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位哲学老师布置过一个题目,让我们就利人与利己的话题发表一下意见。我一下子想起曾经非常熟悉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句话,它出自毛泽东著名的《纪念白求恩同志》一文,在“文革”中,这句话被当作神圣的口号,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几乎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我因为年岁小,出生的时候已是“文革”后期,对那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几乎没什么记忆;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村上就要分田到户的时候,却偶然记住父亲因为重复这句语录而被奚落的情景。
父亲那时是大队的会计,不过,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那里所谓的大队差不多已经名存实亡了。小队已经分了,工分制已经破产,地都分到各家各户了,各小队长的职务尽管都还顶着,心却都早已不在此了。大队是个空架子,面临着解散的命运,只不过还要再等上面的通知。上面一直说,要等等,再等等,等了一年又三个月了,有些人就等得骂娘了。大队的队长骂得最厉害,他说这算他妈球事,大队部连个人影都没有。
不行,得开会研究一下形势。
那时候“研究形势”是大队长的口头禅。他一个大老粗,照我现在的想法,应该不懂得什么形势不形势的,但却经常听到他拿“形势”这样的大词来糊人。他说,不能老让那些狗逍遥自在。想当年,老子跟着部队打游击的时候,敌人都跑到眼皮子底下了,还要经常碰头开会研究政策呢;现在倒好,公社不要了,生产队也解散了,是人不是人的,都窝在家里,干个啥事啊?
于是,我父亲就被村长找来,在喇叭上喊话。
人的耳朵没聋,心眼却变了。大家端着饭碗,仰着头,都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我父亲在广播里喊,社员同志们请注意了,马上到大队部召开会议。咬文嚼字,一连喊了三遍,震耳欲聋的,却一个人都没召集到。我父亲这时候就背诵起毛主席语录,他说,社员同志们,请大家发扬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抓紧时间来开会了。
结果,据人们后来讲,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被这句话乐翻了。
那时我还很小,属于还没有记忆的年龄,但却因为人们的不断讲述,而深刻地记住了父亲喊的这些话。
当然,我的这些记忆,也与当时母亲正和父亲闹矛盾有关。事实上,也正是父母之间的公开化的矛盾,才导致那一天父亲对毛主席语录恰如其分的引用变成全村人的笑料。
事情跟我们家所在的一个小队分队有关。分割队里的公共财产是各家各户都重视的大事,据说因为这个,很多关系本来很亲近的人都红了脸。不过,以抓阄作为分割的方式倒是无可争议的。从政治的角度,这可以说是充分发扬民主,但在老百姓的观念里,其实就是听天由命。借助天的权威而推行民主的实验,在我们村生产队的历史上,早已是屡见不鲜了。所以,各家派个代表,大家一起来抓阄,抓到什么是什么,没有谁想到要反悔的。
何况生产队里值钱的东西不多,随随便便地抓个阄,本来也没什么心理负担。因为这个,那天临时被什么事情耽搁着不能出门的母亲,就委派了我父亲出面,反正他是大队会计,也要到那里去监督的。
我父亲可能对于监督工作太认真了,人家让他先抓,他不好意思,说等等吧,你们先来。等来等去,结果就剩下最后两张了,然而,却也是最为关键的两张,因为小队里的一头老黄牛还没被人抓走。现场气氛有些紧张了,大家本来都嘻嘻哈哈的,但这时竟变得神情诡异起来。仿佛此前的一切都是过门,而接下来的才是大戏。很多人在现实中既是观众又是演员,他们跑过龙套之后就站在那里旁观,一挨有大戏出台,虽然跟自己全然没有关系了,但内心里却比自己站在戏台上的时候还要充满期待。所以抓到阄的人全没散去,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最后的两个纸团上。
小队长笑着跟我父亲说,你先吧,但父亲都让到这步田地了,似乎更有理由让下去。他摆摆手,没说什么,小队长于是把手伸进去了。大伙儿都大眼瞪小眼的,所有的俏皮话,这会儿也都吞回肚里了。据说,这时候,我母亲也从家里赶过来了,但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她总不能像戏文里唱的那样,高喊一声“刀下留人”,把小队长的手给喊回去吧。再说了,盆子里还有两张阄,团得紧紧的,谁知道最后剩下的,说不定就是那头老黄牛呢?
我父亲心里也许也怀着这样的期待。
但谜底揭晓,老黄牛让小队长抓走了,我们家毫无悬念地抓到一块石板。这也许应了一个俗语“最后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可当时的情形却不是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的感觉,他们心里想的是,这下子该有好戏看了。
然而好戏并没有即刻开演。
父亲似乎很从容地给小队长又摆了摆手,说你宣布一下,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小队长想把自己整得严肃些,强憋着心里的笑,喉结都打战了,像个喝水的老鸹。然而,他嗫嚅着又说了另外一番话,说,要不你叫嫂子把牛牵走吧?据说,母亲这个时候很想抢着上前代为回答的,但是父亲摆了摆手,说哪能呢,牛是你抓的。对于这番谦让,在场的众人都感动于这对老搭档的一团和气,因为单干了,老黄牛作为田里最为重要的生产工具,相比一块破石板的价值,可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谁都清楚老黄牛的分量,但小队长却还谦让一番,而父亲则一连摆手,这禁不住让人感叹,经过那么多年“斗私批修”,两个修理地球的农民,精神境界也不是一般高了。然而转念一想,若父亲当年不摆手拒绝,该是一种什么后果呢?难道小队长真的会同意父亲将牛给牵走?即便是他同意,他老婆会同意吗?更进一步讲,即便他们一家人都同意了,我父亲也将牛牵走了,这对老搭档还会一团和气乃至毫无芥蒂吗?
后来,我曾在齐泽克的一本书中读到一个概念——“空洞的符号性姿态”。这种姿态提供的是一次选择的机会,但是这样的选择,却是注定不会发生的。按此,抓到老黄牛的小队长所做的谦让表示,其实就是一种“空洞的符号性姿态”,其核心是他提出了一种让别人拒绝的提议。齐泽克为此所举的例子,跟父亲与小队长之间的情形非常相似。他说假若他和朋友同时竞争一个晋升的机会,而最后他胜出了,这时候,他应该做的就是表示退让,而朋友该做的,就是拒绝这个退让,然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就保住了。在这一场景中,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种纯粹的“符号性交换”,这中间,尽管并没因此而改变一个获得晋升而另一个没有的事实,但经过这一番交换之后并非一无所获,相反他们看到了各自的谦让,并因此维护了友谊。危险在于,如果朋友接受了这一提议,这种友谊的表象就会崩溃,即便按照游戏规则,接受提议的朋友可能最后也没能晋升,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却很可能不复存在了。事实上,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非常之低,因为游戏规则预先存在,进行“空洞的符号性交换”的双方对此都是心知肚明的。
我父亲和小队长,虽然并不具备齐泽克非同一般的理论提升能力,但他们显然都小心地维护着彼此团结的表象。所以,小队长表示谦让,我父亲摆手拒绝,而一圈围观的人都跟着真心或假意地赞叹,这便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这时节,也眼看就要出现了,因为小队长终于站起来宣布了。他说,今天就这样了,咱都他娘的散了吧。他说到这里扭头看了一眼我父亲,然后举起手来,想做一个什么手势,结果却挠了一下头。原本喋喋不休的他,不知怎么就卡了壳,于是就又挠了一下头,结结巴巴地说,咱们的大队会计已经说了,天都黑了,咱就散伙吧。然而大伙却还不散,小队长以为受到鼓励,想了想,觉得似乎还要再说句什么。还能说什么呢,他再次望望我父亲,这时候我父亲也已经发现了母亲,他感觉到她的神情有些不对了,就有些心虚,但却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似乎举步要走。小队长却仿佛突然来了灵感,抢在父亲迈步之前,说了一句:“今天,我们应该向大队会计学习,学习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轰的一声,大家都笑了,笑得很张狂、很开心。
我母亲在大伙的笑声中,一扭头,哭着离开了。按照我的想象,这时候,我父亲肯定也没有说话,但脸色铁青,瞪了小队长一眼,在大伙的又一阵哄笑中,像戏台上的人一样,拂袖而去了。那块石板就面无表情地躺在大队部里,许多年以后,等到家里盖房子时,我和我哥哥才把它拖了回去,垫在堂屋门下。那时候,母亲心里被盖新房的喜悦充填着,被即将展开的新生活引诱着,把当年因为石板而与父亲发生的那一场家庭内战给忘记了。但是,我却记得。我有一种性格,越是在家人高兴的时候,情绪越是容易低落。有一年,是大年夜吃团圆饭的时候吧,我就莫名其妙地生了闷气,父亲突然把碗一摔,巴掌呼啸着眼看就要落到我脸上了,哪知道我刚刚学了一些散打的套路,一低头,父亲的巴掌落了空。我不知道父亲当时的心境如何,我清楚地记得,我被自己的反应吓了一跳。时至今日,我每每想起,都会为自己当年的那些三脚猫功夫懊悔不已;但父亲对我依然深爱着,而且深爱之外,又分明地多了几分依恋。然而,我非但没有学会如何表达我的歉意,反倒依然不断地仰仗他对我的爱而犯着类似的错误。
那一天,眼看我们家的新屋就要落成了,一家人都欢天喜地的,但我看着被我和哥哥拉来的石板做成的踏脚石,就不由自主地情绪低落起来。我想起了那天父亲被队长叫去,想起父亲在大队部的喇叭中高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口号,那时候,整个村庄仿佛遇到重大节日一样,被激起一阵阵高昂的嘲笑声。它们此起彼伏,像电波般传遍了周围的房屋、沟坎、树叶,最后积蓄了所有的能量,冲击到我的心坎里。与此同时,我发现,母亲已经恨得咬牙切齿,她那憋了许多天的火气从颤动的身体上奔突出来,也像电波一样,首先传递到我六神无主的心里。我感到一场战争就要爆发,但却无能为力。我既不能让父亲停下他的语录,也不能让人们的笑声卡在喉咙里,更不能让母亲的愤怒烟消云散,我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等着战争的到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啊,毛主席您说这话的时候,怎么就不为我幼小的心灵考虑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