亚细亚的一位主教伊格纳修（Ignatius）被押往罗马处死，他一路上给罗马教会写信，谈到自己渴望殉道，希望罗马的基督徒不要试图去改变罗马政府的决定，可见这些罗马基督徒有一定的财富和社会影响力。考虑到罗马社会的现实，即占人口大多数的是社会下层人员，那么，早期基督教中社会下层人员的比例，很可能要比整个社会中的下层人员的比例要小。另一方面，根据人们对“新宗教运动”的现代统计学研究，加入一种“新宗教”，常意味着其成员要有独立于旧的社会文化之外的反思、行动能力，而这要求他们有较好的教育、经济条件等，因此，最初加入“新宗教”的人往往比普遍大众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平。在公元4世纪之前，基督教恰恰属于这样一种“新宗教”。而从《新约》中的使徒书信多数是写给城市教会来看，早期基督教其实是一个“城市宗教”，而非“农村宗教”。相对而言，城市居民有着较好的经济条件，能接受一定的教育。综合上述原因，可以认为早期基督教并非“无产阶级运动”，其部分成员亦来自社会的中上层，是希腊罗马城市中的居民，包括经济与文化水平较高的手工业者、商人和自由职业者。

按照《新约》上面提到的最早的基督教社群来看，亚非欧都有一定数量的教会存在，而且，出现了以地区命名的教会如“腓尼基的教会”等，这说明早期基督教已在某个地区扩散开来。这也可能是基督教历史上最早的“教区”。

由于早期基督教的一个重要转向是脱离犹太教，而《新约》的某些文献又透露出“反犹太人”的情绪，犹太人对于新生的基督教也深恶痛绝，因此人们倾向于认为早期教会中没有犹太人，或者犹太人占有很小的比重。但是，假如考虑到另一个事实，人们就不会这样想象早期基督教的社会形象了，即犹太人在公元1世纪已经大量地散居在环地中海地区，人数远远超过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有人统计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为一百万，而散居的则可能达到五、六百万。更重要的是，这些散居的犹太人形成了与巴勒斯坦犹太人很不一样的文化、宗教和语言心态。举例来说，在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不识希伯来文，以至于要把律法书翻译成希腊文即《七十子译本》。同时，他们借助翻译来缓和犹太人与其他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例如，《出埃及记》22章28节的希伯来原文是“不可毁谤神”，本来是指犹太人的至高神，但希腊文译成复数即“不可毁谤众神”，显示出对希腊罗马文化的妥协和融合。就此而言，这些散居地的犹太人在文化身份上正处于希伯来宗教和希腊文化的交叉地带，而这与基督教开始从一个犹太小教派向外邦人的教会进行转变所需要的“受众”相吻合。

细致地分析早期基督教的文本，可以发现，保罗在旅行传教的过程中，都是先到当地的犹太会堂进行宣讲，吸纳信众。早期基督教会的建立，也主要是在散居犹太人聚居的城市或地区。在公元1世纪写成的福音书中，尤其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它们在解释耶稣的身份时，都援引犹太家谱和犹太教的象征，其隐含义就是它们的听众或读者深谙犹太文化。如果不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这些福音书的写作完全可以像《约翰福音》的序幕或者保罗在亚略巴谷（《使徒行传》17章）的讲道，不掺带犹太文化的因素了。可以说，在关于早期教会的族群构成的问题上，现代历史学家普遍认同以下四点：一、《新约》中的很多新信徒的身份可以确定为希腊化的犹太人；二、《新约》的大部分写作都假定其读者熟悉用希腊文翻译的《七十子译本》；三、早期基督教的传教士常常在散居的犹太人会堂中公开讲道；四、考古证据表明，巴勒斯坦地区之外的早期教会集中在各个城市的犹太城区里。因此，迟至公元2世纪晚期，散居犹太人都是教会的主要信众。到公元3世纪，随着非犹太人越来越多地加入基督教，早期教会中才渐渐出现了反犹太人的声浪。而为了彻底划清基督教与犹太背景之间的界限，早期教会才出现了“反犹运动”的苗头，在金口约翰（John Chrysostom，347-407）那里，基督教开始具有强烈的反犹色彩。但原始基督教的主要情景却并非如此。

对早期基督教而言，散居犹太人社群的会堂、人员及亲属关系是它得以传播的重要社会资源。公元1世纪的教会主要分布在散居犹太人的生活区域之内，一些早期著名教会与犹太聚居城市也是相互重叠的。

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早期基督教以妇女为主，这被大多数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认可。但是，人们却常常低估妇女在早期基督教发展中的作用。这些妇女一方面劝化她们的丈夫，另一方面抚育她们的孩子成长为基督徒。君士坦丁大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对于基督教的友好态度，很大程度上受其母亲海伦娜（Helena）的影响。这些妇女在基督教的发展，乃至最后兴起为罗马的官方宗教中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虽然在历史文献中，她们常常被男性领袖的身影所淹没。 YH3PU/ZJMTw/EMs34fgQ0LL8Rg621IKLfpzGBNYn2nfxFcFgvuBH6ZVB6v3LU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