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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论主要研究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与外界有物质或能量交换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自己内部协同作用，自发地出现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结构。协同论以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等为基础，吸取了结构耗散理论的大量营养，采用统计学和动力学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不同的领域的分析，提出了多维相空间理论，建立了一整套的数学模型和处理方案，从宏观到微观的过渡上，描述了各种系统和现象中从无序到有序转变的共同规律。
协同论是研究不同事物共同特征及其协同机理的新兴学科，是近十几年来获得发展并被广泛应用的综合性学科。它着重探讨各种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时的相似性。协同论的创始人哈肯说过，他把这个学科称为“协同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许多子系统的联合作用，以产生宏观尺度上的结构和功能；另一方面，它又是由许多不同的学科进行合作，来发现自组织系统的一般原理。
客观世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系统；社会的或自然界的，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宏观的或微观的系统等，这些看起来完全不同的系统，却都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协同论则是在研究事物从旧结构转变为新结构的机理的共同规律上形成和发展的，它的主要特点是通过类比对从无序到有序的现象建立了一整套数学模型和处理方案，并推广到广泛的领域。它基于“很多子系统的合作受相同原理支配而与子系统特性无关”的原理，设想在跨学科领域内，考察其类似性以探求其规律。哈肯在阐述协同论时讲道：“我们现在好像在大山脚下从不同的两边挖一条隧道，这个大山至今仍把不同的学科分隔开，尤其是把软科学和硬科学分隔开。”
协同论认为，千差万别的系统，尽管其属性不同，但在整个环境中，各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其中也包括通常的社会现象，如不同单位间的相互配合与协作，部门间关系的协调，企业间相互竞争的作用，以及系统中的相互干扰和制约等。协同论指出，大量子系统组成的系统，在一定条件下，由于子系统相互作用和协作，这种系统会研究内容，可以概括地认为是研究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各种系统的发展演变，探讨其转变所遵守的共同规律。应用协同论方法，可以把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类比拓宽于其他学科，为探索未知领域提供有效的手段，还可以用于找出影响系统变化的控制因素，进而发挥系统内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
哈肯在协同论中，描述了临界点附近的行为，阐述了慢变量支配原则和序参量概念，认为事物的演化受序参量的控制，演化的最终结构和有序程度决定于序参量。不同的系统序参量的物理意义也不同。比如，在激光系统中，光场强度就是序参量。在化学反应中，取浓度或粒子数为参序量。在社会学和管理学中，为了描述宏观量，采用“测验”、调研或投票表决等方式来反映对某项“意见”的反对或赞同。此时，反对或赞成的人数就可作为序参量。序参量的大小可以用来标志宏观有序的程度，当系统是无序时，序参量为零。当外界条件变化时，序参量也随着变化，当到达临界点时，序参量增长到最大，此时出现了一种宏观有序的有组织的结构。
协同论指出，一方面，对于一种模型，随着参数、边界条件的不同以及涨落的作用，所得到的图样可能很不相同；但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很不相同的系统，却可以产生相同的图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形态发生过程的不同模型可以导致相同的图样。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可能存在生成同样图样的一大类模型。
协同论的主旨是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个体，协调一致完成某一目标的过程的组织行为。由于协同论把它的研究领域扩展到许多学科，并且试图对似乎完全不同的学科之间增进“相互了解”和“相互促进”，无疑，协同论就成为软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和方法。
协同论具有广阔的应用范围，它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管理科学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应用成果。比如我们常常无法描述一个个体的命运，但却能够通过协同论去探求群体的“客观”性质。又如，针对合作效应和组织现象能够解决一些系统的复杂性问题，可以应用协同论去建立一个协调的组织系统以实现工作的目标。
协同论应用于生物群体关系，可将物种间的关系分成三种情况：竞争关系；捕食关系；共生关系。每种关系都必须使各种生物因子保持协调消长和动态平衡，才能适应环境而生存，协同论应用于生物形态学，提出形态形成的基本途径是，通过某些化学物质的扩散与反应形成一种“形态源场”，由形态源场支配基因引起细胞分化而形成生物机体。由于协同论强调不同系统之间的类似，因此它试图以远离热动平衡的物理系统或化学系统来类比和处理生物系统和社会系统，所以协同论除设计了许多物理、化学的模型外，还设计了许多描述生态演化、生态群体网络和社会现象模型，如“社会舆论模型”“生态群体模型”“经络模型”“人口动力模型”“捕食者—被捕食者系统模型”“形态形成模型”等。协同论还探讨了人的大脑中化学图样的形成和求知过程与脑细胞之间的联系模型等。
而协同演化学是一门借鉴生物进化思想研究经济现象和行为演变规律的学科。它将技术创新看作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为研究对象，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以经济演化思想作为基本点，基于主体的建模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协同演化通常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1）双向或多向因果关系。主体间双向因果关系是协同演化的核心概念。协同演化理论与单因素决定论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协同演化强调互动主体双方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而不是一方决定另一方的演化。尤其是在关系复杂的系统中，一个互动者可能同时与多个其他互动者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因此，在现实中也就经常表现为多向因果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多向因果关系的存在，使得新的变化可能会出现在所有互动群体中，进而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多向互动与其他系统建立起反馈关系。也就是说，变化是内生的，任何一个变量的变化都可能是由互为因果关系的多个变量引致的。所以，试图在复杂系统中区分决定性变量和非决定性变量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2）多层嵌套。在新古典传统中，个体被预设成是超越社会结构的独立存在，文化、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对个体行为可能会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环境因素都被忽略了。而演化理论探索者则重视对嵌入性的研究，坚持把个体行为嵌入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制度环境中。多层嵌套是指协同演化不仅仅发生在一个层级中，还可能发生在其他较低或较高层级中，而且还会发生在层级之间。协同演化是一个跨界现象，既包括内部微观主体的协同演化，也包括与外部环境的宏观协同演化，并且这些不同层次的演化是交互嵌套、难以区分的。微观行为主体的活动经常会产生宏观上的效果，宏观层面的演化也会对微观层面的演化产生影响。可见，层级间互动的演化，是多层级协同演化的重要特征。
（3）非线性。由于系统变量具有多因多果的动态关系，因此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可能是模糊不清的，变量之间复杂的交互影响也就不应该也无法被简约成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协同演化由一系列连续的反馈路径构成，层级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反馈机制，这就不仅使得一个组织的演化可能最终导致其他组织发生不可预测的变化，而且群体间的协同演化作为非决定性反馈路径的结果，其演化方式同样是难以预料的。另外，根据自组织理论，某种变化一旦出现，组织主体就会通过自组织的方式应对和适应这种新的变化。由于事前不存在明确的调适目标，组织主体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拥有的知识和能力又是不确定的，系统内的互动模型也就更加复杂，系统演化也将呈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
（4）正反馈。正反馈是协同演化的重要特征。作为互动的结果，构成协同演化关系的任何一方对他方的影响都会反馈回来引起自身的变化。正反馈机制促使系统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系统的影响不断放大，使系统逐渐变得不稳定，进而偏离原有的均衡状态。在正反馈机制作用下，系统内外部的许多微小的变化就能够通过正反馈得到加速发展。这意味着系统本身不仅能够创造变化，而且还可以传递变化和扩散变化，系统是处于不断扩展之中的。就经济系统而言，由于个体具有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创新在扩散过程中将会引致更多的创新，并且在正反馈的作用下不断深化创新的程度和层次，也可能引起制度创新，进而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共同推动下，逐步改变经济系统的结构。
（5）路径依赖。协同演化路径之间的差异反映了过去某一时点的系统特性和异质性，从而使得协同演化具有路径依赖特征。路径依赖和正反馈有着紧密的联系。路径依赖是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随机的非线性系统可能会受到某种偶然事件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一旦被系统所采纳，系统便会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或路径演化下去，很难被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路径所取代，亦即形成了一种所谓的“不可逆转的自我强化趋势”。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或时间因素在经济演化过程中是不容忽视的，同时，还引申出了“惰性”的概念。所谓惰性，是指在演化过程中从一种不好的路径转变为一种好的路径所需要的等待时间。
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协同演化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1）单一层级内的协同演化和多层级间的协同演化。在一个特定的系统中，根据主体之间的层级关系，可以把协同演化分为单一层级内的协同演化和多层级间的协同演化两种类型。两者的区别在于交互作用的两个或多个主体是否是跨层级的，即单一层级内的协同演化要求所有的互动主体都处于系统内的同一层级，而多层级间的协同演化则涉及系统内分别处于不同层级的互动主体。前者如同类个体之间的协同演化，后者如个体与组织的协同演化。另外，从互动主体之间的生成关系来看，在单一层级内的协同演化中，互动主体是相对独立的存在体，它们之间不具有生成关系，而在多层级间的协同演化中，互动主体之间则可能存在着生成关系，即高层级的互动主体往往是由低层级的互动主体生成的。
（2）单方主导型协同演化、共同主导型协同演化和无主导型协同演化。根据不同互动主体影响权重的不同，可以把协同演化分为单方主导型协同演化、共同主导型协同演化和无主导型协同演化。所谓单方主导型协同演化，是指在协同演化过程中，客观存在着一个起主导作用的互动主体，该互动主体的变化对协同演化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互动主体的变化对协同演化所产生的影响。共向主导型协同演化则是指由两个互动主体共同主导协同演化的情况。除这两种情况以外的所有协同演化，都可以归类到无主导型协同演化中。当然，现实中也可能会存在三个互动主体共同主导协同演化的情况，但由于其因果关系过于复杂，也可以视为是无主导型协同演化。实际上，从时间序列来看，这三种类型的协同演化之间可能会存在过渡关系，如在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进程中，就可能存在由无主导型协同演化逐步转变为技术主导型协同演化、技术与制度共同主导型协同演化、制度主导型协同演化的现象。
（3）基于合作的协同演化和基于竞争的协同演化。协同演化的结果会对各个互动主体的适应性产生不同的影响，依此标准，可以把协同演化分为基于合作的协同演化和基于竞争的协同演化。如果构成协同演化关系的互动主体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它们协同演化的结果会同时提高双方的适应性，那么，就可以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合作的协同演化关系。相反，如果互动主体之间是不共容的，他们的协同演化是通过降低某一互动主体的适应性来提高另一互动主体的适应性，或者协同演化的结果是同时降低了双方的适应性，那么，这种协同演化就是基于竞争的协同演化。但是不论是基于何种模式的协同演化，其最终的目的均是在描述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与结果。
（4）协同演化的其他类型。上面所述的几种协同演化关系是较为常见的协同演化类型，由于观察视角的不同和研究的需要，也有学者提出了其他的分类方法。比如，根据互动主体之间是否具有供需关系，可以分为纵向协同演化和横向协同演化；根据协同演化关系的传导机制，可以分为直接协同演化和间接协同演化；根据协同演化关系的均衡情况，可以分为稳定型协同演化和变异型协同演化；等等。
下面简单介绍经济演化思想的起源和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经济演化（economic evolution）思想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其最早见于非主流制度学派经济学家P.R. Ehrlich发表的一篇 Butterflies and plants：a study in coevolution 一文。其后，熊彼特在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中进一步发展了经济演化思想。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变迁过程的实质，强调了非均衡和质变，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
经济演化理论的真正形成应归功于理查德·R.纳尔逊（Richard Nelson）和悉尼·G.温特（Sidney G.Winter），纳尔逊和温特合作的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演化经济学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自从《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发表以来，大量的经济学家致力于演化经济理论的研究。出版了大量关于演化理论的论文和专著。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演化理论在有关技术创新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学者们针对学习、模仿等技术扩散过程、经验的渐进积累过程以及学习模式等问题构建了演化模型，并由此建立了从微观范畴到宏观领域的技术创新理论 ［8］ 。
此外，经济演化理论在社会规则和制度的起源与变化、经济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技术的变化及其对人口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及其理解等几个方面的研究也从不同层次上展开。同时，伴随着较多的实证分析工具在经济演化模型中不断涌现，使得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分析工具之间有了很好的协调。
近几年的研究发展趋势表明，经济演化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动态演化的眼光理解社会经济过程的思想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承认。
但是关于经济演化的研究越来越多，我们发现，其理论是基于阿尔钦、纳尔逊和温特等的演化思想。他们的研究对产业组织演化问题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并且他们的理论也是承上启下的。纳尔逊和温特的研究是产业组织演化理论的起点，但是其演化思想却与凡勃伦和阿尔钦的演化思想保持一致，尤其是纳尔逊和温特的研究很多是在阿尔钦研究基础上的修正和拓展。
① 凡勃伦的演化思想与产业组织的结合。“协同演化”这一术语是凡勃伦在研究制度变迁时，注意到了社会科学与生物科学之间的相似之处，为了能够深入探讨社会科学与达尔文进化论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出的一个科学的理论 ［9］ 。因而，“凡勃伦是第一位直接倡导将生物科学作为经济科学的重要启示的经济学家，也是第一位明确提出基于达尔文经济思想的经济学家”。霍奇逊认为凡勃伦已经成功地构建了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的基础。
凡勃伦的演化思想主要体现在《经济学季刊》（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的一篇文章《为什么经济学不是演化科学》中，在这篇文章中，演化思想的雏形已经出现。在其后来的一系列研究《有闲阶级论》《商业企业理论》和《改进技艺的本能与产业技术发展水平》中不断得到深化。根据凡勃伦的演化思想，经济的重点在于其发展过程，而经济演化的核心概念是“累积性因果关系”（cumulative causation），原因通过因果过程造成了结果，并为后续的因果过程提供了原因，而后又产生某种结果，又为下一个因果过程提供了分析的基点，如此循环不断发展。凡勃伦建议“通过累积性的因果关系的概念构建经济发展理论和竞争过程理论的框架”。
凡勃伦的演化思想强调经济研究中历史方法的重要性，他认为经济学家无法准确地预知系统在未来会如何发展，也无法准确地知晓系统应该如何发展，未来对他们而言充满着不确定性，同时未来又是处于开放的系统中。采用历史的分析方法，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发现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当前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历史积累的基础上，因此演化分析的方法是一种基于经验分析的科学方法。
② 阿尔钦的经济演化思想与产业组织的结合。阿尔钦在其具有开拓性并为后人研究提供大量借鉴的经典著作《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中，采用自然选择作为竞争性生存的隐喻来分析经济演化现象，阿尔钦的文章侧重于从企业的角度出发研究企业的竞争与生存的问题，并在用于整个经济系统的分析时带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
阿尔钦指出，除非是在具有完全信息和完美远见时，否则利润最大化并不能像在古典经济理论研究中那样成为企业行动的指南。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一直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行动的重要指南，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一标准只能在具有完全信息和完美远见时才能为参与人提供一个模糊的行动指南，如果前面的条件具备，企业在进行决策时，只需要简单的选择可产生最大化利润的生产或行动方式。而阿尔钦认为由于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导致现实中并不存在完全信息和完美远见的情况，现实中到处充斥着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美的情况，行为人在做出决策时可以从潜在的各种复杂分布中选择令他们满意的行为，但是由于个体做出决策时并不能完全考虑到所有存在的问题，因此他们的行为并不一定是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当然，在企业无法事前预知选择怎样的行为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但是似乎可以通过分析知道是什么行为产生了最高的利润时，利润最大化作为后见之明具有一定的意义。
根据阿尔钦的理论，有些企业会由于幸运而成功，当环境发生变化时，一些企业将会遭受损失，企业是环境变化的接受者。当然，企业并非无作为，随着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可以通过“模仿”（imitation）和“试错”（trial and error）调整其行为来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是企业的有意识的行为。一方面，成功企业的行为一旦被观察到，其他企业为了追逐利润就会模仿或者复制促使其成功的要素。模仿并不必然导致与现存行为模式的一致，当模仿他人的努力失败时，新的模式会出现，因此模仿可以导致创新。另一方面，企业能够做的适应性调整就是试错。当然，尽管试错可以使企业的行为通过调整不断导向利润最大化，但也有可能达到局部最大化。
③ 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思想与产业组织的结合。尽管从溯源上来讲，演化问题已经由来已久，但是我们注意到，对于演化无论从其研究的内容、研究的视角还是研究的方法来看，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体系，而纳尔逊和温特第一次系统地研究经济演化问题，他们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范式。他们认为企业是通过不断的探索、创新而朝着能够赚取更多利润的方向努力，而不是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主要目标来解决问题。
在纳尔逊和温特的研究中，采用“惯例”来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行为”，他们认为“使用这一名词来包括企业的各种特点，从明确规定的生产物品的技术惯性，经过雇用和解雇，一直到关于投资、研究与开发或广告的政策，以及关于产品多样化和海外投资的商业战略”，在他们的演化理论中，惯例“起着基因生物进化理论中所起的作用”。因此，惯例是他们整个研究的核心概念。并且他们还给出了一个和惯例相对应的更为专业的概念——技巧，认为“个人的技巧类似于组织的惯例，因此考虑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指出“演化理论可以论述组织的创新，正像他论述技术的创新那样”。如果我们把他们的这些相关论述总结一下就是，个人的技巧是与企业内部的演化——组织创新相联系的，演化理论可以部分揭开企业的“黑箱”，解释协同演化问题。
近年来国外学者开始聚焦于协同演化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应用研究。在Norgaard 第一个把协同演化概念运用到社会经济领域之后，不少西方学者都开始进行协同演化理论的应用性研究，例如，生产与消费的协同演化、行为与制度的协同演化、生态与经济的协同演化等。在社会经济系统内，常见的协同演化应用性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组织与环境、技术与制度、个体与制度。
（1）组织与环境的协同演化。在协同演化理论研究者看来，组织与其所处的环境是协同演化的，如果不去考虑环境变化和组织行为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只是把组织视为对环境的简单适应，就很难正确理解组织的行为和绩效。首先，组织与自然环境的协同演化。早期研究者通过假定企业与生态系统之间存在共生或演化关系而建立了企业组织与自然环境协同演化的模型，Porter（2006）对该模型分析之后认为，有必要区分协同演化逻辑和协同演化机制。所谓协同演化逻辑，是指企业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协同演化，是宏观层次的协同演化，其中包含着更广泛的思维过程和理论模型；而协同演化机制则是微观层次的协同演化，必须是显而易见的行为及复制方式。协同演化理论所要考察的应该是协同演化机制，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组织的前景和命运。但同时，对协同演化逻辑的关注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协同演化逻辑的扩张会导致协同演化机制的扩张与变化。组织要有效地运用协同演化逻辑来形成较优的协同演化机制，从而更好地实现组织与环境的协同演化。其次，组织与社会环境的协同演化。一些学者运用外部选择理论和适应理论，根据适应程度、选择程度的不同以及管理者在协同演化中所起作用的差异，概括出了组织与环境协同演化的四种动力机制。一是幼稚选择，在幼稚选择动力机制下，协同演化发生在连续的变异—选择—保留的循环过程中，并促使众多的企业朝着更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二是管理选择，在管理选择动力机制下，企业管理者会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选择一种创新方式，使企业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三是层级更新，即在制定企业对环境的行动目标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基础上，通过各个层级的互动来实施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战略意图。四是全面更新，在这种动力机制下，企业内部的各个层级都是创新主体，创新成为一种集体认知，因此，企业的创新也就是全局性的。最后，组织与环境协同演化的过程机制。组织与环境协同演化的过程机制主要有三个。第一，互动机制。互动机制是组织在环境中存在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组织要受到环境的约束，同时又能够通过互动来改变环境。适应性特征是企业在和特定环境的互动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企业只有具备了对环境的适应性特征，才能更好地制定自身的发展战略。第二，学习机制。学习机制反映的是企业内部个体间互动或者企业间互动中的知识积累过程。企业提供的组织环境能够提高和强化员工的能力。同样，企业联盟可能也具有专有学习优势，这就需要企业在知识获取方式上做出选择。第三，变异与选择机制。当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可能导致企业惯例发生变异。变异具有多样性，因此需要组织成员对其做出选择并进行扩散，继而引起群体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为下一步的变异奠定了基础。
（2）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目前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技术变迁对制度的影响表现在技术创新引发制度需求和技术创新促进制度实施两个方面：当一种新技术出现时，就需要一个新制度来保证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而新技术也可能会降低制度的实施成本，使原先难以实施的制度得以实施。制度变迁对技术的影响则表现为：组织的自由程度对技术创新有潜在影响，制度对技术创新有激励作用，制度会影响技术的创新及扩散速度，制度会影响技术选择的正确性。
（3）个体与制度的协同演化。任何社会经济现象都不能仅仅从个体层面来解释，还必须去探究个体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个体与制度都很重要，既不能抛开制度谈个体，也不能抛开个体谈制度。个体与制度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制度是个体行为选择的内在和外在约束，个体具有推动制度演化的能动作用。个体理性是嵌入在制度之中的，个体的认知受到现有制度的约束，同时，个体还存在无知的情况，不可能对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所以，制度是以累积性的方式进行演化的。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将会重新塑造个体的认知，因此，随着制度的演化，个体的认知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当制度发生结构性变化时，个体的认知结构也可能发生结构性的转变。所以，个体与制度是协同演化的。
协同演化理论实际上是集演化理论、复杂系统理论、突变理论等众多思想精华的产物。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协同演化理论是一个极富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它那独特的思维逻辑和分析工具为演化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为其他学科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协同演化理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借鉴意义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协同演化理论突破了单向因果联系对研究者思维方式的禁锢。长期以来，不少研究者都深受单向因果联系这种思维的影响，忽视了研究对象之间的双向或多向因果关系。经济学家奉行技术决定论，管理学家宣扬战略决定论，生态学家坚持环境决定论，由于缺乏对各个主体之间互动关系的认识和深入分析，研究者往往只能得出一些“治标不治本”的结论，其结果就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协同演化理论则提供了新的思维方法，多向因果关系、非线性关系等概念的引入，使研究者认识到系统内的各个主体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复杂动态联系，只有不偏不倚地充分考察各方的适应性特征，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
其次，协同演化理论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把诸多相关理论整合起来，却并没有损伤各种理论原有的完整性。尤其是对协同演化类型的划分，更是充分吸收了各种理论的精华。例如，纵向协同演化之于产业链理论，基于竞争的协同演化之于传统达尔文主义的“物竞天择”理论，多层级间的协同演化之于组织理论，变异型协同演化之于基因突变理论，等等。协同演化理论的包容性，使得其在社会科学的众多研究领域中都表现出了强大的解释力。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协同演化逻辑本身包含着各种不同的研究假设和模型，而不是肆意地把任何理论扩张至其他领域。
最后，协同演化理论也印证了西方学术界传统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把企业视为高于个体的层级是没有意义的，企业只是个体间的契约联结，因为所有的市场行为都可以通过个体的理性行为推导出来，进而，他们认为所有的宏观现象都能够通过微观个体的理性行为推导出来。协同演化理论则把企业看作是超越个体理性的一种组织学习环境，企业能够塑造员工的偏好和认知结构，进而影响群体的心智模型。反之，员工也能影响企业的演化方向。因此，企业和员工之间存在着动态的相互反馈关系，个体的理性行为并不能必然推导出企业行为。同样，许多宏观现象也无法仅仅由微观个体的理性行为推导出来。
总的来说，协同演化理论丰富了学术研究的分析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其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协同演化理论的分析范式虽然已具雏形，但大多数文献都只是停留在理论解释上，实证研究进展不大。正如Kallis所认识到的那样，尽管协同演化理论打破了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意志与运气等传统的二分法，但是其实证研究却着实不易。因此，如何进一步完善协同演化的理论框架，并将其更好地运用到实证分析中，将是协同演化理论未来的研究重点。
1911年美国人泰勒发表《科学管理原理》，标志着现代管理学的诞生，现代管理科学向各个领域渗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科技管理。20世纪30年代，J.贝尔纳出版了《科学学的社会功能》，美国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为科技管理学打下了理论基础。Lakshman，C.；Parente，Ronaldo C在 Supplier-Focused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roduct Performance 中写道：“国防科技奖励通过多种途径对国有军工企业技术创新的演化产生影响；国有军工企业技术创新也会影响国防科技奖励的演化和发展，在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中，国防科技奖励不断促进国有军工企业技术创新、国有军工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发展状况又为国防科技奖励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信息，不断提升国防科研水平和能力。” ［12］ 这种同行的承认成为科学中其他外部奖励形式的最终源泉。因此，同行承认的奖励起到了维持科学中迅速的——有时是不成熟的迅速——公众交流制度的作用。从十六、十七世纪古老的命名法奖励到二十世纪初设立的诺贝尔奖，分别标志着科技奖励制度的萌芽和现代科技奖励制度的诞生。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管理科学和行为科学的发展，我们发现在国防科技奖励和国有军工企业技术创新的演化发展中，二者之间的平衡是间断的、暂时的，而不平衡和演化是永恒的。另外，国外一些关于科技政策的研究成果中，也会涉及协同演化的相关问题。美国研究中国科技政策的专家萨特米尔分析了新中国科技政策的制定、科技人员的管理、科技体制等。美国的《为了国家利益的科学》《为了国家利益的技术》、英国政府颁布的科技政策白皮书以及日本的科技政策体系等有利于拓宽视野，加深对问题认识的深度。
国外的科技奖励主要是针对个人的，如诺贝尔奖等，有关“科技奖励对技术创新的作用”的研究并不多见，更多的是集中于对科技奖励本身的理论研究，尤其是科技奖励激励理论方面，对于“科技奖励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方向的研究，少有成果发表。
国防科技奖励制度的本质在于对国有军工企业技术创新人员的激励作用，以心理学的理论为依据考察国防科技奖励制度，就可以把国防科技奖励看作是一种符合和满足国有军工企业技术创新人员的心理激励形式。内容型激励的过程主要是满足需要的过程，Lakshman.C研究的“owner-Focused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roduct Performance.”是最基本的激励理论。在科技奖励中，科技人员对国家科技奖励的渴望大于对其他科技奖励的渴望，在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或社会力量科技奖后，对国家科技奖励的需要和创新成就的需要就越强。按照蔡宁，潘松挺研究的耦合性及其协同演化理论，认为科技奖励实际上是一种外酬，来自于政府和社会团体。科技人员只有在取得重大成果时才可能获奖，而这种奖励的魅力在于持久性的影响力，带来工作系统内的外激励，并不是一旦奖励过后，积极性和影响力就不再存在。
并且弗罗姆提出了期望理论，即一方面如果某技术创新人员很想得到科技奖励，但对自己能否获得奖励毫无信心；另一方面如果某技术创新人员或某单位科研能力很强，获得国家科技奖励非常轻松，那么这两个方面科技奖励的激励作用都不高。因此，在科技奖励中制定获奖标准是产生激励动力的关键因素。Lakshman从获奖者得到的奖酬与其贡献的比例关系出发，提出公平理论，认为技术创新人员对其所获得的奖励是否满意要进行社会比较或历史比较，即与相同条件的人的贡献与奖励情况和本人的历史上的获奖与贡献的情况进行比较，如果相等则感到满意，从而达到激励效果。
以上科技奖励激励模式，对于深入理解科技奖励的本质、科技人员、科技创新和科技奖励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在各种激励理论中，最重要的是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他们创新创业的自主性，不断确立新的成功目标，为科技进步注入新的活力。科技工作是开拓性的工作，鼓励自主创新是科技奖励的重心，对技术创新成果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才能激励和鞭策科技人员参与科技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有效发挥。
关于科技奖励激励技术创新的研究现状。Aastrup Jesper，Grant David B.，Bjerre Mogens提出奖励制度可以激励创新。Aastrup Jesper首次用一个关于创新的正式模型解释了如果政府能够获得足够多的信息，在创新者拥有优于政府的信息优势时，奖励制度优越于专利制度。国外一些学者Kwee-Bo Sim，Ji-Yoon Kim，Dong-Wook Lee从博弈论角度研究关于如何设计奖励制度的问题。杨毅强创新性地针对知识产权制度与奖励制度优势互补展开研究，认为最合理的方式是采取一种可选择的奖励制度（optional reward system），在两种激励方式并存时，使之形成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让创新者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来进行选择。
国内主要围绕协同理论的外延的可能性与内容。认为协同理论得以外延的可能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协同论具有普适性特征。由于协同论属于自组织理论的范畴，其使命并不仅仅是发现自然界中的一般规律，而且还在无生命自然界与有生命自然界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可见，协同论试图把无生命自然界和有生命自然界统一起来，发现它们存在的共同本质规律。这一理论已经被两个发现证明成为可能，其一是在有生命的自然界中，所有的系统都是开放系统；其二是在系统演化的过程中，究竟哪种结构得以实现，取决于各个集体运动形式。由此可见，协同论所揭示的结构形成的一般原理和规律，不仅为我们研究自然现象，而且为我们研究生命起源、生物进化、人体功能乃至社会经济文化的变革这样一些复杂性事物的演化发展规律提供了新的原则和方法。
协同论对揭示无生命界和生命界的演化发展具有普适性意义。另外，从协同论的应用范围来看，它正广泛应用于各种不同系统的自组织现象的分析、建模、预测以及决策等过程中。如物理学领域中流体动力学模型的形成，大气湍流等问题；化学领域中的各种化学波和螺线的形成，化学钟的振荡及其他化学宏观模式；经济学领域中如城市发展、经济繁荣与衰退，技术革新和经济事态发展等方面的各种协同效应问题；社会学领域中的舆论形成模型，大众传媒的作用，社会体制以及社会革命等问题。因此，协同论作为一门研究完全不同学科中共同存在的本质特征为目的的系统理论，其广泛的适用性或普适性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它的这种普适性，把协同论引入管理研究，必将对管理理论的发展及解决现实管理领域中的问题具有启迪意义，而且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视角。
（2）管理系统是一个复杂性开放系统。协同论的自组织原理告诉我们，任何系统如果缺乏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其本身就会处于孤立或封闭状态。在这种封闭状态下，无论系统初始状态如何，最终其内部的任何有序结构都将被破坏，呈现出一片“死寂”的景象。因此，系统只有与外界通过不断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流，才能维持其生命，使系统向有序化方向发展。管理系统是一个复杂性的开放系统，说它具有复杂性是因为管理系统一般由人、组织和环境三大要素组成，而每个要素又嵌套多个次级要素，其内部呈现非线性特征。
而它又是开放系统，是因为它通过不断地接受各种信息，并经过加工整理后，将管理对象所需的信息输出。管理系统就是在不断地接收信息和输出信息的过程中向有序化方向完善和发展。
（3）协同是现代管理发展的必然要求。协同论告诉我们，系统协同效应水平的高低是由系统内部各子系统或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决定的，协同得好，系统的整体性功能就好。如果一个管理系统内部，人、组织、环境等各子系统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协调配合，共同围绕目标齐心协力地运作，那么就能产生1+1>2的协同效应。反之，如果一个管理系统内部相互掣肘、离散、冲突或摩擦，就会造成整个管理系统内耗增加，系统内各子系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致使整个系统陷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
现代管理面临着一个复杂多变、不可预测、竞争激烈的环境，如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趋明显，企业间的竞争变得激烈纷呈；高新技术的出现和更迭越来越快，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消费者导向的时代已经到来，消费趋向多样化、个性化。对企业的生产方式带来了新的挑战；市场环境变化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对企业的生产与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系统要生存和发展。除了协同好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之外。还需协同一切可以协同的力量来弥补自身的不足，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
（4）序参量是现代管理发展的主导因素。序参量是协同论的核心概念，是指在系统演化过程中从无到有的变化，影响着系统各要素由一种相变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相变状态的集体协同行为，并能指示出新结构形成的参量。因此，在现代管理中，尽管影响管理系统的因素很多，但只要能够区分本质因素与非本质因素、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关键因素与次要因素，找出从中起决定作用的序参量，就能把握整个管理系统的发展方向。因为序参量不仅主宰着系统演化的整个进程，而且决定着系统演化的结果。
序参量概念对现代管理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解释了系统如何在临界点上发生相变以及序参量如何主导系统产生新的时间、空间或功能结构。序参量的特征决定了它是管理系统发展演化的主导因素，只要在管理过程中审时度势，创造条件，通过控制管理系统外部参量和加强内部协同，强化和凸显我们所期望的序参量，就能使管理系统有序、稳定地运行。
（5）自组织是管理系统自我完善的根本途径。协同论的自组织原理旨在解释系统从无序向有序演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系统内部进行自组织的过程，协同是自组织的形式和手段。由此可以认为，现代管理系统要想从无序的不稳定状态向有序的稳定状态发展，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自组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根本途径。
当然。管理系统要实现自组织过程，就必须具备自组织实现的条件。首先，管理系统必须具有开放性。能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确保系统具有生存和发展的活力；其次，管理系统必须具有非线性相干性，内部各子系统必须协调合作，减少内耗，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效应。
并认为协同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1）协同效应。协同效应是指由于协同作用而产生的结果，是指复杂开放系统中大量子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整体效应或集体效应（《协同学引论》）。对千差万别的自然系统或社会系统而言，均存在着协同作用。协同作用是系统有序结构形成的内驱力。任何复杂系统，当在外来能量的作用下或物质的聚集态达到某种临界值时，子系统之间就会产生协同作用。这种协同作用能使系统在临界点发生质变产生协同效应，使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从混沌中产生某种稳定结构。协同效应说明了系统自组织现象的观点。
（2）伺服原理。伺服原理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快变量服从慢变量，序参量支配子系统行为。它从系统内部稳定因素和不稳定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方面描述了系统的自组织的过程。其实质在于规定了临界点上系统的简化原则——“快速衰减组态被迫跟随于缓慢增长的组态”，即系统在接近不稳定点或临界点时，系统的动力学和突现结构通常由少数几个集体变量即序参量决定，而系统其他变量的行为则由这些序参量支配或规定，正如协同论的创始人哈肯所说，序参量以“雪崩”之势席卷整个系统，掌握全局，主宰系统演化的整个过程。
（3）自组织原理。自组织是相对于他组织而言的。他组织是指组织指令和组织能力来自系统外部，而自组织则指系统在没有外部指令的条件下，其内部子系统之间能够按照某种规则自动形成一定的结构或功能，具有内在性和自生性特点。自组织原理解释了在一定的外部能量流、信息流和物质流输入的条件下，系统会通过大量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而形成新的时间、空间或功能有序结构。
我国著名学者赵金毅提出的演化对策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工具，它的潜在应用领域从演化生物学延伸到一般的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中。演化理论在经济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直到最近，这种方法在非合作对策论框架中才得到应用。演化对策论是“研究策略行为的稳健性，它是针对有限理性行为人所组成的大群体中多次对策背景下的演化力量而言的”。这种新的组成部分在经济理论里导致一种新的预测方法，并且为其他社会科学开辟一条崭新的研究途径。
① 演化对策论视角下的制度变迁。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蔡宁，潘松挺强调说，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便无法设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者们借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多角度、多层次地剖析“制度变迁”这一经济现象，极大地增强了制度变迁理论的现实解释力和预见性。近年来演化对策论的引入，就是典型例证。
制度的标准定义是个体自我施加的约束，对制度的分析应从个体选择行为的分析开始；而对策论的核心则是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对策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结合点就在于对“合作”问题的研究。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已经证明，通过合作方式解决争端与矛盾，总是能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制度作为一个由非正式规则和正式规则组成的系统，就是要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专业化和分工发展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最终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合作问题。而运用对策论来研究经济中的合作问题，实质上就是研究契约双方在自身最大化目标和各种条件的约束下，如何达成某种一致来形成“合作解”的过程。在这里，个人的选择结果或者说是效用函数不仅仅依赖于自己的选择，而且依赖于他人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策论研究的是存在相互外部经济条件下的个人选择，实质上就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竞争等关系问题。
② 均衡与演化之间的桥梁。均衡分析是现代经济理论的主流思想和方法，同时也被作为经济理论“科学性”的一个基础。然而，它的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其为经济分析的终极形态。现在，对经济系统演化行为的关注正带给我们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从均衡到演化，代表着经济学发展的一大方向。
从动态演化的角度看，以上定义的均衡相当于经济系统的稳定静止状态或定态，此时系统没有变化的内在动力。更进一步，当发生外界扰动时，暂时偏离均衡的系统还会回复到均衡点。当然，如果外生变量和参数发生持续性变化，均衡点本身会移动到新的位置，研究外生变量和参数变动与均衡点移动的关系是标准均衡经济学中比较静态分析的任务。
均衡理论的基石在于它的基本思想、前提假定和分析处理方法。从基本思想方面看，经济均衡理论一直受着经典物理中唯一稳定平衡点观念的影响，寻找经济系统唯一稳定均衡也是经济分析的基本内容，并且这种均衡点还被赋予一定的规范意义，如帕累托效率。为了保证这个均衡点的唯一存在性、稳定性，在前提假定中，我们突出能实现我们要求均衡点的机制，尽量舍弃“破坏”所要求均衡点的机制。
在2016年我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创新既包括技术创新，更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条件。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一切束缚创新的桎梏，让一切想创新能创新的人有机会、有舞台，让各类主体的创造潜能充分激发、释放出来，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第一，加快完善激励和保护创新的制度体系。我们将加快改革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收益分配制度和转化机制，让科研人员取得更多股权期权等合法权益，更好地体现知识和创造的价值。既要用事业和荣誉鼓励科技人员创新，也要用必要的物质奖励激励科技人员创新。要更加严格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用法治保障创新的权益。同时，也要破除技术壁垒、行政垄断的藩篱，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和法治环境。第二，加快完善引导企业创新的市场体系。推动万众创新，需要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发力。一方面，企业要担起创新的重担，构建企业主导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另一方面，政府要合理规划科技布局，从主导科技资源配置向注重市场监管、平台建设转变，从选拔式、分配式扶持向普惠式、引领式转变。创新型小微企业对市场需求反应灵敏，既要通过简政放权，让初创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又要通过财税金融政策、种子基金、风险投资等方式，扶上马、送一程，帮助他们克服创业初期的艰难。第三，加快完善强化基础研究的投入体系。近些年来我国科技成果不断涌现，正处于量变到质变的时期。基础研究是关系能否早日实现质变突破的带有决定性的因素。我国发展到了这个阶段，技术上遇到的‘天花板’越来越多，引进门槛越来越高，必须更加注重原始创新能力，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协作贯通，实现原始创新与再创新、集成创新融合迸发。基础研究大多是公共产品、是短板，国家财政无论多么困难，都将持续加大稳定支持力度。同时要加大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鼓励社会资金与政府基金合作，形成全社会共担机制。第四，加快完善支撑创新的人才体系。人力资源丰富是我国最大的禀赋优势，必须把提升人力素质放在优先位置，大力培养创新型人才。要逐渐把更多资源投到‘人’身上而不是‘物’上面，改革人才评价体系，让潜心研究的人心无旁骛、厚积薄发，让创新创业的人有施展空间、无后顾之忧。我们要有海纳百川、求贤若渴的气度，不拘一格用好人才，既要吸引海归人才、外国人才来华创业，也要支持本土培养人才勇攀高峰，还要鼓励草根创新、蓝领创新人才各展其能。青年人才正处于创新创造的活跃期，要为他们雪中送炭、加油鼓劲。老一辈科学家有着奖掖后学的优良传统，应当形成薪火相传、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第五，加快完善包容创新的文化环境。创新文化是推动创新创造的重要精神力量。从科学研究、国民教育到创业就业等各个领域，都要鼓励创新思维。要倡导科学民主、淡泊名利、追求卓越，摒弃急功近利、学术失范等行为，破除论资排辈、门户之见、头衔崇拜，以真才实学论英雄，敢于让青年人挑大梁、出头彩。要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和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氛围，使创新成为一种价值导向、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时代气息，在全社会形成浓郁的创新文化氛围，为创新提供丰厚肥沃的土壤。”由此可见，我国已经充分认识到科技奖励制度之于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并在“十三五”时期将其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通盘考量。
国内在“科技奖励对技术创新的演化作用”方向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华中科技大学，2008年2月22日，华中科技大学成立全国首家“自主创新与科技奖励研究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邱均平指出，科技奖励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作用，科技奖励对人才培养和成果产业化具有重要的影响。科技奖励的政策导向表现在科技奖励规范的变革和科技奖励结构的演变两个方面 ［19］ 。科技奖励对人才培养的作用途径包括：对科研人员的强烈激励作用，有助于通过科研团队培养人才，对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成长具有很好的扶持和培育作用。科技奖励对成果产业化的影响表现在对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增值效应上，其作用的机理是：科技奖励作为一种激励型的科技政策，会在产业化的知识储备、资金投向等方面起一种直接的引导作用；有助于降低产业化的风险，利于形成商业化运作中的增值效应。
南开大学刘汉进、倪沈冰认为，“自主创新与科技奖励制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一方面，科技奖励制度作为科技体制的重要环节，从体制内规范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自主创新作为一种源泉和动力，对科技奖励制度变迁、科技奖励工作发展起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并通过对自主创新影响科技奖励制度变迁的历史分析，提出“自主创新是科技奖励制度的核心”，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阐述科技创新影响制度创新，“自主创新是科技奖励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
李随成通过对中国学术期刊网进行检索，将1980年1月—2008年1月23日发表的有关“科技奖励与自主创新”的论文归纳、整理，概括出国内“科技奖励与自主创新”的研究共包括四个方面：科技奖励的目的是激励创新；国家科技奖励应重点激励创新；我国科技奖励在激励创新方面存在的问题；面向自主创新的我国科技奖励体制改革。并指出，“科技奖励应‘激励自主创新’。这既是学术界的普遍认识，也是政府关注的重点，更是我国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清华大学余化刚指出，近几年国家科技奖励工作把推动自主创新摆在突出位置，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突出了科技奖励激励自主创新的政策导向，在科技奖励政策的引导下，最能够反映科技原始创新能力的两大奖项——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的自主创新成果呈现欣欣向荣之势。
此外，同济大学杨传喜指出，科技奖励具有导向作用、竞争作用、激励作用和承认作用，而导向作用和激励作用是科技奖励的主要社会功能。
同济大学刘益、陶蕾指出，科技奖励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通过有效的科技奖励政策，可以引导科学技术向着有利于人类和社会发展的方向进步。通过科技奖励的导向功能，引导科研资源向国家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集中，从而实现科学研究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策目标。
清华大学王志认为，科技奖励在优化配置科技资源、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培养科技人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管理办公室马山指出，科技奖励推动技术创新，科技奖励的激励和引领作用，促进了知识生产中心和高科技产业化基地的形成，促进了优秀科技人才脱颖而出，促进了科技精英的成长，奖励的激励作用使许多科技人员获得了更多更高级别的奖励和名誉。科技奖励的评审标准引导科研方向，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推广应用科技成果，促进科技与经济的融合。科技奖励的导向性向全社会昭示，哪些课题和技术领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哪些是优先发展的领域。
北京大学吴志勇指出，当代中国科技奖励的作用包括：承认和肯定科技人员在推动科技进步和社会文明中的贡献，发挥政策和科研的导向作用，高度体现政府和全社会对科技人才和知识的尊重，加速获奖项目的转化应用和知识的传播，对遏制学术不端行为和加强学风建设产生积极作用。
中国知识产权报评论员王刚指出：“颁发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正是通过政策导向，突出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创造良好的学术创新氛围，发现并培养创新型人才，以切实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
徐州市中心医院赵累指出，科技奖励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特别是向中小企业推广科技成果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认为科技奖励的实质是依据社会发展需求和方向，汇集、遴选实用优秀科技成果和优秀科技人才并予以奖励、激励、肯定的过程，科技奖励承办组织具有汇集优秀科技成果的自然优势，将成为实用优秀科技成果的集散地或数据库，科技奖励及其承办组织将是一种新的技术市场组织形态，可以促进优秀科技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进一步指出“肯定、激励、鼓励、导向、倡导、发现、培养、汇集、转化、推广”将是当代科技奖励的新的功能定位，“肯定、激励、鼓励、导向、倡导”功能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发现、培养”既可以发现优秀科技人才，又可以及时培养优秀科技人才，潜在的“汇集、转化、推广”优势将有利于促进先进、成熟、适宜的优秀科技成果向中小企业中推广应用，促进成果转化。
中山大学徐亮认为“科技奖励是对科技人员的科研能力和科技成果的肯定性评价，其目的在于激励科技人员……从事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科技奖励既是对科技成果的承认，也是对科技人员创造能力的承认，同时也可以作为衡量科技人员贡献大小的一种标志”。
上海交通大学宋毅认为“科技奖励既是对科技成果的独创性、真理性和价值性的承认，也是对科学家能力的承认”。
北京大学刘彦对科技奖励的承认功能进行深入解读：“科技奖励既是对科技成果的价值和科学家能力、水平的承认，也是对科技成果应用价值和社会效益的承认，给予承认和获得承认是满足科技奖励主体和客体各自需要的重要方式。科技奖励的承认功能是科技奖励客体从事科技活动的原动力。”
北京大学马鹏举：科技奖励目的是促进知识增长和知识应用，科技奖励应“建立和完善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激励机制，促进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
大连理工大学张强认为：“鼓励创新是科技奖励的核心”，“创新人才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柱，是一个企业一个单位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创新是通过创新人才实现的，鼓励创新就必须培养、尊重人才。
天津财经大学刘桂昂指出：“科技奖励要有利于推动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奖励激励一批中青年科技人才，勇攀高峰，早日成才”，“要充分体现科技奖励的本质，既要承认科技人员的智力劳动，突出有重大贡献的科技人员的知名度，又要激励科技人员不断创新，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促进科研人员、研究机构都积极、正当地参与科技竞争。”
同济大学张物认为：“我国科学技术工作已经走向了一个新的辉煌。其中，科技奖励在这个辉煌的历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科技奖励已经成为我国科技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科技进步起着重要的作用。”
清华大学文庭孝提道：“国家科技奖励是国家的行为，对国家科技发展起重要作用。创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国家目标应强调创新，鼓励结合国家目标的创新。国家应奖励拥有我国知识产权和领导时代潮流的科技，鼓励年轻人有更多的创新思想和发明创造”。
东北大学潘松挺认为：“从推荐开始，就要注重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的质量，在评审中强调注重奖励重大自主创新成果，并适当调整科技奖励评审指标和权重。同时，注重对自由选题中创新型突出的科技项目奖励”。
东北财经大学马鞍山认为政府通过制定激励政策引导企业围绕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进行技术创新，“如科技奖励的增删，通过增加奖励项目和奖励幅度，来促进那些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科技领域的发展；反之，对那些不太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科技领域，可以减少或不设立科技奖励项目，以减缓、抑制其发展”。
综上，国内学者对“科技奖励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已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指出科技奖励的目的是激励技术创新，科技奖励的重点是激励技术创新，并从不同的侧面提出科技奖励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诸如：科技奖励对技术创新的导向作用，科技奖励对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作用，科技奖励对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作用。分析上述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对于“科技奖励对技术创新的作用”缺乏系统的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出科技奖励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只局限于科技奖励对技术创新的导向、科技奖励对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科技奖励对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三个方面，对于“科技奖励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命题尚需要系统、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