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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百年通识教育对我国通识教育改革的启示

李海燕

现代通识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专业课之外的,提升学生全面素质,培养具有共同文化基础,有教养、会思考、负责任、讲道德的公民的教育。学界一般认为,从哥伦比亚大学1917—1919年,部分老师开始了通识教育的课程实践,美国大学现代通识教育起步,至今已近百年。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里,历经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等众多高校的长期努力,美国的通识教育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人才的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众多高校也认识到了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并进行积极的教育改革,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国内的通识教育改革尚需努力探索和实践,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纵观美国百年通识教育的改革实践,其所表现出的执着坚毅的改革精神、高度重视的改革态度、发展性的改革历程,以及整体性的指导思想等,可为我国的通识教育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一、执着坚毅的改革精神

美国通识教育改革的成就是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学习和探讨其百年通识教育的改革历程,让我们颇为震撼并由衷感佩的,首先是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对通识教育改革所付出的心血,尤其是他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执着改革精神。

在这些为通识教育的改革付出艰苦努力的教育家中,芝加哥大学的校长赫钦斯堪称楷模。1929年,29岁的赫钦斯应聘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之后的20多年中,他坚持不断地对这所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名著计划”;两年制学院和四年制学院的合并;人文、社会、自然三大类课程的序列课程体系,等等。在具体实施“名著计划”时,赫钦斯所开列的名著范围颇为广泛,涉及西方文化中的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自然科学等方方面面。其具体学习流程主要按照时间顺序,由古及今,学习各个时代的经典名著。目的是使学生能博古通今,知识渊博,从而萌生真知、纪律和美德,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由此形成的讨论式的教学方法、对原典及第一手文献的研读等特色,一直延续至今,并对许多大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他对美国通识教育的改革作出了巨大贡献。尽管也有人认为其改革并非尽善尽美,但他所进行的通识教育改革可谓高瞻远瞩,充满才气和激情,令人鼓舞和振奋。时至今日,赫钦斯依旧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肯定,甚至被誉为“巨人校长”。

然而赫钦斯的改革在当时可谓障碍重重,有来自多方面的质疑和非难。其上任之初,即进行改革的前期,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而改革的后期,又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职业主义等思想在美国高校蔓延,人们对大学功能的定位非常混乱。所以像“名著计划”等改革措施,因不能在短期内显示教育的成效,而被认为不合时宜。另外,芝加哥大学一开始的定位是研究生教育,因此,很多教师并不太支持进行本科生的教育改革。而来自人文科学之外的专业课老师的反对更是堪称猛烈。据说曾经有一位生理学教授特意直接从实验室出来,穿着实验室的白大褂来参加会议,对赫钦斯的改革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并且赫钦斯所提交的一些改革方案,曾数次被教授会否决。所以在整个30年代,芝加哥大学都因为赫钦斯所坚持的改革而处于内战状态,即所谓的“芝加哥之战”。

尽管如此,赫钦斯依旧坚定地认为:“教育目的从总体上讲,并不在于为工业发展培养人才,或者教会青年一代如何谋生,其目的在于培养有责任感的公民。” [4] “教育目的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中都是相同的,即使人成为人。” [5] 他还认为,教育应该是引领时代高瞻远瞩的“灯塔”,而不能只是只顾目前反映现实的“镜子”。

基于这些对教育的认识,这位目光高远的改革家对社会外界的压力和芝加哥大学内部反对的声音都不曾妥协。他满怀作为大学校长的神圣使命感,力排众议,勇往直前。他曾在上任的一年内就发表了64场演讲,足见其不凡的口才和执着实干的精神。在不懈的努力下,他终于以威望和人格魅力感召了一大批追随者,跟他一起实践教育改革的理想。1946—1947年,赫钦斯在芝加哥大学终于成功地推行了一个四年一贯制的、完全指定性的、单一学位的本科通识学程。这些改革逐渐沉淀成芝加哥大学的一个传统,使芝加哥大学的本科生教育在美国别具特色,影响深远。直至今日,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所占的学分在美国基本上都是最多的,而其本科生的教育也是名列前茅。所有这些都与赫钦斯当年所坚持的改革密切相关。

美国通识教育改革所遇到的问题,如职业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对高校的困扰,也正是我国大学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如何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下开展富有成效的通识教育?笔者以为,以赫钦斯为代表的教育改革家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要有一种不畏艰难、执着坚毅的改革精神,只要有了这种精神,教育改革就一定会取得卓有成效的进步。因为,即使对通识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再充分,通识教育的指导思想再健全,如果没有人坚持去做,再美好的理想也只能停留在语言层面上。为此,我们热切呼唤像赫钦斯这样的教育改革家,呼唤这种执着坚毅的改革精神。

二、高度重视的改革态度

美国高校通识教育改革在时间、人力及财力等方面的投入,以及对改革的每一个环节的严谨审慎的态度和做法,都显示出他们对通识教育的高度重视。

例如,哈佛大学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大约以30年为一周期,对通识教育进行较大规模的改革,每一次改革都历时数年,极受重视。校长任命的委员会总是不断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经过提交报告、辩论、投票决议等诸多反复进行的民主环节,改革报告要经过很多次讨论和修改,直至最后投票通过,才能最终贯彻实施新一轮的改革方案。如其20世纪前半期的通识教育改革,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校长科南特于1943年年初任命了文理学院和教育学院的12名一流专家组成了一个通识教育改革委员会。为了保证这个委员会能够有效地进行诸如调研等日常工作,哈佛大学董事会拨给该委员会6万美元基金。这个委员会于1945年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报告——《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被称为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这份报告虽然只有两百页,但“不仅用了将近3年的时间来考虑所研究的问题,而且,在相当于多至数周的时间里,每天工作8个小时,用于调查研究和反复讨论。除了时间上的投入,此项研究还动用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众多合作者都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崇高的声望,而且委员会成员还跟许多其他中学和学院里的那些访问坎布里奇(哈佛大学所在地,笔者)的学者就研究内容进行了交流。……时间和精力上投入的成本,严格来说,是无法准确衡量的” [6] 。这个委员会不仅花大力气探讨了大学本科生教育的问题,而且还深入调查研讨了中学教育的问题,认为中学的通识教育要由大学来设计。并对整个美国的教育现状进行了极为深入的思索:“这个致力于大学事务的团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调查美国的教育现状,我相信,这一壮举是史无前例的。” [7]

哈佛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初,又进行了两次通识教育改革。每次改革都持续四五年之久,都像美国的立法一样,在投票决定法条的存废之前,谁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想法,反复进行公开的讨论、辩论。

基于对通识教育的高度重视,美国在2004—2006年成立了“二十一世纪通识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涵盖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各校区和普林斯顿大学等25人。他们历时2年调查和15次研讨,于2007年4月发表了题为《二十一世纪的通识教育》的报告。报告从各方面深刻论述了通识教育在21世纪面临的最新挑战,并提出了具有很强针对性和适应性的多项建议。

美国对通识教育如此重视,是因为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了通识教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通识教育问题就是教育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这是美国的根本,对于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通识教育的概念一旦形成,也将为美国的民主作出特殊的贡献。” [8] 这就把教育问题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等政治问题联系到了一起。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才能够深入严谨地探讨通识教育的问题。

虽然现在我国高校对通识教育的重要性也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但是跟美国相比,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如果我们的大学也为了进行教育改革而反复论证,广泛听取学生、教职工、来访的学者以及相关的其他人员和机构的意见和建议,也能像哈佛大学等著名高校一样,实实在在地花大力气进行通识教育改革,才不至于使“教育中的用语也变成了口号、标语,失去了其真正的意义” [9]

三、发展性的改革历程

1987年,斯坦福大学在通识教育课程上进行了一次改革,把传统的“西方文明课”,即CIV(Western Civilization)的名称变成了“各种文化、各种观念、各种价值”(Cultures、Ideas and Values),尽管其缩写仍然是CIV,但其复数形式,看似意欲颠覆以往单数的“西方文明”。于是大学通识教育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成为全美的头号政治辩论话题。而事实上,斯坦福的这个新的课程方案仅仅是在以往单纯的西方经典之外,在每门课程里加了一两本非西方经典而已,如《论语》《可兰经》《源氏物语》等。具体而言,这个CIV核心课程一般来说,每个学期都有数门课可供选择,其内容都是经典著作的阅读和讨论,并且每门课都要经过学校专门的委员会来审批。以“古今欧洲”为例,指定要讨论的西方传统经典为:柏拉图的“对话”两种;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圣经》;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英国的文学作品《坎特伯雷故事》;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等。此外,再加一本非西方经典《可兰经》。所以其核心仍然是西方文明经典,根本谈不上颠覆“西方文明”。

那么为什么一次小小的课程改动,竟能引发如此轩然大波?这是因为大学通识教育在美国政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现代大学的通识教育即以打造“美国文化熔炉”为己任,为美国现代社会奠定共同的文化基础。所以美国现代通识教育课程尽管不同的高校有不同的模式,但基本都会以各种形式开设“西方文明课”(CIV),以此对本科生进行西方古典和经典的强化教育。因为他们认为,阅读和思考这些经典就能获得共同的文化基础,学习到世代积累的恒久价值,成为有修养的人和民主社会的合格公民。总之,“西方文明”课程是美国通识教育中极为重要的核心课程,显示出了他们对文明传统的重视。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知识形态的不断变化,仅仅立足或固守“西方文明”,已经不能满足新的时代要求,因而受到质疑。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有人开始批判“文化熔炉论”是扼杀“文化多元”。而上面提到的斯坦福大学在1987年把“西方文明”课程改成“各种文化、各种观念、各种价值”,虽然没有在实质上颠覆“西方文明”中心论,但显示出了从单纯的“西方文明”到“多元文化”的过渡,显示出了通识教育改革的与时俱进的发展性历程。进入21世纪,哈佛大学在2005—2007年又进行了最新一轮的通识教育改革,建立了八大范畴的课程体系。其中后两个范畴是“世界各社会”和“世界中的美国”,显示出了哈佛对全球化、国际化的强调,让学生了解美国在整个世界中的位置。这些变化体现出哈佛通识教育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做21世纪的合格公民,更加注重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美国人的教育目标。从固守西方文明传统,打造美国文化熔炉到放眼世界,哈佛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发展历程清晰可见。

美国通识教育的这种发展历程给我们的启示是,通识教育要在立足本国文明的基础上放眼世界。然而我国的大学则是既切断了传统的根基,又未能对西方文明进行精辟透彻的解读,因而也看不出立足本国文明、放眼世界的发展脉络。

我国现代大学的体制是从西方引进的,在其早期阶段,就否定割裂了古老的传统文化。1904年,晚清政府公布了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大学方案,共设八大科,其第一科为经学科,下分11个门类,皆为中国古典文明教育。然而1912年民国政府又公布了一套新的大学方案:把1904年方案的8个科变成了7个科,为清除“封建余孽”,把第一科即中国古典文明教育的内容全部删掉。此后百年,几乎没有把中国古典文明和中国经典文本作为中国大学生最基本的共同教育。与之相反,反传统、学外国成了我国大学文化的主流。而事实上,我们古老的文明有很多优秀的传统和价值,堪称文化瑰宝。“这一文化瑰宝是本民族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不断交融而在自己的土壤中生存发展的结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因此,任何一代人都不可能全盘否定前人的文化成果而完全另起炉灶,必须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唯其如此,文化才能繁荣昌盛。……然而对传统文化的某些误解却影响了人们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思考。加上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割裂,使人们的注意力较集中地放在了科学教育上,人文教育的削弱便成了一种带共同性的倾向。” [10] 虽然近年来,我国高校开始强调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但因为所占学分甚少,要求也较专业课松等原因,效果并不明显。

然而,如果我们真想办好高等教育,或者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重新接续文化传统。因为我们认为,一个对自己本民族数千年优秀文明都满怀漠视的国度,如何充分吸收全人类优秀的文化因素并将之应用于教育?故而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以对传统的敬畏之情,挖掘祖国博大精深的文明,让其优秀的思想造福人类。为此“梁启超当年对青年的希望至今仍是有现实意义的,他希望青年‘第一步,要人人有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它,得它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补助它,叫它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个系统往外扩充,人类全体都得着它的好处’” [11] 。顾秉林先生所称道的梁启超先生的这个针对传统文化的步骤,或可借鉴为我们高等教育立足传统、放眼世界的发展途径:首先要尊重爱护,其次要研究挖掘,再次要综合补充,最后推向世界。如此,传统文化成了我们放眼世界的根本,而造福全人类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这不也正是最优秀的高等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吗?

总之,美国通识教育百年来从立足“西方文明”到崇尚“世界眼光”的发展历程,让我们认识到传统是民族的文化之根,只有立足于传统,方能更好地放眼世界,高等教育才能获得更加全面的发展,从而在世界范围内体现我们的价值,作出我们的贡献。

四、整体性的指导思想

美国众多高校的通识教育,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专修领域之外的一门又一门不同领域的课程,但实际上,他们往往从课程的论证、授课的过程以及成绩的评价等诸多方面,都体现出一种整体性的思想。而这个思想就是他们搞通识教育的指导思想,亦即通识教育的目的所在。如在《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中,这种整体性的指导思想表述得非常清楚明确:“正如我们把专修课程看做是相互之间有确定的关系一样,通识教育也应该被看做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每一部分都在讲述同一个主导思想,并为同一个目的服务。” [12] “通识教育的问题是如何把目的的稳定性与实施方式的多样性结合起来的问题。” [13] “通识教育既能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又能在这所有的形式中反映出自由社会赖以存在的共同的知识与价值观。” [14] 哈佛大学的每一次通识教育改革,都体现出了明确的目的,比如,“打造共同的文化基础”“培养有教养的人”“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公民”,等等。不仅通识教育内部具有这种整体性的思想,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他们也力求一种统一。认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二者同为人的生活的两个方面,是不能完全分离的” [15] 。为此,“要尽可能地将其通识的精神渗透到专业教育中去” [16] 。如此,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全面发展的人。

正是出于培养高素质的人的目的,而人又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个体,所以出于整体性的通识教育的指导思想,美国高校的通识教育还把目光投向了中学。如前所述,在20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进行通识教育改革时,校长科南特还特意让委员会调查研究美国中学的通识教育状况,并认为中学的通识教育应该由大学来设计。故而通识教育委员会在给科南特校长的《报告呈送函》中提到:“我们被要求考虑中学和学院两个阶段的通识教育问题。您提醒我们说,每代人中在高中就读的绝大多数人的通识教育,比在四年制学院就读的相对数量较少的人通识教育更重要。您还建议,如果教育过程的每个阶段没有囊括那些与通识性的、人文的课程有关的东西,教育过程就会缺乏理想。” [17] 尽管当时科南特提出研究和关注中学的通识教育问题,主要是因为当时能进入大学的中学生相对来说比较少,故而只在大学进行通识教育,可能期待中的共同的文化基础因为受高等教育的人员太少而没法有效建立。但大学的通识教育考虑和调研中学的通识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整体的人,确实需要一种教育的连贯性。所以,由大学设计中学的通识教育是有一定道理的,或者说,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应该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

不管是大学内部力求通识教育的整体性,还是从大学到中学希求通识教育的一贯性,我们都可以看出,美国教育本身追求一种整体性、系统性的思想。而这一思想对于我们进行通识教育改革,具有极大的启示。所以我们在进行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和授课时,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当然,这一指导思想在大学内部可以通过对教师进行培训等来解决,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把大学所主张的通识教育的思想和目标贯彻到中学中去,目前还存在较大困难。因为虽然我国在中小学也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但由于中考、高考的压力,实际上中学所实行的依旧是应试教育。在这种升学的压力下,学校和学生都很少有时间进行较为系统的通识教育。尽管如此,美国高校这种关注中学通识教育的现象,依旧可以提醒我们高等教育为了更好地发展、更好地完善培养人的目标,应该有目的地关注基础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中的通识教育,从而改善目前因高考压力而导致的中学通识教育的缺失。如此,将对我国的教育产生积极的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

美国百年通识教育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而上文所讨论的美国通识教育改革实践中所体现出的改革精神与改革态度、改革历程与改革思想等,为我国通识教育改革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学习和实践。


[1] 中国教育报. 2002-07-01(1).

[2] 南方周末. 2004-08-14(15).

[3] 张明国,陈凡. 开展STS教育 促进理工科大学教育文理交融. 中国高等教育,2001(19).

[4] R.M.Hutchins. Some Observations on Educa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6.3.

[5] M.Hutchins. Some Observations on Educa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6.68.

[6] 哈佛委员会.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 李曼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科南特导言. 2-3.

[7] 哈佛委员会.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 李曼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科南特导言. 2.

[8] 哈佛委员会.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 李曼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报告呈送函. 1.

[9] 哈佛委员会.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 李曼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科南特导言. 5.

[10] 文辅相. 我国大学的专业教育模式及其改革. 高等教育研究,2000(2):7.

[11] 顾秉林. 促进人文、艺术、科学教育的融合 追求真、善、美的统一.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4):7.

[12] 哈佛委员会.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 李曼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

[13] 哈佛委员会.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 李曼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4.

[14] 哈佛委员会.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 李曼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4.

[15] 哈佛委员会.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 李曼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5.

[16] 哈佛委员会.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 李曼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0.

[17] 哈佛委员会.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 李曼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5. Aaf6U13+w6LmMSeCEiDU5Z6IznQhkc+OEub8ho5moETVIOSZUscsnEf0Bvd6MC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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