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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 郑涌
（西南大学心理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重庆，400715）
通讯作者：郑涌，教授，E-mail：zhengy＠swu.edu.cn。
摘 要 本研究采用字词联想法，以里克特五点量表对重庆、天津等地547名农民工进行了城市与农村的内隐观测查。结果发现，农民工的城市内隐观主要包括五个因素，分别为城市向往、积极评价、消极感受、自身处境、市民态度；农村内隐观主要包括五个因素，分别为怡然生活、落后现实、环境优美、政策扶持、消极感受。测验还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对城市的积极与消极态度间虽有显著差异，但不如新生代农民工的效应量大，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持有更明显的积极内隐态度。
关键词 农民工；城乡观；内隐观；自由联想；代际差异
农民向城市集聚，完成生产和生活方式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是现代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过程。从20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进入高速推进时期。与这个历史性进程相生相伴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怀着改变自身生存境况的强烈愿望，怀着对城市文明的向往，告别故土踏上到城市谋生的路程。经过30年的延续累积，进入城市的农民已形成我国社会结构中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农民工”。今天，农民工需要的不仅仅是能进城，还需要能在城市以市民的身份住下来，完成角色、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以及适应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
身份认同的研究更多地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而在现有的研究中，研究者对身份认同概念并没有达成一致。对现有研究进行概括分析后，可将身份认同的相关研究归纳为全球化与现代性、心理微观、单一阶层归属、边缘社群认同这四个视角。
全球化与现代性视角：现代社会的区域化、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个体乃至群体相互之间的互动也越来越频繁、深入，其固有的特质在这样的互动中变动、消失，从而导致身份认同出现障碍。因此，研究身份认同问题具有普遍而划时代性的意义。
心理微观视角：相对于区域化与全球化的宏观角度，更多的研究者把研究重点放在心理等较为微观的层面。如社会心理学中身份理论认为：一个人必然有众多的社会身份，将这些社会身份依“显著性”（Stryker，1968；Stryker&Richard，1982）或“重要性”（McCall&Simmons，1966；Rosenberg，1979）排列成一个序列等级，那些排名靠前的更为显著或重要的身份往往对身份认同起更大作用。其中，“重要性”取决于三个因素：他人及自我对某种身份的支持度；自我在某种身份上预期和投资的程度；与某种身份有关的内在和外在的满意程度（McCall&Simmons，1978）。
单一阶层归属视角：职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个体的自我认知、自我形象和行为动机。故在研究进行移民或其他流动性人口的身份归属时，西方学者倾向于阶层归属视角；但是，针对这种片面的阶层归属，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人们的群体身份认同同时也受到其他的身份归属（如种族、民族、宗教信仰、性别及社会政治团体等）和行为实践（如生活方式和消费实践）的影响（Beck，1992；Crook，Pakulski&Waters，1992）。
边缘社群认同视角：当今世界，人口流动范围和规模都在迅速地膨胀。随着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边缘化人群也在逐渐增多，对边缘社群的身份认同研究已经成为文化研究中的显学。边缘社群认同的文化视角主要着眼于来自异质文化社会的成员如何通过内化当地文化内涵获得身份上的认同。
在涉及地方的心理学中，环境心理学界存在三种构想：地域依恋、地域认同、地域感。这三种构想尚未达成普遍的一致性。地域感更能体现地域认同多维构想、态度，并构成了依恋维度。当前的文章集中研究地域依恋及地域认同过程，讨论对地域氛围的感知与地域依恋和地域认同之间关系的普遍物理参数。
Altman和Low（1992）提出地域依恋是人—环境交互作用的普遍理论概念。地域依恋体现了一种与地域的情感上的连接（Giuliani，2003）。根据前人的研究，地域依恋的主要特征是个体与地域之间的正性的情感依恋，具体而言，即个体与某个地方保持亲密的、强烈的趋势（Knez，2005）。Jorgensen和Stedman（2001）表示认同以及依赖维度与地域感之间的连接要弱于情感维度。
Proshansky，Fabian和Kaminoff（1983）将认同理论扩展到环境心理学领域并提出地域认同是一种自我的物质世界的社会化。自我认同的发展并不局限于将自我与重要他人区分开来，而被拓展至与物、事件、特定空间以及地域的区分，从而分离出地域认同。Korpela（1989，1992）将地域认同与环境自我规范联系起来，强调地域认同的前提是保持核心自我。
在这三种概念中，地域感强调对地域的认知程度，地域依恋强调对地域的情感联结，地域认同强调自我的社会化、强调自我认同作为地域认同的前提而存在。
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在教育、成长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上与前辈有着诸多的不同，因此在这部分农民工群体成长壮大的过程中，形成了与前辈有着较大差异的行为特点和心理特征。正是这些变化差异，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传统农民工，其边缘化程度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体现了出来。
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看，其规模小，同质性强。刘传江和周玲（2004）通过对农民工“拜年网”成员职业地位得分的计算考察了农民工社会网络的结构，发现农民工社会网络构成呈两极分化，得分较高（研究人员、大学教师、法律工作人员）的职业类别所占比例低，得分较低（饭店服务员、司机、产业工人等）的职业类别得分很高。老一辈的农民工的交往以延续旧有的社会联系方式为主，以血缘、地域为纽带打造在城市的社会网络。而在李伟东（2009）的调查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除了血缘和地缘纽带外，业缘纽带也成为发展社会网络的重要媒介。
尽管在很多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正在积极缩小与城市的距离，但是在很多方面也仍然游走在城市边缘，最明显的就是在社区事务的参与上，不管是老一辈农民工还是80后农民工，参与率都很低。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参政意识的确在增强，一项针对湘、粤两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表明，他们的政治关注度比上一代明显提高，但呈现出明显的地域选择性，他们关注政治更多地集中在所在城市和自身的权益保护方面。在被调查的1 256名农民工中，对国家大事表示“关注”和“非常关注”的高达74.7%，但同时只有21.6%的农民工参加过老家最近一次的村委会选举，参加过打工地所在城市社区居委会选举的农民工仅占5%，对家乡村干部选举表示“无所谓”或“不想当”的接近半数（谭剑，杨霞，2009）。这种既不能融入所在社区的政治生活，参与社区政治活动，又远离农村，除了不能及时参与之外，本身也对家乡政治漠不关心，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政治参与上被严重边缘化，政治关注度和参与度呈现严重的不协调性。
分析国内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文献得出，现有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不足：①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研究多立足于城市或研究者自身等“他者”的视角，难以与农民工主体进行视角互易，进而无法有效揭示和阐明农民工主体对自我身份主观认同程度及影响因素；②侧重于从宏观制度视角研究农民工身份及身份认同，忽略了农民工身份转换的时空背景，未将“进城前—进城后”“乡村—城市”之相应情境纳入分析范畴；③现有研究主要采取逻辑分析和定性方法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加以研究，定量研究稍显欠缺；④当前有关农民工身份认同多夹杂于调查描述和宏观政策探讨之中，研究缺乏系统性、专题性。
因此，本文拟通过内隐的研究方法，摆脱“他者”的研究者视角，从农民工自身角度出发，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手段，探讨城市中的农民随着身份的变迁对城市与农村看法的改变，挖掘农民工意识深处的内容，做农民工真实意愿的传声筒。
以重庆和天津地区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为被试，老一辈和新生代被试大致各半。完成字词联想测验的开放式调查搜集条目300份；完成里克特量表600份，回收569份，其中547份有效。
字词联想法是由F.高尔顿最先开创的，该方法后来又被荣格应用于精神分析诊断中，但是在其他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并不常见。谢晓菲和徐联仓（1995）曾做过尝试，将该方法用于对风险的认知研究；徐伟等（2006）用该法对大学生的“友谊”内隐观做了测查；李海青（2008）则用该法分析了当代青年人“家”的内隐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每当看到或听人说起某个词语，头脑中就会出现很多与该词相关的内容。这表明概念的存在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众多相关的词语构成一个或大或小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之间可能是相反、相近、相属或者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严格地讲，本研究用联想方法所探讨的是“城市”和“农村”的关联概念，而非直接对“城市”和“农村”的概念进行探索。但以词为分析单位，能够从最基本的层面上帮助我们发现城市和农村这两个概念的心理表征，获得有价值的线索。
采用有条件限定的自由联想法并辅以内容分析法来搜集条目：首先发给第一组被试一个印有指导语的开放式问卷：“请您写出您能想到的关于城市和农村的所有内容，内容不限，请您随意联想。答案无对错之分，不记名，结果只用于研究，不作他用。”被试者进行不限时间的自由联想，任务完成后回收问卷。
搜集来的所有联想词使用ROST-CM软件进行内容分析和频数统计。首先采取完全同义者合并，减少项目，但近义者不打算予以合并。进行频数统计，将频数在3以上的词语按频数高低排列，编制成五点里克特量表（likert scale）。针对城市和农村的各80个条目，要求被试逐一判断其符合程度。其中，1代表很不符合，2代表不符合，3代表一般，4代表符合，5代表很符合。
问卷分为三个部分，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资料、城市里克特量表、农村里克特量表。在基本资料中，要求施测对象提供性别、文化程度、籍贯、年龄等信息。
用SPSS for windows 11.0软件进行录入、整理和分析。
300名被试提供联想词约1 500个，抽出的80个高频词汇累计频数为2 162次，为总频数的61.1%。研究中某个词语被联想到的被试百分比定义为该词的联想强度。对于每一个词，其联想频次（人次）是不同的，联想到该词的人越多，说明它与“城市”或“农村”的概念关系越紧密。
对初测问卷的80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使用主成分分析与方差极大值旋转法抽取因素。因素提取标准为：①特征值大于1；②每个因素至少应包括三个及三个以上的项目；③参考碎石图。项目的删减标准为：①共同度小于0.30；②最高因素负荷小于0.4；③在几个维度上都有较高负荷且差值小于0.1。经过几次探索，最终获得5个显著的因素，一共能够解释53.2%的变异。因素分析结果见表1。因素一包含6个项目，分别是交通便利、高楼大厦、物质丰富、基础设施完善、绿化好、经济发达，主要反映了农民工对城市在物质优越方面的认识，命名为“城市向往”；因素二包含8个项目，分别为繁华、方便、发达、好玩、干净、开放、美丽、新鲜，主要反映了农民工对城市的积极评价，命名为“积极评价”；因素三包含7个项目，分别为房价高、喧闹、压力大、贫富差距大、物价高、空气质量差，主要反映了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看法和态度，命名为“消极感受”；因素四包含8个项目，分别为工资低、忙碌、生活艰难、打工、贫穷、工地、劳累、生计，反映的是农民工对城市中的自己的处境的认知，命名为“自身处境”；因素五包含6个项目，分别为物质、冷漠、虚伪、现实、欺负、疏远，主要反映了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看法和态度，命名为“市民态度”。5个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53.2%，且每个项目的负荷值均大于0.40。其中，城市向往、积极评价和消极感受三个因素的解释率较高，表明情感性因素是城市概念结构的主要构成部分。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0.72以上，表明该测试具有较好的信度。
表1 城市内隐观结构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续上表）
对初测问卷的80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使用主成分分析与方差极大值旋转法抽取因素。因素提取标准同上，得出5个显著的因素，因素分析结果见表2。因素一包括9个项目，分别为新鲜蔬菜瓜果、自给自足、和睦、种田、村村通、淳朴、勤劳致富、轻松、串门，主要反映了农民工对农村生活的简单而逍遥的描绘，命名为“怡然生活”；因素二包含7个项目，分别为交通不便、教育落后、贫穷、医疗落后、赚钱机会少、闭塞、子女教育困难，主要反映了农民工对农村落后现实的认知，命名为“落后现实”；因素三包括6个项目，分别为空气清新、安静、鸟语花香、环境优美、绿色、山间小路，主要反映了农民工对农村环境的评价，命名为“环境优美”；因素四包含6个项目，分别为新农村、政府补贴、补贴不落实、家电下乡、合作医疗、政府扶持，主要反映了农民工对国家政策扶持的认可，命名为“政策扶持”；因素五包含6个项目，分别为单调、落后、贫穷、收入单一、城乡差距、偏远、守旧，反映的是农民工对农村的消极看法，命名为“消极感受”。5个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58.2%，且题项的负荷均大于0.30。其中，对怡然生活、落后现实、环境优美有较大负荷值，表明依恋性因素是农村概念结构的主要构成部分。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0.71以上，表明该测试具有较好的信度。
表2 农村内隐观结构的探索性因素分析表
以年龄为变量对两代农民工的城乡观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有更多的向往、积极情感，并且与第一代农民工有显著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对城市有更多的消极认知与更悲观的自我认知，与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两个维度上差异显著。
表3 第一代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内隐观、农村内隐观上的描述性统计及独立样本 t 检验
注：** p <0.01，*** p <0.001
以城市生活年限为分组变量对两代农民工城乡观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第一代与新一代农民工的入城时间分别于城市内隐观各维度、农村内隐观各维度作相关分析发现，入城时间越久，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更为向往，有更多的积极情感；而第一代农民工悲观的自我认知越来越高。随着入城时间越久，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觉得农村落后，环境不好。而第一代农民工越来越觉得农村生活怡然自得，觉得政策的扶持有利于生活水平的提高。
表4 第一代与新生代农民工入城时间与城市内隐观各维度、农村内隐观各维度的相关分析
注：* p <0.05，** p <0.01，*** p <0.001
新老两代农民工对城市这一概念的内隐结构包括城市向往、积极评价、消极感受、自身处境、市民态度五个方面，对农村这一概念的内隐结构包括怡然生活、落后现实、环境优美、政策扶持、消极感受五个方面。在城市的五个结构维度中，情感性因素的负荷最大，表明新老两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内隐观都是以情感性因素为主。对农村的内隐观存在些许差异，怡然生活、落后现实、环境优美三个因子具有较大负荷量，表明农民工对农村的认知更多地集中在农村的环境及悠闲的生活上。值得重视的是，无论是第一代还是新生代农民工，也无论是对城市还是对农村，均是以情感方面的因素为核心。
关于内隐观在两代人之间的差异性，显然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向往和积极情感显著优于第一代农民工，而两代人随着在城市生活时间的变化，对城市和农村的内隐观也有差异，即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愈加向往，但悲观的自我认识却在逐渐增强。而第一代则更加向往农村生活的怡然自得，对城市的消极情感增加。这可能是由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以及贫穷、城市居民的歧视与隔离造成的。如前所述，“低龄化”效应已经在新一代农民工身上蔓延开来，由此所带来的时代烙印已经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生存：一则在家乡生活的时间不长，从而他们对家乡没有太多的感情，所谓的“乡情”最多就是童年的记忆；二则务农经历少，导致他们对土地没有一种依赖与寄托，难有落叶归根的观念；三则学历比较高，促使他们具有起码的以产业工人的身份快速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
应该看到，农民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内化了城市生活的特质，从根本上取决于社会文化环境的熏陶。经过几年的城市生活，甚至在刚进入城市之初，他们就已经接受了一种来自农村社会的期待，即“营农”不如“务工”，不如“经商”。这一代人身上有着强烈的社会流动的渴望，而“营农”只能将他们死死地圈在那看不到太多希望的几亩地上。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恰恰是这样的社会期待把他们的个人生活限定在“市民化”的轨道中。然而，在“市民化”过程中，他们却有着“城市夹心人”的苦楚：一方面，城市环境实际上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抵制他们的融入。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相对弱势，缺乏必要的工作技能和经验，缺少城里人的“人脉”，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他们在休闲娱乐场所遭遇排挤，“非农非工”的尴尬身份使他们无法真正享受都市生活的风味。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感到前途茫然的时候，却又清楚地知道曾经的家乡也已经离他们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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