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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 曲孝原 黄希庭
（西南大学心理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重庆，400715）
通讯作者：黄希庭，教授，E-mail：xthuang＠swu.edu.cn。
摘 要 本研究以定性研究的范式，对农村社区的文化价值观进行探索。研究遵循“目的性抽样”的原则，用强度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具体策略，选取了15名访谈对象；以无结构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使用QSR Nvivo8.0质性分析软件对资料进行编码、查询，建立关系和构建理论；产生开放式编码212个，再析出关联式编码21个，然后形成1个核心编码：价值观背景—价值观—个体状态，最后以此为基础构建价值观理论模型。采用原始资料检验法和反馈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说明研究有较好的效度。
关键词 农村社区；文化价值观；社会环境；情感体验；反应方式
价值观是人区分好坏、美丑、益损、正误以及符合与违背自己意愿等的观念系统，它通常是充满感情的，并为人的正当行为提供充分的理由（黄希庭，张进辅，李红，1994）。该系统包括个体对人及其与宇宙、自然、超自然等关系的构想，对社会及其成员关系的构想；包括在文化所属的具体社会中，为了维系它的存在而必须具有的价值理念，也包括成员个人所必须具有的价值理念。文化价值观则是一个文化中的成员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被教导的一套价值，这套价值共存于文化社会成员之中。这套价值体系给文化社会成员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目标，以确保社会制度稳定及正常运作，并给予其成员一套行为准则（杨宜音，1998）。
社区作为人们在一定地域里经营集体生活的共同体，它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由一定人口进行集体生活时组成，是具有一定组织的具体人群。共同的生活时间和生存空间让社区成员拥有共同的感受、共同关心的事情，甚至常有共同的命运（费孝通，1999）。支撑和保持这一共同体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系统的显要文化也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每个社区成员，成为社区成员共同的价值，这种共同性就构成了该社区的文化价值观（杨宜音，1998）。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农业社会是我国的主要社会形态，农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主要地位，农民则为社会的主要成员。农村社区作为一种社会区域共同体，它不仅是相对完整的社会实体，还形成了具有一定特点的文化、制度、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文化价值观（李春杰，2008）。社区内的居民拥有同质的文化属性、价值观，并根据这些价值观指导其自身的社会行为，彼此认同。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社会基本特征以或缓慢或激烈的方式不停地变迁。以农业劳动为主要生产活动，人口密度低，社会成员固定，社会结构简单的传统的农村社区也随着整个社会现代化的推进，在其人文地理环境、人口结构、社会组织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发生着变化。价值观根植于个体社会化过程，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这意味着一定的价值观总是有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文化背景；已经形成的价值观具有持久性，但也可能在特定的条件下发生改变（黄希庭，2014）。那么，当社会环境不断发展变化，以此为背景和基础的个体价值观以及社区文化价值观是否受到影响？受到怎样的影响？原来负责给文化社会成员提供有意义的生活目标，确保社会制度稳定及正常运作的文化价值观，在已经变化的社会环境中能否以及如何继续发挥作用？对于这些发展变化，社区中的个体是如何感知，有何体验，又是如何反应的？这些体验、反应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些议题，无论是对于寻求有目标意义地生存的个体，还是追求稳定有序地发展的社会，都颇具现实意义。
当然，这类议题前人研究也曾有涉及，其中诸如“社会转型与价值冲突”此类的问题更是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然而，这些研究从学科领域上看，主要集中在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等领域，比如多元文化冲突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黄渊基，2014）、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冲突和主导价值观的确立（陈章龙，2005）等。已有的心理学研究也主要是对某群体价值观现状调查或者不同时间点价值观状况的比较，如新时期青年知识分子道德价值观的变迁及特征（高杨，2012），但缺乏价值观与其所属环境关系的直接探讨。从研究对象上看，现有研究要么是关注某个时期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特点，如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结构与特点（金盛华，2009），要么是以人群为基础对大学生、教师、企业员工等特定群体价值观的分析或比较，如大学生群体中价值观、感知环境质量与环境意识的关系研究（李亮，宋璐，2014；刘慧敏，2014）。除了跨文化的对比研究，鲜有以地域为基础对某共同生活空间（如社区）内群体的价值观进行分析的研究，虽然这样更便于集中探讨价值观与其所属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从研究层面上看，现有就“价值观与其所属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是什么”展开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或群体层面进行，较少关注作为价值观主体的个人及其具体体验和反应。因此，我们将围绕前述议题，以心理学的独特学科视角，以扎根现实的研究风格，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研究区域，深入农村社区的真实环境，着眼社区中的鲜活个体，采用无结构访谈的研究方法，从经验资料中去寻找和提取可能的理论解答，以期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提供一些参考和依据。
石梁子社区隶属于武隆县仙女山镇，距县城20千米，位于世界自然遗产“武隆南方喀斯特”地域内，与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接壤。全社区面积84平方千米，下辖14个居民小组，共1 496户6 993人。2007年以前，该区属于传统的山区自然村落群，村民靠种植玉米、水稻以及烤烟等为生；2007年，仙女山镇提出并展开了“打造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区”的旅游发展规划，石梁子社区开始了同步的旅游开发和新区建设。此间，社区居民原有的土地和房屋被集体征用；然后由政府统一规划和修建居民安置点，对其进行移民搬迁；原来主要以种地为生的社区居民则集中脱离农业生产，转向旅游业及其他相关行业。旅游开发之后，每年有大量外来人口进入该社区；2013年，石梁子社区所在的仙女山景区年接待游客量超500万人次，夏季（主要是7、8月）到此避暑消夏的短期居住人口也约有3.4万人。
和我国其他多数农村社区一样，石梁子社区也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被卷入社会变革的大环境和趋势之中，其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其间被冲击和影响；但不同的是，由于当地统一的旅游开发，石梁子社区的这种变化发生得迅速、集中且彻底。对于探究我国当前社会中一定社会共同体的文化价值观状况、文化价值观与社会环境间的变化关系以及其中个体的体验感受，兼具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石梁子社区具有典型意义。
（1）抽样方法。本研究采用“非概率抽样”原则，运用“目的性抽样”的规则和程序，选用强度抽样和滚雪球抽象相结合的具体抽样策略，以强度抽样的方式尽可能寻找能够为本研究提供丰富、密集信息的受访者；然后再由这些受访者介绍更多的受访者，直到收集的信息饱和为止。经过前述取样过程，正式访谈时本研究获取的样本量为15个（Lincoln&Guba，1985；吴继霞，黄希庭，2012）。
（2）访谈对象。预访谈和正式访谈的对象都是石梁子社区的原住居民。预访谈对象2人，男女各1人，学历均为初中，分别为个体经营户和环卫工人。正式访谈对象15人，其中女性6人，男性9人。受访者年龄在19到76岁间，30岁及以下者2人，30到40岁者4人，40到50岁者5人，50到60岁者3人，60岁及以上者1人。其中小学学历3人，初中学历6人，高中学历6人；其职业身份包括清洁工人、小摊贩、餐馆老板、酒店服务员、搬运工人、建筑承包商等。
（1）访谈工具。研究过程中主要利用的工具有访谈提纲、访谈记录表、数字录音笔以及研究者反思日志。在征得受访者同意的前提下，使用爱国者S256数字录音笔对访谈全程进行录音，以确保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在使用设备前详细解释录音目的并重申保密原则。
（2）分析工具。研究采用QSR Nvivo 8.0 质性分析软件，对研究收集的各种数据资料，包括转录的访谈录音稿、访谈记录、研究备忘录等进行管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对非数值性、无结构的资料进行编码与搜寻，发掘其中的规则与联系，构建相应的理论模型。
本研究在研究设计和资料收集方面采用定性的手段，在资料分析过程中则积极吸纳量化分析手段，尽量从经验资料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和思想，建立理论。具体程序如下：
（1）拟定提纲。为了符合扎根经验事实的要求，让受访者尽可能呈现其独特的个人经历和真实的观点，研究采用的是无结构访谈。在根据研究目的查阅文献后，围绕价值观这一核心议题而拟定初步访谈概要，包括：生活中，您最看重的是什么？您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您最不喜欢的现象是什么？由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就主题自由交谈，调查者围绕主题，根据访谈进程而形成和提出问题。
（2）预访谈。以初拟访谈提纲为基础，运用开放式提问的方法，对两名受访者进行预访谈。随后，就访谈中的沟通技巧、注意事项、受访者对问题的理解和反应方式与专家及研究小组成员进行专题讨论，并完善访谈提纲；主要是增加问题的时间维度，即每个问题都包括过去、现在、将来三个维度，如“在那个时候，您最看重的是什么”（过去），然后归纳形成文字作为正式访谈的参考。
（3）正式访谈。研究者通过预约和上门访谈等安排，以正式访谈提纲为依据，对15名不同年龄和职业的受访者进行访谈。访谈主要在受访者家中或受访者工作地点进行，访谈者即为研究者本人。根据受访者的特点及访谈实际情况，访谈时间在30分钟至60分钟不等，征得受访者同意后进行访谈录音。所有受访者都非常配合地完成了各自的访谈。
（4）资料整理与分析。首先由研究者本人将访谈录音转誊为文字稿，整个访谈过程共转誊文字6万余字；然后将录音稿等资料以电子文本的形式导入QSR Nvivo 8.0中；再基于内容分析方法和步骤，与QSR Nvivo 8.0提供的分析流程相结合，逐步对原始资料进行三级不同抽象程度的编码：
①开放式编码。将文化价值观、社会文化环境、个体体验、感受以及与反应有关的内容逐句编码为自由节点（开放式编码），形成初步的资料范畴。研究在此阶段初次产生自由节点318个，经过合并含义相近节点等操作之后得到自由节点212个；编码中尽量以原始资料中的关键词作为节点名称，如老实本分、不管闲事、听话、安稳、挣钱事大、忍耐、过得去就行、孩子为重、旅游开发、移民搬迁、养老保险、修新房、买房买车、只求糊口、满足、焦虑、担心、过一天算一天等。
②关联式编码。将212个开放式编码进行范畴划分，并建立范畴间的联结，将自由节点归类到树节点中。本阶段析出关联式编码21个，包括时间维度；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社会环境；平等开放、乐观进取、以情为重、自立自信、遵从权威、追求教育、孝亲敬祖、宿命自保、男性优越、安分守成；体验感受——积极、体验感受——消极、目标需求——维持、目标需求——发展、反应方式——主动、反应方式——被动。其后进一步提取出4个类别范畴：其中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等4个属于影响价值观形成的环境因素即价值观背景范畴；平等开放、宿命自保、读书为上等10个属于价值观范畴；体验感受——积极、目标需求——发展等6个则属于个体状态范畴以及单独的时间维度范畴。
③核心编码。经过多次搜寻和比较，反复查询原始资料，探索已有范畴之间的联系，发展出更成熟的、能够串联起各种概念间关系的核心编码，即价值观背景—价值观—个体状态；然后据此建立初步的价值观理论模型。
在本研究中，整理和编码、分类、命名、建立关系和构建模型等步骤是循环往复的，因此，上述三个层次的编码相应也进行了多次穿梭回复。
本研究中的价值观背景指的是可能影响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诸多外在因素。价值观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但它毕竟还要通过具体的个人及其行为选择得到体现（黄希庭，郑涌，2005；杨宜音，2005）。因此，分析价值观及其所属社会文化环境时，关注个体对所处社会环境及其变化的感知是有必要的。从材料的关联式编码情况看，个体感知的价值观背景主要包括社会环境、生活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四个方面。结合时间维度，就这几个方面进行过去—现在对比分析，则可得到价值观背景的具体变化情况。
从访谈资料来看，社会环境是由“政策扶持”“养老保险”“征地建房”“人口流动”“偏远山村”“旅游开发”等概念构成的，主要涉及的是对社区整体状况、大事件、政策法规等方面的情况。其中出现频率最高是“偏远山村”，9个受访者，共11次谈及，主要是描述石梁子社区过去的落后的社会环境状况，如“前些年，比方说我们刚刚结婚那会，这里都还是算偏远山村，穷乡僻壤的那种，非常偏僻（S1
）”；“旅游开发”则有9个受访者，共10次谈及，比如“旅游开发过后，搬过来住在广场转一圈，统一盖房子（S3）”，旅游开发是石梁子社区正在经历的大事件，也是社区居民认识中的社区发展变化的直接原因。“政策扶持”“养老保险”“征地建房”“人口流动”都被用来描述个体感受到的旅游开发后的具体变化。
生活环境包括“统一居住”“生活便利”“居住条件好”“传统村落”“闭塞不便”等内容，主要描述的是个体对周边具体日常生活环境的感受。“传统村落”和“闭塞不便”反映了过去闭塞简陋的生活环境条件，其中7位受访者，共9次提到相关内容，如“那个时候生活又苦，做啥都不方便，赶个集要走一两个小时（S2）”。旅游开发之后，社区居民由原来的村落散居变为现在的统一集中居住，政府统一规划建房，修建公共设施，居住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统一居住”“生活便利”“居住条件好”主要就是描述当前的生活环境，如“现在旅游开发了，政府把周围环境这些东西，街道、房子、广场啥子都搞好了，整整齐齐的，在外面走路也都不会沾泥巴了，看起来多安逸（S2）”。
生产方式由“以农为生”“自给自足”“脱离土地”“非农工作”“挣钱途径少”“挣钱途径多样”等内容构成，主要描述的是社区居民生产方式、经济来源以及收入状况等。“以农为生”是石梁子社区居民过去的生产方式，10个受访者18次提到相关的内容，如“那个时候就是在家当农民，在家里种玉米啊，种那些来喂猪（S13）”。“非农工作”是当前受访者的工作情况，15位受访者均有提到自己或家人由于土地被集体征用转而从事非农工作。“挣钱途径多样”是社区居民对于收入方式变化最直接的体会，相关内容有6位受访者，共8次提到，如“现在开发到这里来了呢，挣钱很容易了。随便在哪里，只要吃得苦，三分两分的，出去还是能刨得到（S13）”。
生活方式则涵盖了“康乐活动”“据工作时间作息”“据农时作息”“人际—地缘”“人际—业缘”“生活依靠市场”等内容，主要描述的是社区居民的作息习惯、人际关系的主要对象和方式以及生活资料的来源。过去居民的人际交往方式以“地缘”为主，生产也即是生活，左邻右舍是主要的人际活动对象，如“有的时候出去和隔壁的人摆龙门阵（S5）”，现在社区居民的人际交往范围拓展，开始建立基于工作的人际关系（业缘），如“闲的时候嘛，就跟周围的人啊或者这边的客人聊聊天（S8）”。此外，7位受访者11次提到他们现在会在工作之余参加休闲活动，其形式包括爬山、跳坝坝舞、下象棋、打乒乓球等。
由上可知，石梁子社区自旅游开发以来，当地社会环境、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以及生产方式等方面发生的变化，由原来传统的农村社区转变为较为现代化的城镇社区：大量的外来人口让社会环境变得更为开放；移民搬迁统一建房之后，居住形式和居住环境改善，人际交往范围扩大，交往方式从“地缘”转向“业缘”；自此脱离土地，不再靠天吃饭，有更多的挣钱机会；脱离农业活动的束缚，开始有时间关注健康，参加康乐活动等。总的看来，价值观背景——影响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诸多外在因素，确实发生了变化。
从文化价值观的概念可知，它是共存于文化社会成员之中的一整套价值，为文化社会成员提供有意义的生活目标和行为准则（杨宜音，1994）。反而推之，通过对文化社会成员的生活目标、行为准则以及社会内的约定俗成等的分析，则可得到该社会共享的文化价值观。透过访谈资料中15位受访者对“最看重的东西”“最希望实现的目标”“最担忧的问题”“最看不惯的现象”等内容的描述，编码分析、归纳总结得到安分守成、追求教育、宿命自保、孝亲敬祖、遵从权威、平等开放、自立自信、乐观进取、男性优越、以情为重10项价值观。
（1）安分守成。主要包括“安分”和“守成”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安分”主要强调安守本分、与人一致、与人无争，不作非分之想，如“别人的东西不要有非分之想（S2）”“不打架生事，安安分分地过好自己的日子（S4）”“该是你的才是你的，不是你的，你再吵你再闹，你也要不到（S6）”。“守成”则强调接受现实、希望安稳无变、不求进取以及勤俭节约等，旨在维持现有生活存量，如“我又没啥要求，就这样过着就多好嘛（S11）”“现在的生活都差不多了……按照现在这个样子，过下去，能保持到儿子女儿、孙子一辈，就不错了（S10）”“反正我们也没有什么多远大的目标，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困难，眼下能够安安稳稳地过活就可以了（S3）”。
（2）追求教育。主要表现为重视教育、追求高学历，以读书为出路，认为上学读书是人生的重要阶段，认为比其他途径更容易获得成功，如“不读书，难道要成个莽子么（愚笨的人），你不读书，你出去打工，连个字都不认识（S12）”“她读了书，才有文化。长大了，出去就能找得到她的生活（S13）”“虽说女孩子书份不要多高，但是多读点书，书份（学历）高一点，总要好些，以后也好找职业（S14）”。
（3）宿命自保。包括“宿命”和“自保”两种价值态度。前者持有“一切自有天定”的宿命论，相信超自然力量，否定个人努力，如“但是希望终归是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S15）”“我这个人吧，该穷我就穷，我不会去东挪短借（S5）”“我们干工程的，开工完工的时候还是要拜一下的，求菩萨保佑平安嘛，保佑工地上不要出事情（S6）”；后者则强调对外人应该少管闲事以避免麻烦，遇到事情冲突等要忍耐退让，对于自己人则是积极维护小团体（如家庭）利益，愿意托关系、讲人情、搭便车以获取利益，如“看不惯，看不惯你就包容忍耐，你看不惯就得看惯，不习惯就要习惯。反正不能多言多语，添油加醋地说长道短（S11）”“不管你做什么，在哪里做，在哪个年代，想要有所发展，都必须占人（S1）”“反正回到我们自己的小家庭里面，吃穿用度上从来都不铺张浪费（S3）”。
（4）孝亲敬祖。即孝敬父母和敬奉祖先。孝敬父母主要是尊重父母意见、体恤父母情感、照顾父母生活，而不是绝对地顺从父母，如“有个好吃好用的，也都是先考虑到我们，相当的孝顺（S1）”“平时要关心他们，父母有什么需要的也及时办到。父母差钱的时候要给他们钱。他们生病了就要在旁边照顾（S7）”。对于“敬祖”，主要是感念和缅怀先人，如“人，都还是有个根子，没得先人哪有你呢（S13）”“去祭拜过世的人，也是个念想……想着如果自己以后要是死了，也还是希望有人记着的（S9）”，对于传统的家族血缘、祖先福佑后人等传统观念则未见提及。
（5）遵从权威。主要是强调在各种社会情境和角色关系里，遵守、尊重和顺从权威。这里的权威既包括父母、领导等人，也包括学校、国家、单位等机构，甚至是主流的观点态度等。具体表现为对权威的尊重、认同、依赖和支持，如“这点上，国家政策都这么讲的，还是说得很对的哦（S10）”“现在不是不让迷信的嘛，我从来不搞那些（S11）”“这个吧，还是得有人组织，有人牵头。我们这里又没有谁来组织。我们又不是很了解，有谁会去信嘛（S7）”。
（6）平等开放。该项价值观主要包含“平等”和“开放”两个方面。前者包括父母子女、夫妻、师生等关系中的人格平等，尊重他人的想法或意见，社区意识以及批评和监督政府，如“孩子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到时候，他们想做啥也可以去做嘛（S1）”“这些情况我跟镇政府，市政，居委会都反映过，也都写过报告上去（S7）”。后者则是指心态和眼界的开放，对新知识、新事物持有包容和接纳的态度，喜欢新环境，乐于更新和变化，如“老师来教我们，也可以学到新东西，也是好事情（S8）”“在这里都待了很多年了，一直在这里多没意思的，外面那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还是想换一个环境，感受一下其他地方不一样的东西（S5）”“我最爱看新闻，随时都看上面说了个什么事情（S10）”。
（7）自立自信。强调在生活和行为上的独立自主，决策上的自我负责，少受他人影响，也不过多干涉他人，如“他们也没什么意见。我的事情我自己负责就行，现在他们也不怎么管我了（S5）”“有本事嘛，合得来就合，合不来就离婚，自己养自己（S7）”“时间上也自由一些，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走，也不受人管（S6）”。
（8）乐观进取。即对事情抱有乐观的态度，相信努力就有回报，认为未来总是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做事情积极主动，如“反正就是这些嘛，主动些，老板就把我留下来了啊（S5）”“我们生活变化确实很大，整体上都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S3）”“一场工程下来，你认真负责、活做得细致、干得好，下次还有人找你这帮人去做（S6）”；对人则是投以信任的胸怀，相信多数人值得信任，认为世上还是好人多，如“不过那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讲诚信（S7）”“好的、歹的都有嘛。虽说好的多些，歹的少些（S13）”。
（9）男性优越。这一点主要体现为认为养儿才能防老，认为婚姻才是女性的归属或者女性需要依附男性等，如“我就担心，到时候小夏不照管我们，我们就她一个女儿，又没有儿子（S10）”“女孩子家，找个合适的人结婚才是正经事（S1）”“跟婆婆闹矛盾啊，你自己没有本事还不是只能忍着（S7）”。
（10）以情为重。强调在各种人际关系的判断抉择中都应该以真实的感情为依据，而不必在意其他因素，比如在爱情或婚姻关系中不应该在乎年龄、财富的差距，邻里之间相处应该以情为重等，如“又不要求他有很多钱，和和睦睦地过日子就行（S1）”“隔壁邻户地住着，都是熟人，小孩子喜欢嘛，就给他了，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多好（S4）”。
杨国枢等人在对中国人的价值观进行研究时提出，个体具有传统性和现代性两套可以并存的价值观体系（杨国枢，余安邦，叶明华，1989），其中传统性包括安分守成、宿命自保、孝亲敬祖、遵从权威和男性优越五项心理成分；而现代性则包括平等开放、独立自顾、乐观进取、尊重情感以及两性平等五项心理成分（杨国枢，1993）。上述十项价值观基本与之对应，有鉴于此，我们将上述价值观中的安分守成、孝亲敬祖、遵从权威、宿命自保、男性优越进一步编码为传统价值观；平等开放、自立自信、乐观进取、以情为重编码为现代价值观。安分守成、追求教育、孝亲敬祖、遵从权威、宿命自保五项价值观，被15名受访者中的绝大多数人多次提及，综合材料来源数、参考点数和材料平均覆盖率三项指标（见表1），可以认为它们是该社区居民共享的价值观，即该社区的文化价值观；再结合前述对价值观进行的“传统—现代”的划分可以知道，该社区的文化价值观仍然是以传统价值观为主。
表1 各价值观编码指标情况一览表
作为价值观主体的个人，其具体存在状态也是本研究关注的重要内容。从关联式编码情况看，个体状态包括体验感受、目标需求以及反应方式三个方面，其下又分为体验感受——积极、体验感受——消极、目标需求——维持、目标需求——发展、反应方式——主动、反应方式——被动共六项内容。
体验感受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类，描述的是受访者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活以及生活中的人、事、物的情感体验。受访者的积极体验有效能感、满足感以及充满希望等，如“说实话，看着这里这么多东西，我心里也高兴（S4）”“比赛的时候，大家齐心协力地去争取，也可以有成就感，心情也高兴了（S5）”；消极体验则包括自卑感、无助无望感、疏离感、不确定感等，如“一天忧忧愁愁的……快乐，没啥可以快乐的呢（S11）”“眼前，这些事情谈不清楚，你看到身看不到心，后面才知道（S10）”。多名受访者（S5、S10、S13等）在访谈中提到了较多消极体验，有10位受访者表现出对未来的迷茫或不确定感，这一现象值得深入分析。
目标需求则分为发展和维持两种类型，主要包括的是受访者对于自身需求和未来生活目标的认识。发展型的目标需求有个人成长、生活意义、自主自由和自我价值，如“前一阵出去比赛，我们还得了一百块钱呢！……钱不多，但是心里喜欢（S9）”“每个人都要有点事情做，生活有规律，才会觉得舒服（S8）”；维持型的目标需求则包括维持现状、得过且过、不知目标或追求好吃好喝，如“现在的生活以前想都想不到……还能想啥子生活……现在生活这么安逸（S2）”“踏踏实实地把手上的事情一件件地做着，该过啥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正事（S4）”。多数受访者都满足于当前状况，特别是对于物质生活方面，并没有其他的需求和目标，因此目标需求是以维持型需求为主。
反应方式描述的是受访者面对社会变化或具体生活问题时所作反应的类型，可以分为主动反应和被动应对两类。主动反应包括改造环境、规划未来、努力奋斗、自我推荐，如“反正现在还年轻，都还在奋斗当中嘛，是吧（S6）”“去年放假之后，我就自己一家接一家地问啊，问老板还需不需要人。自己得主动一些才行，不然工作又不会来找你（S5）”；而被动应对包括愤世嫉俗、被动接受、合理化、社交退缩、自我否定、寄望子女，如“别人也看不起我们这些穷户，他们嫌弃我们，我们也懒得看他们的脸色，不愿跟他们打交道，不往他们人堆堆里面挤（S13）”“哪个让你穷呢，这都是命（15）”“我们本身就生得懦弱，再看不惯的事情，你能怎么办，后面还不是都看得惯。我不喜欢说那些闲话（S6）”等。“被动接受”是此次访谈中受访者涉及最多的反应方式，这与维持型目标为主的情况一致；而愤世嫉俗、社交退缩等明显不良的反应方式的出现原因及潜在影响则需要特别注意。
通过对具体个人状态的分析发现，不同受访者在体验感受、目标需求以及反应方式有较大差异。有的受访者对当前环境主要是积极的体验，以发展型的目标需求为主，对于未来主要采用的是积极应对的方式，如受访者5；而有的受访者对于当前生活则更多的是消极体验，以维持型的目标需求为主，对于未来采用的是被动应对的反应方式，如受访者11；而且受访者中，属于后一类状态者占多数，具体见图1。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图1 个体感受对比图
总结分析受访者的具体描述可知，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个体价值观的差异可能是其中重要且根本的原因。具体说来，石梁子社区及其社会文化环境都在近几年内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传统农村社区向现代化的城镇社区迅速转变，但其社区的文化价值观仍然是较为传统的价值观类型；社区成员大多还是用传统价值观作为自己选择判断的准则和行为的准则；价值观上的传统性与社区本身以及整个环境的现代性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让价值观具有的“提供个体生活意义和准则，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不能充分而有效地实现，进而成为导致多数受访者有更多消极体验，以维持型的目标需求为主，对于未来采取被动应对的反应方式的原因（杨国枢，余安邦，1993；张建南，2013）。
为此，我们就价值观与个体状态的关系进行了分类比较。具体而言，首先根据个体价值观体系中传统性和现代性的不同程度（传统性价值观和现代性价值观并存，只是程度可能不同），对每个受访者的价值观进行评价（现代价值观开放编码数/两种价值观开放编码总数×10），得到个体价值观的现代性程度（0～7），然后以此为基础比较个体的体验感受、目标需求以及反应方式。结果与前面分析一致，如图2所示，个体的价值观体系中现代性更强，其当前的积极体验更多，目标需求上以发展型目标需求为主，对于未来则主要采用积极应对的方式；相反，当个体的价值观体系中现代性较弱，其消极体验更多，以维持型目标需求为主，并主要是以被动接受的方式应对问题和面对未来。
图2 价值观与个体状态交叉比较
综合前文对价值观背景、价值观以及个体状态的分别分析，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有关价值观环境—价值观—个体反应的初步理论模型。价值观所属的社会环境可能因为某种外在因素（旅游开发）的推动而在短期内迅速变化，但个体价值观以及社会的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反应却相对缓慢。面对变化的社会生活环境，个体更可能继续沿用固有价值体系（传统价值观）作为生活目标和行为准则的来源（廖小平，2014）。旧价值观和新环境（现代化社会）的不一致，使得作为价值主体的具体个人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更多地采用维持现状的方式来应对所遇到的问题，以被动接受的态度面对未来；相反，价值观与新环境较为一致或能够根据新的社会环境迅速转变价值观的个体，则能良好地适应新的社会生活环境，其情绪体验更为积极，面对当前问题以及未来生活时其反应也更为主动（吴聪贤，杨国枢，1988；张静，2009），具体关系模型见图3。
主要运用原始资料检验法和反馈法对研究的质量进行评估。首先遵循“概念必须来源于原始材料”的原则（徐建平，张厚粲，2005），返回原始材料之中，对模型中的概念和关系进行了审查。模型涉及的概念，如“本分”“诚信”“不管闲事”“得过且过”“穷乡僻壤”“生活环境好”“只求温饱”“糊口”等开放式编码，都是来自访谈对象的原话所提及的概念。模型中的“关系”则是源于研究对象的阐述或者基于原始资料的归纳，如“安分守成”由“本分”和“维持现状”归纳而来，“宿命自保”则归纳自“人各有命”和“各顾各家”。前述归纳和分析方式，使得价值观环境、价值观以及个体状态等核心概念以及三者间的关系模型有充足的资料支持。编码手册也是据此方法和原则确立。然后，采用反馈法对研究结果进行了再次检验。随机抽取了两位受访者，就研究涉及的概念、概念间的关系以及理论模型进行了电话回访，受访者表示，研究涉及的概念与其在访谈中所谈及内容基本一致，概念间的关系与实际情况相符，而理论模型的论述能够较好地解释其所见现象。
图3 价值观背景—价值观—个体反应模型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社区文化价值观现状的调查分析，探究价值观与其所属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了解其中作为价值观主体的具体个人的感受、体验以及反应方式及其成因。通过对石梁子社区文化价值观的调查分析发现，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并没有引起社区内文化价值观的同步变化，其文化价值观仍然较为传统，体现为安分守成、孝亲敬祖、遵从权威、宿命自保等四项较为传统的价值观。需要注意的是，这几项价值观的内涵与其在传统文化中的典型意义并不完全相同：社区居民一方面遵从权威，支持政府政策，遵守规章制度，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自主意识的增强，如社区公民参与以及监督政府行政行为（S11）；“孝亲”的内涵发生变化，“敬祖”观念弱化：受访者的孝亲不是一味顺从父母长辈，而是尊重和体恤父母的情感，通过家庭成员间和睦相处而让父母长辈放心；“敬祖”主要是作为缅怀先人的一个形式存在，不再是祈求福泽庇佑的寄托。虽然社区居民多数强调“安分守成”，但同时也有人（S5、S7）表示出积极追求更好的生活、开拓新事业的愿望。相对于“一切自有天定”的宿命论，人们开始更加趋向于奋斗和拼搏，相信人定胜天，努力必有回报。
上述价值观内涵上的变化说明，社会环境变化确实可能引起价值观的变化，只是这种变化是渐进式的缓慢变动，不一定能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同步。石梁子社区居民的文化价值观由以传统价值观为主并开始向现代性转变的现象，折射出我国农村社区文化价值观变迁的事实和趋势。无论是改革开放这类社会性的大变革，还是旅游开发这样的地方性具体发展政策，都可能是农村社区文化价值观变迁的动因；但农村社区文化价值观变迁具体如何发生，其脉络是什么样的，还需进一步研究探讨。由于前面对价值观环境—价值观—个体状态关系的论述采用的理论逻辑是“价值观的变化是自下而上发生”，然后再去探讨外在因素的变化引起内在价值观变化的可能，得到的结果是价值观的变化滞后于外在环境的变化；但是价值观的变化也可能是自上而下的，个体本身也可能习惯性地阻碍价值观的转变，因此，从内在价值观变化出发，去探讨个体价值观与价值观环境以及个体在其中的感受和反应，将是对前面构想的理论模型的补充和完善。再者，本研究发现价值观与价值观背景的不一致导致个体较多的消极情绪和消极行为，但有研究发现能够认同、接受自己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人，与那些渴望接受外来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的人相比心理更健康（张静，2009）；个体对于“自身价值观与价值观背景的不一致”这一现象的认知方式似乎能更进一步解释其消极情绪，甚至不健康心理状态的因素，未来研究可以就此深入探讨。
从社会层面来看，与社会发展现状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能够发挥保障社会制度稳定及正常运作的重要作用；文化价值观的这一功能可为现实中的社会文化建设提供可行的方向（杨学功，2013）。以此次访谈的石梁子社区为例，其文化价值观中的“宿命自保”价值观念使得社区居民自顾自家，缺乏社区感和公民意识，出现将公共设施占为己有的行为以及其他人对此类行为冷眼旁观的现象，这些就可以作为该社区文化建设的着力点。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的许多内容，如勤俭节约、孝敬父母等，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一致，值得传承和发扬，这类价值观也可以作为社会文化建设的内容。从个人层面来看，价值观与个体的心理健康有着重要联系。价值观起着为人的正当行为提供充分的理由的重要作用。从前文的资料分析中可以发现，总体而言，石梁子社区颇具传统性的文化价值观与社区快速的现代化发展现状并不匹配，如当个体不能从既有价值观体系中获取有意义的生活目标和行为准则时，就可能会适应不良，出现情绪体验行为方式上的系列反应。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石梁子社区居民所遇到的价值观和所处社会环境不一致而造成系列心理和行为反应的现象并不是孤立个案（黄渊基，2014），对于这种情况如何进行有效的干预值得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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