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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宗并非仁宗的亲子，而是仁宗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的第十三个儿子，嘉祐八年（1063）三月即帝位。英宗继续任用改革派重臣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向执政宰辅们提出了裁救积弊问题，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还下诏将各品级官员的转迁年限加以延长。英宗还是很想有所作为的，但在位仅四年便于治平四年（1067）去世，其长子神宗赵顼即位。
神宗是北宋最富争议的皇帝，原因自然是他本人力主、由王安石具体操作的变法。
神宗即位之时，宋初制定的制度已产生诸多流弊，“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日趋严重，民生出现倒退，辽与西夏又虎视眈眈。神宗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有意于法家的“富国强兵”之术，有“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大志。他即位时才二十岁，年轻而富有朝气，想干一番大事业。看到宋王朝所面临的危机，他十分焦虑，曾对枢密使文彦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共宜留意节用。”
王安石在仁宗朝时上万言书，鼓吹改革，虽未被重视，但声名远播。神宗迫切地需要像王安石这样的人。在好友同时也是神宗老师的韩维举荐下，王安石得君行道，先后被神宗任为翰林学士、参知政事，最后拜为宰相，力行新法。
财政改革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他认为，“理财”是富强国家的关键，“理财”的核心是生财，生财的基础是社会生产，生产发展了，财富增加了，同样的税率就可以取得较多的税额，就能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应该说，比起司马光等人主张的单纯“节用”的思想，王安石的理论要先进得多。至于有反对派认为王安石变法以逐利为目标，不符合重义轻利的儒家思想，则完全是毫无新意的老生常谈。
围绕财政改革这个核心，王安石设立改革机关，引进改革人才，先后推行了一系列新法，包括均输、青苗、免役、市易、保甲、保马、方田均税等。
改革之初，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十分信任，苏轼批评支持新法的宰相曾公亮，说他不能站出来主持公议，曾公亮说：皇上与王安石一条心，像一个人，这是天意。
但新法遭到以司马光、文彦博为首的保守派大臣的强烈反弹。加之，熙宁间，北宋各地天灾不断，神宗的新法决心有所动摇。熙宁六年（1073）至翌年三月，北方久旱，赤地千里，灾情越来越严重，饥民离乡逃荒的不绝于道。开封的小官郑侠向神宗呈《流民图》，令神宗受到极大震动。神宗第二天就下令暂罢青苗、方田、免役等十八项新法。尽管这些法令不久后被恢复，但他与王安石之间信任关系发生了变化。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首次被罢相，出知江宁府。
参知政事吕惠卿继续扛起变法大旗，但他个性乖戾，肆意妄为，挑起了很多争端。神宗见他主持大局的能力有限，于熙宁八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但次年六月，王安石因长子去世坚决求退，神宗不得已于十月再罢其相位。此后王安石便不问政事。
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充满争议，对王安石变法得失成败的争论，直接关系到对神宗历史地位的评价。
后人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非常极端。一派认为，王安石变法变乱国家，他应当为北宋亡国埋单。另一派则认为，王安石变法实现了富国强兵的初衷，增强了北宋国力。
南宋高宗赵构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为开脱父兄失国的历史罪责，把“靖康之难”的责任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由他诏命重修的《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元人修撰的《宋史》承袭这个基调。
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生财忘义，最终导致北宋亡国，逐渐成为从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家，包括朱熹、顾炎武、王夫之这样的大思想家普遍认同的观念。
而与朱熹同时代的大儒陆九渊，元代的吴澄、虞集，明代的陈汝锜、章衮，清代的颜元、李绂、蔡上翔、龚自珍，以及近人梁启超等，对王安石变法则给予了充分肯定。
王安石被罢后，神宗站到了改革前台，继续推进变法，被称为“元丰改制”。元丰改制虽与熙宁变法并称为“熙丰新法”，但力度无法同熙宁变法相提并论。
除了改革，神宗还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外患上，决心一举消灭西夏，但有些操之过急。元丰四年（1081）四月，西夏国内发生变乱，神宗借机大举伐夏，不想遭遇惨败，在关键的永乐城之役中，宋军二十多万士卒、役夫阵亡。神宗大病一场。元丰八年，神宗崩于福宁殿。
有人认为，神宗是励精图治的改革之君；也有观点认为，正是由于神宗的“励精图治”才将北宋送上了灭亡之路。北宋于靖康二年（1127）灭亡，距离神宗去世已过去了四十年。姑且不论这四十年中北宋历经了哲宗、徽宗、钦宗三代皇帝，以及北方金、辽力量的消长与急剧变化，就一般逻辑而言，如果说励精图治导致国家灭亡，难道因循苟且能救国吗？
神宗去世后，九岁的哲宗赵煦即位，宣仁太后高氏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高太后实行“元祐更化”，对哲宗严加钳制，信用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打击新党，尽废新法，引发严重的新旧党争。
元祐八年（1093）秋，高太后病重去世，十九岁的哲宗亲政。哲宗发动“绍述”运动，继承父亲神宗的遗志，贬斥旧党，信用新党，继续推进变法。但此时的新党中再也没有像王安石那样的实干家，大多是一群投机分子，朝廷党争愈演愈烈。
在对外方面，哲宗对西夏采取强硬的进逼政策。绍圣五年（1098），宋军在平夏城，击溃小梁太后与崇宗李乾顺亲率的号称五十万西夏大军，取得对夏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西夏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之后，宋军逐渐控制了横山、天都山一线，宋朝西部边境地区得以稳定。
在呕心沥血地处理朝政及西北边事的同时，哲宗还不得不消耗精力处理后宫纷争。他废掉原配皇后孟氏，进封艳冠后宫的刘妃为后，但刘后所生的皇子出生两个月便夭折了，哲宗备受打击。元符三年（1100）的正月初八，哲宗病死。
封建帝王的健康状况、年寿与王朝兴衰之间关系密切。王朝国力最强时期的帝王大都年寿较长，西汉武帝享年七十岁。盛唐时的武则天享年八十二岁，玄宗七十八岁。明太祖七十一岁，成祖六十五岁。清康熙六十九岁，乾隆八十九岁。王朝国力衰微时的情况则相反。西汉的最后三位皇帝，哀帝、平帝、少帝分别活了二十六岁、十四岁、二十一岁。唐朝最后十位皇帝中，有五位都是在三十多岁时病死的。
北宋诸帝寿命都不长，一百六十七年间始终没有出现一位既大有为又高寿的皇帝。特别是从英宗开始，连续三位皇帝英年早逝，英宗活了三十六岁，神宗三十七岁，哲宗二十五岁。而这三朝正是北宋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假如上苍再多给神宗一些时间，北宋的命运或许能有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