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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凌翔 范磊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400715）
通讯作者：夏凌翔，教授，E-mail：xialx＠swu.edu.cn。
摘 要 农民工城市社区排斥是社会排斥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农民工遭遇的城市社区排斥事件主要有歧视与侮辱、社会隔离与回避以及消极态度三种类型；农民工的城市社区排斥感主要包括歧视感和疏离感；农民工面对排斥的主要反应表现为社交回避、反社会行为、心理健康问题和孤独感；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排斥心理主要表现为消极的刻板印象。本研究建议今后从心理学角度对农民工城市社区排斥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并给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以帮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区。
关键词 农民工；城市社区排斥；社会排斥；城市居民
社会排斥是指不被其他的个体、群体或社会接纳的现象和过程。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几乎每个人都曾有过被忽视、被边缘化、被拒绝或孤立的经历。作为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社会排斥一直受到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口学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与关注。心理学角度的社会排斥与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社会排斥既有交叉又有明显区别。因为心理学更多从个体心理与人际关系的微观层面来界定与研究社会排斥；社会学与政治学则更多从社会、经济、政策和制度等宏观层面来探索针对特定群体的社会排斥，更多关心弱势群体被排除在主流的社会、经济和政策生活之外的问题。因此在社会学中社会排斥与贫穷（poverty）是密切关联的概念（Daly，2006）。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社会排斥是多维的概念（Daly，2006；胡杰成，2007）。例如，有学者（Kenyon，Lyons&Rafferty，2002）把社会排斥划分为经济的（economic）、社会性的（societal）、社会网络的（social networks）、组织性政策的（organised political）、个人性政策的（personal political）、生活空间的（living space）、时间的（temporal）和流动性的（mobility）9个维度；有学者（胡宏伟，李冰水，曹杨等，2011）指出社会排斥包括制度层面、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关系层面和空间层面等；还有学者（王立业，2008）将社会排斥划分为经济排斥（包括劳动力市场排斥、贫困和消费市场排斥）、政治排斥、社会关系排斥（或社会孤立）、文化排斥和福利制度排斥。从中可以看出，多数学者都认为社会关系排斥是社会排斥的重要方面之一，这也是心理学的社会排斥研究所持有的角度。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简而言之，农民工就是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人员。在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下，虽然农民工为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城市对农民工却存在毫不掩饰的排斥。因此近年来不少学者都把社会排斥的概念与理论应用到农民工群体，甚至认为社会排斥是导致农民工城市融入困难的根本原因（胡宏伟等，2011；钱正武，2011）。
农民工遭遇的社会排斥也包括多个方面（胡宏伟等2001；江立华，胡杰成，2006；李号治，熊光清，2006；李爱芹，2007；胡杰成，2007；方巍，2008；韩佳宏，2008；孙玉娟，潘文华，2008；朱海龙，周春发，2008；邱利，2010；钱正武，2011；杨风，2014）。除了制度、经济、政治、文化等常见维度外，社会关系排斥也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农民工遭遇的主要社会排斥类型（江立华，胡杰成，2006；李号治，熊光清，2006；胡杰成，2007；李爱芹，2007；韩佳宏，2008；朱海龙，周春发，2008；邱利，2010；钱正武，2011；胡宏伟等，2011；杨风，2014）。
虽然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现象，但是移民特别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却是世界各国都有的现象。国外学者对移民遭遇社会排斥的问题也有不少研究与论述（Eagles，1991；Chavez&Griffiths，2009；Fuente，Gracia，2010；Fuglerud，2004；Gurung，2012）。与国内对农民工的研究类似，这些研究大多也认为移民遭遇的社会排斥包括多个方面，而且认为社会关系方面的社会排斥是移民社会排斥的主要形式之一（Gurung，2012）。
如前所述，经济、制度与政策、社会保障与服务、文化意识对冲等方面的排斥通常不属于当前的主流心理学所关注与研究的范围，而个体心理角度的社会关系排斥则是心理学的研究课题，这也是本文所持有的态度。
社区对于个体的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个体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社会交往主要都在社区内进行。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也主要表现为融入城市社区。因此，应该关注农民工在城市社区内遭遇社会排斥的现状、影响因素、后果、心理机制与解决方法。社区是一个复杂而宽泛的概念，包括不同的层面（Kloos，Wandersman&Dalton，2011）。我们将农民工城市社区界定为农民工会在其中居住、生活或工作的城市区域或空间，其可以是小区、街道、工厂和公共交通区域等。从社会关系排斥和城市社区出发，我们将农民工城市社区排斥界定为：农民工在其所居住、生活或工作的城市区域或空间（包括小区、街道、工厂和公共交通区域等）内遭遇到的来自城市居民的在社会关系与人际交往方面的排斥。这种排斥具体表现为农民工受到城市居民的歧视，被排除在城市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外，难以与城市居民产生广泛而深入的交往，难以获得来自城市居民的认可、社会支持与帮助，容易遭到来自城市居民的忽视、孤立与拒绝等方面。社会排斥包括排斥者和被排斥者两个方面。因此农民工城市社区排斥也包括两个角度：一个是农民工的角度，关注的是农民工所遭遇到的排斥事件、体验到的社会排斥及其对社会排斥的行为反应；另一个则是城市社区居民的角度，关注的是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排斥性的态度和行为。
虽然目前对农民工社会排斥的研究和论述已经有不少，但是具体针对农民工城市社区排斥的还相当有限，而且不够系统，通常是一些零散的调查结果与论述。本研究试图对已有研究中涉及农民工城市社区排斥的研究结果和理论观点进行总结，并尝试提出未来对农民工城市社区排斥进行系统研究与实践的构想。
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遭遇来自城市居民的社会排斥，这些排斥事件不仅屡见于报端（例如南京地铁乘客呵斥农民工坐座位、西安公交司机拒载农民工等），而且也被不少研究所报道。农民工遭遇的城市社区排斥事件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歧视与侮辱。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偏见、歧视、侮辱和“污名化”现象随处可见（林敬平，2007；潘泽泉，2007），不少城市居民视农民工为“二等公民”（孙玉娟，潘文华，2008；钱正武，2011）或另眼相看（闻英，2005），认为农民工能力低（程婕婷，管健，汪新建，2012），甚至使用轻蔑和带有侮辱性的语言称呼农民工（朱力，2001；白云，2007；林敬平，2007；潘泽泉，2007）。对北京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郭星华，储卉娟，2004）还显示，有23%的农民工在最近三个月内受到过北京人的欺负。
第二，社会隔离与回避。城市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非常明显（李号治，熊光清，2006；江立华，胡杰成，2006），城市居民会尽可能避免与农民工进行社会交往，体现在区域性的关系隔离和有空间的人际网络的隔离等方面（潘泽泉，2007）。一项在北京市的调查（卢国显，2008）显示，超过60%的城市居民表示从没有与农民工同事一起娱乐过。还有调查（郎晓波，俞云峰，2012）显示，68.5%的居民与农民工只是偶尔交往，有9.5%的居民从不和农民工交往；而且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交往主要是以日常买卖、家政服务和工作接触等工具性交往为主，情感型的交往很少，和农民工之间存在朋友关系交往的仅占10.8%。一些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是唯恐避之不及（白云，2007），避免进入农民工聚集的地方，见到农民工就刻意绕开、躲开或保持夸张的距离，甚至在公共场合见到农民工时还会作出掩鼻或厌恶的行为表现等（朱力，2001）。
第三，消极态度。一些城市居民特别是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和执法人员对待农民工的态度恶劣，经常怠慢农民工，甚至对农民工存在敌对情绪。例如，同样面对违章，城市执法人员对城市居民的态度就比较和蔼，但对农民工就相当恶劣（朱力，2001）。
据已有的相关调查显示，农民工普遍感受到了来自城市居民的社会排斥。例如，一项对42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胡宏伟等，2011）显示，有超过55.88%的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了社会排斥，其中2.66%的农民工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社会排斥，15.3%的农民工感受到了比较严重的社会排斥。农民工的城市社区排斥感主要包括以下两种：
第一，歧视感。一项调查（李怀玉，2010）显示，有32%的农民工认为经常受到歧视，有36.3%的农民工认为有时受到歧视。对466名农民工的一项调查（王园园，2009）显示，80.1%的农民工认为受到歧视，其中的青年农民工有95.2%感受到了社会歧视。对广东767名农民工的调查（张居永，2012）显示，9%的农民工认为城市居民对自己“很歧视”；50%的农民工认为城市居民对自己“不歧视也不友好”。还有研究（郎晓波，俞云峰，2012）显示，有27.2%的农民工反映曾受到城市社区居民的歧视。
第二，疏离感。对北京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郭星华，储卉娟，2004）显示，48.2%的农民工认为北京市的社区居民不欢迎他们来居住，仅有24.4%的农民工认为北京市居民愿意与他们做邻居，17.5%的农民工认为北京市居民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感到不自在，57%的农民工认为自己与北京市民存在心理隔阂。有研究（戴欢欢，2010）也指出，有相当多的第二代农民工感到与城市居民的关系疏远，认为自己与城市居民不是同一类人。
此外，还有调查（朱海龙，周春发，2008）显示，虽然农民工感受到的来自制度与经济方面的社会排斥有所减少，但是受到城市居民社会排斥的状况则几乎没有多大变化；还有 72.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遭遇的社会排斥主要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工作单位。
可以看出，农民工的城市社区排斥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在农民工感受到的来自经济、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排斥日益降低的背景下，城市社区排斥问题开始日益突出，值得重点关注。
社会排斥对个体是一种伤害，个体对此会作出种种消极的行为反应，并导致不良的后果。已有研究显示社会排斥会导致攻击性行为（Twenge，Baumeister，Tice&Stucke，2001；Beyer，Münte&Krämer，2014）和心理健康问题（杜建政，夏冰丽，2008；蒋奖，张雯，王卓等，2011）等消极的反应。农民工也是如此。目前文献中提到的农民工面对城市社区排斥的反应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社交回避。面对城市居民的社会排斥，农民工会采用对城市居民敬而远之、回避与城市居民交往的办法（邱利，2010；廖传景，张进辅，2013）。同时还会建立和依赖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较为封闭的社会网络（李爱芹，2007；潘泽泉，2007），主要与农民工群体交往，而不与城市居民交往（郭星华，储卉娟，2004；闻英，2005）。即使与城市居民有交往，也多是仅涉及利益关系的表面交往（江立华，胡杰成，2006；邱利，2010；郎晓波，俞云峰，2012）。有学者（江立华，胡杰成，2006）也指出，自我隔离是农民工面临社会排斥的主要适应策略之一。在一项对271名农民工的调查（李怀玉，2010）中，有74.1%的人表示自己不会主动与城里人交朋友，47.3%的农民工在城市居民中没有好朋友，83.9%的农民工平时来往最多的是自己的老乡以及同是打工的伙伴。有研究（郎晓波，俞云峰，2012）显示，仅有14.2%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或社区邻居有交往，有36.4%的农民工表示“从来没有也不想参加社区活动”。此外，对北京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郭星华，储卉娟，2004）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正在加大，仅有14%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有交往，仅有20%的农民工经常与北京同事一起娱乐。
第二，反社会行为。学者们认为：社会排斥会影响农民工的社会行为倾向，并进而影响农民工实际的社会行为，会导致仇富、劳资冲突、官民冲突、越轨行为甚至违法犯罪行为等的出现，农民工受排斥的程度越高，其社会认同度就越低，就更倾向于对抗和冲突，表现出更多的反社会行为（朱海龙，周春发，2008）；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相互排斥和敌对会导致农民工出现欺诈、行骗、流氓行为，诈骗、打劫、行乞和偷窃等反社会行为（潘泽泉，2007）；农民工会因社会歧视和排斥发生心理扭曲、破罐子破摔而作出一些越轨行为（白云，2007）；社会排斥容易引发农民工对社会不满，并发展为反社会的仇富心理，并引发违法犯罪和群体性事件（王毅军，李志高，2010）；来自城市居民的社会排斥是导致农民工群体事件的因素之一（于水，李煜圮，2010）；青年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生活中经常受歧视，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危机，当这种心理危机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导致极端的反社会行为和越轨行为（林敬平，2007）。有调查（王园园，2009）也显示，青年农民工的社会歧视感很高，同时对法律的认同率则较低（仅为39.8%），这暗示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与反社会行为存在关联。
第三，心理健康问题。城市社区排斥会引发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也是城市社区排斥对农民工心理的消极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有调查（刘杨，陈舒洁，林丹华，2013）显示，歧视能预测农民工的情绪健康。农民工也认为受到歧视是其感到不幸福的原因之一（章洵，2007）。此外，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对重庆（刘连龙，夏芸，李琼等，2012）、西安（刘连龙等，2012）和海口（家晓余，刘丽琼，陈群林等，2011）的农民工的调查均显示农民工的人际敏感症状得分偏高，且高于全国常模水平。
第四，孤独感。调查（王毅军，李志高，2010）显示，农民工特别是青年农民工多数存在孤独感。这很可能也与城市社区排斥有关。
不少城市居民都对农民工有排斥心理，这是城市居民对农民工进行社会排斥的心理基础。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排斥心理主要表现为消极的刻板印象。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消极刻板印象普遍存在，而且这种消极刻板印象似乎并没有减少的迹象。有调查（程婕婷，管健，汪新建，2012）显示，城市居民认为农民工是低社会地位和低能力的。大学生也认为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低下（郑健，刘力，2012）。还有调查（郎晓波，俞云峰，2012）显示，有53.4%的市民认为农民工不太讲究卫生，有41.3%的市民认为农民工素质差，有36%的市民认为农民工不遵守公共秩序，有24.9%的市民认为农民工违法乱纪。
此外，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排斥心理似乎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加强的趋势。一项在北京市的研究（卢国显，2008）对比了2002年和2006年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虽然农民工认为他们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在缩小，但是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认为他们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扩大了；农民工认为与城市居民的相互理解程度提高了，但城市居民认为与农民工的相互理解程度下降了；农民工对与城市居民的交往感觉的评价基本没有变化，但城市居民认为与农民工的交往感觉越来越差；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总体社会态度是更加不满意了，对农民工为城市作出贡献和提供便利的赞同率有所下降。
虽然目前已有不少研究都论及了农民工城市社区排斥的相关问题，在一些调查中也设计了一些相关问题，但是总的来看还存在以下值得发展的地方：
第一，缺乏专门的研究。虽然目前对于农民工社会排斥的探讨不少，但是专门从心理学或社会关系排斥角度进行的研究很少。因此建议首先从个体心理学和社会关系排斥角度出发，以农民工城市社区排斥为核心概念，以个体为对象进行深入研究。此外，今后还可以进一步从文化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角度，从群体、组织等层面对农民工的社区排斥进行更广泛与深入的研究。
第二，缺乏对于农民工城市社区排斥的理论。农民工的城市社区排斥既有社会排斥的一般特点也有其自身的独特特点，但是目前的相关研究使用的都是社会排斥的一般理论，缺乏针对这一特定问题的理论，这对深入推进农民工的城市社区排斥研究不利。立足中国文化与社会，结合农民工群体特点及其所遭遇的城市社区排斥的特点，寻找农民工社区排斥之于一般社会排斥的特殊之处，是建立农民工社会排斥理论的重中之重，因此建议将建构农民工城市社区排斥的理论作为一项亟待解决的任务来优先完成。这一理论应该包括农民工城市社区排斥的界定、与相关概念的区别和联系、结构、影响因素、作用以及机制等内容。
第三，缺乏心理学角度的系统研究。目前对农民工城市社区排斥的研究都比较零散，而且基本都是社会学或政治学角度的研究，很难查到心理学角度的研究。因此，农民工城市社区排斥的事件、体验、反应、影响因素和心理机制等问题都尚未解决。建议从心理学角度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全面揭示农民工城市社区排斥的心理因素、特点与机制。
第四，农民工城市社区排斥的应用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力度和实效性不够。农民工的城市社区排斥是一个现实问题，研究它的主要目的是试图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虽然目前一些研究针对农民工的城市社区排斥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但是这些政策建议的可操作性和力度还不够，很难对解决农民工的城市社区排斥问题产生实质性的作用。建议今后更多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走进城市社区，在实践中为农民工城市社区排斥问题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帮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区，早日实现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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