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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位哲学老师布置过一个题目，让我们就利人与利己的话题发表一下意见。我一下子想起曾经非常熟悉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句话，它出自毛泽东著名的《纪念白求恩同志》一文，在“文革”中，这句话被当作神圣的口号，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几乎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我因为年岁小，出生的时候已是“文革”后期，对那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几乎没什么记忆；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村上就要分田到户的时候，却偶然记住父亲因为重复这句语录而被奚落的情景。
父亲那时是大队的会计，不过，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那里所谓的大队差不多已经名存实亡了。小队已经分了，工分制已经破产，地都分到各家各户了，各小队长的职务尽管都还顶着，心却都早已不在此了。大队是个空架子，面临着解散的命运，只不过还要再等上面的通知。上面一直说，要等等，再等等，等了一年又三个月了，有些人就等得骂娘了。大队的队长骂得最厉害，他说这算他妈球事，大队部连个人影都没有。
不行，得开会研究一下形势。
那时候“研究形势”是大队长的口头禅。他一个大老粗，照我现在的想法，应该不懂得什么形势不形势的，但却经常听到他拿“形势”这样的大词来糊人。他说，不能老让那些狗逍遥自在。想当年，老子跟着部队打游击的时候，敌人都跑到眼皮子底下了，还要经常碰头开会研究政策呢；现在倒好，公社不要了，生产队也解散了，是人不是人的，都窝在家里，干个啥事啊？
于是，我父亲就被村长找来，在喇叭上喊话。
人的耳朵没聋，心眼却变了。大家端着饭碗，仰着头，都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我父亲在广播里喊，社员同志们请注意了，马上到大队部召开会议。咬文嚼字，一连喊了三遍，震耳欲聋的，却一个人都没召集到。我父亲这时候就背诵起毛主席语录，他说，社员同志们，请大家发扬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抓紧时间来开会了。
结果，据人们后来讲，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被这句话乐翻了。
那时我还很小，属于还没有记忆的年龄，但却因为人们的不断讲述，而深刻地记住了父亲喊的这些话。
当然，我的这些记忆，也与当时母亲正和父亲闹矛盾有关。事实上，也正是父母之间的公开化的矛盾，才导致那一天父亲对毛主席语录恰如其分的引用变成全村人的笑料。
事情跟我们家所在的一个小队分队有关。分割队里的公共财产是各家各户都重视的大事，据说因为这个，很多关系本来很亲近的人都红了脸。不过，以抓阄作为分割的方式倒是无可争议的。从政治的角度，这可以说是充分发扬民主，但在老百姓的观念里，其实就是听天由命。借助天的权威而推行民主的实验，在我们村生产队的历史上，早已是屡见不鲜了。所以，各家派个代表，大家一起来抓阄，抓到什么是什么，没有谁想到要反悔的。
何况生产队里值钱的东西不多，随随便便地抓个阄，本来也没什么心理负担。因为这个，那天临时被什么事情耽搁着不能出门的母亲，就委派了我父亲出面，反正他是大队会计，也要到那里去监督的。
我父亲可能对于监督工作太认真了，人家让他先抓，他不好意思，说等等吧，你们先来。等来等去，结果就剩下最后两张了，然而，却也是最为关键的两张，因为小队里的一头老黄牛还没被人抓走。现场气氛有些紧张了，大家本来都嘻嘻哈哈的，但这时竟变得神情诡异起来。仿佛此前的一切都是过门，而接下来的才是大戏。很多人在现实中既是观众又是演员，他们跑过龙套之后就站在那里旁观，一挨有大戏出台，虽然跟自己全然没有关系了，但内心里却比自己站在戏台上的时候还要充满期待。所以抓到阄的人全没散去，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最后的两个纸团上。
小队长笑着跟我父亲说，你先吧，但父亲都让到这步田地了，似乎更有理由让下去。他摆摆手，没说什么，小队长于是把手伸进去了。大伙儿都大眼瞪小眼的，所有的俏皮话，这会儿也都吞回肚里了。据说，这时候，我母亲也从家里赶过来了，但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她总不能像戏文里唱的那样，高喊一声“刀下留人”，把小队长的手给喊回去吧。再说了，盆子里还有两张阄，团得紧紧的，谁知道最后剩下的，说不定就是那头老黄牛呢？
我父亲心里也许也怀着这样的期待。
但谜底揭晓，老黄牛让小队长抓走了，我们家毫无悬念地抓到一块石板。这也许应了一个俗语“最后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可当时的情形却不是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的感觉，他们心里想的是，这下子该有好戏看了。
然而好戏并没有即刻开演。
父亲似乎很从容地给小队长又摆了摆手，说你宣布一下，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小队长想把自己整得严肃些，强憋着心里的笑，喉结都打战了，像个喝水的老鸹。然而，他嗫嚅着又说了另外一番话，说，要不你叫嫂子把牛牵走吧？据说，母亲这个时候很想抢着上前代为回答的，但是父亲摆了摆手，说哪能呢，牛是你抓的。对于这番谦让，在场的众人都感动于这对老搭档的一团和气，因为单干了，老黄牛作为田里最为重要的生产工具，相比一块破石板的价值，可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谁都清楚老黄牛的分量，但小队长却还谦让一番，而父亲则一连摆手，这禁不住让人感叹，经过那么多年“斗私批修”，两个修理地球的农民，精神境界也不是一般高了。然而转念一想，若父亲当年不摆手拒绝，该是一种什么后果呢？难道小队长真的会同意父亲将牛给牵走？即便是他同意，他老婆会同意吗？更进一步讲，即便他们一家人都同意了，我父亲也将牛牵走了，这对老搭档还会一团和气乃至毫无芥蒂吗？
后来，我曾在齐泽克的一本书中读到一个概念——“空洞的符号性姿态”。这种姿态提供的是一次选择的机会，但是这样的选择，却是注定不会发生的。按此，抓到老黄牛的小队长所做的谦让表示，其实就是一种“空洞的符号性姿态”，其核心是他提出了一种让别人拒绝的提议。齐泽克为此所举的例子，跟父亲与小队长之间的情形非常相似。他说假若他和朋友同时竞争一个晋升的机会，而最后他胜出了，这时候，他应该做的就是表示退让，而朋友该做的，就是拒绝这个退让，然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就保住了。在这一场景中，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种纯粹的“符号性交换”，这中间，尽管并没因此而改变一个获得晋升而另一个没有的事实，但经过这一番交换之后并非一无所获，相反他们看到了各自的谦让，并因此维护了友谊。危险在于，如果朋友接受了这一提议，这种友谊的表象就会崩溃，即便按照游戏规则，接受提议的朋友可能最后也没能晋升，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却很可能不复存在了。事实上，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非常之低，因为游戏规则预先存在，进行“空洞的符号性交换”的双方对此都是心知肚明的。
我父亲和小队长，虽然并不具备齐泽克非同一般的理论提升能力，但他们显然都小心地维护着彼此团结的表象。所以，小队长表示谦让，我父亲摆手拒绝，而一圈围观的人都跟着真心或假意地赞叹，这便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这时节，也眼看就要出现了，因为小队长终于站起来宣布了。他说，今天就这样了，咱都他娘的散了吧。他说到这里扭头看了一眼我父亲，然后举起手来，想做一个什么手势，结果却挠了一下头。原本喋喋不休的他，不知怎么就卡了壳，于是就又挠了一下头，结结巴巴地说，咱们的大队会计已经说了，天都黑了，咱就散伙吧。然而大伙却还不散，小队长以为受到鼓励，想了想，觉得似乎还要再说句什么。还能说什么呢，他再次望望我父亲，这时候我父亲也已经发现了母亲，他感觉到她的神情有些不对了，就有些心虚，但却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似乎举步要走。小队长却仿佛突然来了灵感，抢在父亲迈步之前，说了一句：“今天，我们应该向大队会计学习，学习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轰的一声，大家都笑了，笑得很张狂、很开心。
我母亲在大伙的笑声中，一扭头，哭着离开了。按照我的想象，这时候，我父亲肯定也没有说话，但脸色铁青，瞪了小队长一眼，在大伙的又一阵哄笑中，像戏台上的人一样，拂袖而去了。那块石板就面无表情地躺在大队部里，许多年以后，等到家里盖房子时，我和我哥哥才把它拖了回去，垫在堂屋门下。那时候，母亲心里被盖新房的喜悦充填着，被即将展开的新生活引诱着，把当年因为石板而与父亲发生的那一场家庭内战给忘记了。但是，我却记得。我有一种性格，越是在家人高兴的时候，情绪越是容易低落。有一年，是大年夜吃团圆饭的时候吧，我就莫名其妙地生了闷气，父亲突然把碗一摔，巴掌呼啸着眼看就要落到我脸上了，哪知道我刚刚学了一些散打的套路，一低头，父亲的巴掌落了空。我不知道父亲当时的心境如何，我清楚地记得，我被自己的反应吓了一跳。时至今日，我每每想起，都会为自己当年的那些三脚猫功夫懊悔不已；但父亲对我依然深爱着，而且深爱之外，又分明地多了几分依恋。然而，我非但没有学会如何表达我的歉意，反倒依然不断地仰仗他对我的爱而犯着类似的错误。
那一天，眼看我们家的新屋就要落成了，一家人都欢天喜地的，但我看着被我和哥哥拉来的石板做成的踏脚石，就不由自主地情绪低落起来。我想起了那天父亲被队长叫去，想起父亲在大队部的喇叭中高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口号，那时候，整个村庄仿佛遇到重大节日一样，被激起一阵阵高昂的嘲笑声。它们此起彼伏，像电波般传遍了周围的房屋、沟坎、树叶，最后积蓄了所有的能量，冲击到我的心坎里。与此同时，我发现，母亲已经恨得咬牙切齿，她那憋了许多天的火气从颤动的身体上奔突出来，也像电波一样，首先传递到我六神无主的心里。我感到一场战争就要爆发，但却无能为力。我既不能让父亲停下他的语录，也不能让人们的笑声卡在喉咙里，更不能让母亲的愤怒烟消云散，我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等着战争的到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啊，毛主席您说这话的时候，怎么就不为我幼小的心灵考虑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