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的老家在鲁西南某县的河东王庄。记得小的时候，王庄就是王庄，虽然我们庄西头有条小河，但庄名前面没有“河东”两个字。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村人张三家的门前立了一块石碑，正面刻了四个大大的楷书庄名，在介绍村庄历史的背面，也交代了它由“王庄”变成“河东王庄”的因由，就是担心重名太多，加上一个表示地理方位的词后，就比较容易区分了。
我们村里的人，其实是乐意有这么一种区分的，因为它起码可以将我们的庄子，跟城关镇的一个庄子区分开来。就是在日常的语言中，我们也常会做这样一种区分。比如有人问，你哪个王庄的，我们通常会说，河东边那个的。而城关镇的那个呢，我们那县城方圆一二十里的人，都习惯叫它孬种王庄。
我没有亲见过那个庄子里出来的人，但我却经历过被人询问的事：你是哪个王庄的？有一回，正上初中的我跟一群同学到烈士塔下面的护城河游泳，一个戴着红袖章的人捉住我们问是哪里的。我说是王庄，那人就问是哪一个王庄，是不是孬种王庄的？从他的眼神里，我觉得他可能已经认定我必是孬种王庄的人无疑了。
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历史，我们村也不例外，但这些历史都没有被文字记录下来。张三家门前的石碑简单地叙说了村庄的来历，说是清朝乾隆年间由王氏建村，距离现在大约三百年了。我不知道这一条记载来自何处，也没有办法检查它的真实性。一个村庄以姓氏作为名字，大抵都会被认为这个村庄的建立跟这个姓氏有关，这成了一个惯例，而那些撰写石碑上的村史的人，或许就是这么想当然地将我们跟王氏联系起来。我曾经问过村上一些年长的人，他们中有的如果活到现在的话，也都有一百多岁了，但自从他们有记忆以来，便不曾见过村上一个姓王的人家。如果姓王的人就是这个村庄的奠基者，那么，他们及他们的后人都跑到哪里去了？一个地方上有势力的家族才有可能建立一个村庄，那么他们何以衰退乃至没有任何踪迹了呢？
当然，那些王姓的人，也许是发达了之后便迁离了我们这落后而破败的村庄。但他们显然还达不到显赫的地步，如果是那样，他们即使没有出现在村人们口耳相传的故事里，也至少应该在县志里有所体现。我们那个县曾经有孔子的弟子来做过县令，有李白、杜甫、高适结伴来游历过。著名的八卦教就是由我们县的一个人创立的，这个民间宗教曾经跟白莲教有很大关系，而后来的义和团则是它的一个余脉。这里也还出过一些大官，如明朝时候的陈侍郎、清朝时候的某位直隶总督，民国时还出过一个北洋政府的总理，并临时代理过大约一个月的大总统。
但这些人，都不姓王。
我们旁边村里曾有一个民间的武侠人士，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被一个中学老师写进了小说，发表在我们县一个油印的文学期刊上，竟也风行了一阵子。我还特地远远地观察过那个写小说的中学语文老师，瘦骨伶仃的，架一副眼镜，一看，就直觉而言，当年的蒲松龄或许就像他那个样子吧。这个老师姓张，他笔下的人物姓沈，竟也跟姓王的没有关系。按照小说所写，那姓沈的侠士应是在王姓建村之前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曾在八里庙里只身杀死过大蟒蛇。早在村子建成之前，八里庙就在黄河发大水时被湮灭了。也就是说，我们王庄是乾隆年间黄河大水之后的产物。村里到处都是黄沙，或就是当时留下的印记。记得有一次县里组织疏通西河的河道，还从河底下的淤泥里挖出一副女人的骨架，已经死了那么久了，手里端着的和面盆还依然完好。这个无名无姓的妇女，就在河底的淤泥中保持厨房里劳作的姿势，竟长达三百年的光阴。
小时候我到北河喂羊，还能看到很多瓦砾，据说就是八里庙时期遗留下来的。北河是一个沙河，大片的黄沙上长着稀疏的茅草。阳光底下我们经常赤脚在上面跑，但有些沙岗，却必须小心翼翼的，不然，说不定哪一块残破的砖瓦就划破了你的脚。有一个老头子很喜欢跟我们讲故事，有些女孩子也喜欢听，但她们却讨厌他时不时用手在裤裆里摸来摸去。这个老头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他的样子却很清晰。据说他有两个哥哥，其中一个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恶霸被处决了。
处决的方式，据村上人讲，非常奇特：两个十字交叉的树桩被埋在地下，上面放上一根横木，好似电视里所见的绞刑架的样子。记得伊拉克的前总统萨达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架子上被绞死的。但不同的是，我们村当年的那个横杆上，却安装一个滑轮，绳子穿过去，一头几个人牵着，一头拴着这个老头的哥哥；大家一起喊着口号，将这个老头的哥哥拉离地面，一点点升高，一边升高一边喊，看见老蒋了吗？如果说没看见，那就继续往上拉，直到他说看见了，然后大家一起松手，他就哗啦一下掉下来。如是者三，人就被摔得去“见老蒋”了。但对于这样的说法，我却是充满诧异，因为那个时候的老蒋，毕竟跟故去的马克思不一样，他还在台湾好好地活着，而且不时地跟手下一起喊着反攻大陆的口号。真不知道为什么，几乎所有人的讲述，都将这个人最后被摔死的过程说成是去“见老蒋”了。也许在他们当时的心目中，老蒋已经像他在大陆的王朝一样，黄鹤一去不复返了。有一回我亲见这个放羊的老头当着一群女孩的面将手往裤裆里放，我就想，也许我们那群小伙伴们也该竖起一个滑竿，将这个邋里邋遢的老头也拉上去摔下来。
想象中的滑竿并没有竖起来，而这个老头也早已去世了。不但如此，他的儿子，一个乡村医生，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也以八十一岁的高龄突然发病而作古。想当年，这个乡村医生给我打过很多次针，别人都说他医术不高，但在我的记忆中，他的声音总是很好听，待人也非常亲切；而且允许赊账，从来不因为别人长时间不还就给人脸色看。他儿子也是个医生，但借行医的机会，在扎针的时候，跟村上一个妇女勾搭上了，差点因此闹出人命。那女的也是个二百五，自己将这事传扬了出去，她的老公公而不是她的老公，拿了一把铁锨便冲到医生的家里去了。
这个妇女的老公公我们都叫他“老回”，我有一年多没有见着他了。上一年的春节，听说已经八十多岁了，而且某次出门的时候，被外村的人不小心撞了一下，虽说没有骨折，但却也难能起床了。所谓的“老回”，其实他也姓赵，跟我们是本家，血缘上也并不远的。为什么叫“老回”呢？因为他为人处世跟别人太不一样。就拿农具操办来说，我们那里都有合作精神，而他却不，既不肯借别人家的，也不愿将自家的借给别人，所以与别人的关系自然也处得差。当然，他也不是一个十足的坏人，因为实在没办法，你拉下脸来去借，虽然他总将话说得难听，你如果不因此甩袖出门而去，他总还是会借给你的。
我父亲就曾经遭遇过这样的难堪，却没能忍受他的那种自以为是的侮辱，所以也就没有借到他的东西，于是，就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理他。有一年，他出嫁的闺女春节回门，需要人给做饭，找了一圈，村上那么多厨师没一个愿意给他帮忙。他没办法，找到我爸爸，爸爸狠狠数落了他一顿，他眼珠子瞪得跟铜铃一样，却也无可奈何。
因为这样差的人缘，所以他儿媳妇跟人家偷情的事，大家都乐得看笑话。当然，有关他的笑话也有很多，比如他过去经常吹嘘自己跟某某官员关系很好，而所谓的关系好者，不过是他曾经到这个官员办公的附近收过破烂而已。但这似乎成了他好打官司的资本，有一年他家的一亩小麦在就要收割的季节被人割走了，他就请人来自己田里照了相，准备作为证据告到法庭上去，但后来却不了了之。
这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他如今已经是垂垂老矣，铜铃一般的眼珠子瞪起来依然怕人，但脾气却温顺了很多。他也很孤单，他的老婆十几年前在西安被火车撞飞了，他的一个儿子在那之前便被村上一户袁姓人家给打傻了。那个偷情的儿媳妇，虽然被他维护着，并亲自上门复仇了，却对他一点都不孝顺。前几年他曾到洛阳的关林一带收破烂，回来后逢人便夸说洛阳城市的好，似乎这个好跟他有很大关系似的。有一年，我去洛阳旅游，坐车经过关林，脑海里还冒出他那一张长脸，但不知道，他当时是否还在那一带活动。他每次见我倒是都狠狠地夸奖一番，说我如何如何的聪明能干，似乎有意讨好我，想跟我多说几句，这个时候我才觉得他其实是很可怜的。
有个四奶奶，跟这个老回是邻居，并且好像是远一层的叔嫂关系，但关系却也一样处得恶。她是个巫婆子，整天烧香磕头，装神弄鬼。小的时候，我们曾跑到她家里去，看着堂屋的桌子上香灰有尺八厚，一个很大的海碗上趴着一只被涂抹了各种颜色的大公鸡。村上的人都说，她就靠吃这些给天王老子的贡品养出一身肥肉。每逢初一、十五她都要搞一些祭拜活动，为此，要提前一天早早地跑进城里。
路上都是我们村进城务工的人流，她一会儿截住这个，一会儿截住那个，央求他们载她一程，但干活的人时间都很紧，疯子一般地狠狠地踩着脚踏车。再说，她那么胖，又上了些年纪，大家怕累不说，说不定还会惹上麻烦，于是她如愿的机会不多。每当这个时候，她就搬出神仙来诅咒个不休，但却没有人将她的话当回事。不过我上学的路上也曾遇见过她进城，也拒载过几回，但也有时候看她可怜而发了慈悲，结果很长时间过去了，她将我拒载的事情忘记了，却逢人便夸我的好。
可见，她的心底，其实是很柔软善良的。
当然，谁要是得罪她了，比如要搭车而没有让，她也会说很多坏话，而且扯上老天爷或老地爷的，让人心里很是发怵。毕竟村上的人，对于神鬼，虽然不像她那样五迷三倒，但都还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所以，谁都忌讳跟鬼神扯上麻烦。据说，她和老回家交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原本是叔嫂，宅基地什么的，就会有交叉，所以，当她一家从临着老回的地方搬到村南头的时候，原来所住的地方就给老回做了一些置换。但听说在搬走前的晚上，她在院子里埋了很多的针，据说这样可以破坏原有的风水，结果被半夜起来的老回发现，狠狠地抽了她一嘴巴子，地方自然也没有置换成。几十年过去，她也已经死了，她家的房子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墙塌了，里面的香案断了腿，原来的那个大海碗还摆在桌子上，不过被掉下来的瓦片砸烂了一个很大的缺口。每当我从那里经过，总会想起这个四奶奶来。她现在算是跟神鬼同在了，但不知道，她曾经每天都念叨的老神老鬼，现在可还有人给送上供奉没有？
有一户人家跟这个四奶奶的血缘关系似乎比我们跟她更近。这户人家有一个孤苦的老太婆，我小时候都叫他一口人大奶奶。她只有一间小屋，做饭就在外面的一个小窝棚里。曾经我帮她将一捆柴火扛到家里，她从此逢人便说我懂事。她的故事是很悲惨的，可以说，正是她促使我几度产生写小说的冲动。她的丈夫新中国成立前是村长，因为一件事被日本鬼子关到县城的大牢里了。同去的还有十几个人，但唯独他是个村上问事的，平日里也许得罪了一些人，所以没人肯去给他说好话，结果就被枪决在我们村西头的河边沙滩上。从此，一口人的大奶奶便独自养着自己的一个女儿，后来这女儿出嫁了，她就成了一口人了，似乎从此就再也没有往家里添置过一件家具。
她的遭遇使我想起了我的老奶奶。我没有见过她，但却不断地听父辈谈起。她也是年纪轻轻地就死了男人，这个男人是我的老爷爷，他在一个夏天里去二百里外的地方拉石灰，中间经过一片青纱帐的上坡路，同伴们都极早地过去了，水壶也拿走了，他就死在半坡上了。那时候他才二十三岁，而我爷爷还不到三岁，距离清政府的灭亡，还有两年的光景。当然，距离我现在想用文字的方式将我的村庄的这些人从消失的过往中打捞出来，则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了。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大中国的历史当然是天翻地覆了，而我们的村庄，却只是一些老头老太死去，而那些曾经的青壮年们，却又一天天变老，成了新的老头老太了。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流着，我们的王庄，似乎就在这个过程中距离我越来越远了。每次回去，都会有一些新鲜的面孔冒出来，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对于他们，我已经是远来的归客。所以，王庄，这个地图上仅是一个小点，却触动了我不少记忆的地方，如今将要成为他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