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各就其位

任何人若想要了解日本人，首先必须了解所谓的“各就其位”究竟是什么意思。日本人对秩序等级的依赖，和美国人对平等自由的信仰，就如同南北两极，差异巨大。因此，美国人很难理解等级制度怎么可能成为日本的社会机制。日本人对等级制度的信奉奠定了他们和同胞，以及和政权之间的关系。美国人只有通过观察日本人在家庭、政权、宗教和经济生活等方面的民族习俗，才可能理解日本人的生活观。

日本人也以同样的等级思维来看待国际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在过去十年间，他们认为自己一直高踞等级制度金字塔的顶端。尽管现在这个位置被西方国家取代了，等级观念也使他们接受了现状。外交文档不断表明他们对这一观念的重视。1940年，日本在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的前言中写道：“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认为，使世界各国‘各就其位’是持久和平的前提……”天皇在此条约签订时所发的诏书也谈了同样的问题。诏书说：

弘扬大义于八纮，缔造神舆为一宇，实我皇祖皇宗之大训，亦朕夙夜所眷念。今时局动乱不知胡底，人类蒙祸不知何极。朕所轸念者，唯在早日勘定祸乱，光复和平……兹三国盟约成立，朕心甚悦。

唯万邦各就其位，兆民悉安其业，此乃旷古大业，前途尚遥……

在偷袭珍珠港的当天，日本特使向美国国务卿赫尔递交的声明中也极为明确地提到这点：

使万邦各就其位乃帝国坚定不移之国策……与上述使万邦各就其位之帝国根本国策背道而驰，帝国政府断然不能容忍。

日本的这个备忘录是对几天前美国国务卿赫尔备忘录的回应，后者列举了美国的四条原则：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信赖国际合作和协调；平等原则。这四条是十分基本的原则，在美国受尊崇的程度不亚于等级制度在日本。这四条原则表达了美国人信奉平等和权利不可侵犯的基本点。美国人视之为处理国际关系和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在美国人心目中，平等是让世界更美好的最崇高、最具美德的基础。平等对美国人而言，意味着远离专制暴政，不受干涉，不被强制；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人人拥有改善生活条件的权利。这是当今世界人权的基石。即便有时候自己也会破坏平等原则，但绝不会否认平等的正义性；基于此原则，美国人才义愤填膺地向等级制度宣战。

自从美国建国以来，其公民一如既往地推崇平等。杰弗逊把平等写入《独立宣言》。另外，纳入宪法中的《权利法案》也以此为基础。公开文献中的说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正在形成的生活方式，一种不同于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年轻的法国人阿列克斯·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访问美国后，曾经就“平等”这个主题写过一份精彩的国际报告。他是个聪明且包容的观察家，能在美国这个陌生的世界中发现许多优点。美洲大陆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因为年轻的托克维尔是在法国贵族社会中成长的。在许多依然活跃并有影响力的人士的记忆中，这个贵族社会首先被法国大革命，随后又被《拿破仑法典》猛烈地震撼和冲击。托克维尔十分欣赏并且包容美国这种新奇的生活秩序，尽管他是从一个法国贵族的角度来观察的。他的书向旧世界宣告一种新的事物即将到来。他相信美国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中更先进的阶段，并且这阶段迟早也会在欧洲发生，哪怕和美国不尽相同。

托克维尔详细地报告了这个新世界。在那里，人们真心认为彼此是平等的。他们的社会交往建立在一个崭新的、轻松的基础上。每个人以平等的身份交谈。美国人不在乎阶层之间各种细枝末节的礼仪，他们不要求别人这么做，因为他们自己也不这么做。他们喜欢说，自己没有受任何人的恩惠。美国没有古老贵族式的或者罗马式的家族。那种主宰旧世界的社会等级制度已经消失了。美国人最信奉“平等”，其他信条则没那么重要。他们有时甚至会故意忽视“自由”，把它抛诸脑后，但是始终把“平等”当作生活准则。

对于美国人来说，能够通过一个陌生人的眼睛，看到自己的祖先在一个多世纪前的生活方式，是很受启发的。美国经历了许多变化，但是社会的基本轮廓并没有变。人们在阅读时会发现，早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已成为他们今天所熟悉的模样了。但在美国，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总有些人向往贵族式秩序的社会，比如杰弗逊时代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但即使是汉密尔顿，也已经意识到，美国的生活方式并非贵族式。

因此，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国人向日本人解释太平洋政策的道德基础其实是在宣扬他们最信奉的原则。根据美国人的计划，朝那个方向前进的每一步都将改善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同样，日本人所宣传的“各就其位”理念，其实是一种深植于他们社会经验的人生准则。几个世纪以来，不平等就是他们最熟悉也最习惯的生活方式。遵循等级制度的行为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但这不同于简单的西方国家式的专制主义。在日本，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被统治阶层，都一致遵循着同一个习俗。现在日本人承认美国权威正处于等级制度的顶端，这使得美国更有必要去弄清楚日本传统习俗。只有这样才能判断在当前形势下日本人可能会怎么做。

日本在近期西方化了许多，但依然是一个贵族社会。人和人之间的每一个问候、每一次接触都必须显示不同种类和不同程度的社会差距。当一个人对另一个说“吃吧”或者“坐下”时，对方和他是否熟悉，比他的等级低还是高，都决定了他使用什么样的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下，人称代词“你”有不同形式，同一个动词也有不同的词根。换言之，和许多太平洋地区的语言一样，日语中也有所谓的“敬语”，并且每次说敬语时还要加上适当的鞠躬或者跪拜。所有这些行为都谨慎地遵循着规则和习俗。使用者不仅有必要知道该向谁鞠躬，还需要知道鞠躬的程度。对某个主人来说一次恰如其分的鞠躬，放在另一个和鞠躬者地位、关系略有不同的主人身上，则可能是一种侮辱。从双膝跪地、把前额置于贴地的双手上，到只是垂肩、微微点头，鞠躬的形式各式各样。每个日本人从童年起就必须学会如何在不同场合中行不同的礼。

人们不仅需要通过恰当的礼仪不断确认阶层之间的差异（这很重要），同时，性别、年龄、家庭关系和两个人之前的交情也需要被考虑在内。甚至相同的两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也需要展现不同的尊重程度。譬如，两个平民百姓可能是密友，见面也不用行礼，但当其中一人穿上军装后，他的朋友就要向他鞠躬了。对等级制度的遵循是一门艺术，需要平衡数不胜数的因素；有些因素可以互相抵消，而有些则有累加效果。

当然，有些人之间相对不用那么拘泥于礼仪。在美国，这些人通常是指一个人的家庭成员。当美国人回到家庭的怀抱中，他们就会把礼仪抛诸脑后。但日本人却正是从家庭中学会尊重并严格遵守规则的。当婴儿还在襁褓中时，母亲就会把他的头往下按，教他鞠躬。幼儿学会的第一门课就是如何对父兄表达尊敬。妻子向丈夫鞠躬，孩子向父亲鞠躬，弟弟向哥哥鞠躬，女孩则向所有的哥哥和弟弟鞠躬。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形式，它意味着行礼者认可对方有权干涉自己的私人事务，而受礼者则认可他对行礼者肩负与地位相应的责任。基于性别、辈分和子嗣继承的等级关系是一个家庭生活中的核心部分。

不言而喻，孝道在中国和日本都是受到推崇的道德准则。早在公元六七世纪，在中国逐渐形成的孝道就已经和佛教、儒家伦理、中国世俗文化一起传入日本。但是孝道的性质在日本不可避免地被修改了，以适应日本与中国不同的家庭结构。哪怕在今天的中国，一个人也应当对他的整个宗族效忠。这个大宗族可能对其多达上万人的全体成员拥有裁决权，同时也得到这些成员的支持。当然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每个地区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在大部分地区，一个村子里的所有人都属于同一个宗族。中国的人口有4亿5000万，但总共只有470个姓氏。同姓的人通常认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同宗弟兄。某个地区的所有人可能属于同一个宗族，并且身居遥远城市的某些家庭也可能与他们同宗。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比如广东，所有宗族成员共同维持着壮观的氏族宗祠，并在祭祖的日子里共同向由同一个祖先繁衍的上千个已逝宗族成员的牌位祭祀。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财产、土地和寺庙，并备有宗族基金来资助有前途的子孙。它不断追踪那些远赴他乡的成员情况，并精心编撰族谱。族谱每十年左右就更新一次，增订那些有资格分享宗族荣耀的成员名字。宗族甚至有自己的祖传家规。当与政府意见相左时，它可能会拒绝把犯法的成员移交给政府。在封建帝制时期，不断更迭的朝廷会指派自己的官员以大政府的名义管理这些半自治的大宗族团体。但这些官员对整个地区来说毕竟只是个外人，所以通常都很好相处，管理时也只是睁一眼闭一眼。

在日本，情况却很不一样。直到19世纪中期，只有一些贵族和武士家庭被允许使用姓氏。姓氏是中国宗族制度的根本，若没有姓氏或者与之相应的事物，宗族组织就没法发展。在某些宗族中，与姓氏相应的是保留族谱。但在日本只有上层阶级才有族谱。即便是那种族谱，也和美国革命妇女会的做法一样，只是从目前在世的人往回追溯，而不是从始祖开始把每一个后代都记录下来。这两种方式很不一样。此外，日本是一个封建国家。人们对一个封建君主效忠，而不是对一大群亲属。君主是当地的领主，完全不同于那些对当地来说永远是外人的临时官员。在日本重要的是弄清一个人是属于萨摩藩还是肥前藩，因为这是一个人的关系纽带。

另一种使宗族制度化的方法是在神社或圣地祭拜远祖或者祭神。尽管没有姓氏或族谱，日本的普通百姓也一样可以参与这类活动。但日本并没有对远祖的狂热崇拜。在百姓们参与祭祀的神社里，所有村民们无须证明源自同一个祖先，就可以聚在一起祭祀。他们被称为祭神的“孩子”。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他们居住在祭神的封地上。村民和村民之间当然也是相互有联系的，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村民们定居某地代代繁衍，但他们并不是源自同一祖先的紧密宗族团体。

在日本所有的社会阶层中，对祖先的崇拜主要表现为在客厅里设一个神龛，只供奉六七个最近逝去的亲属灵牌。这些灵牌就像是小小的墓碑模型。人们每天供奉食品，以此祭祀父母、祖父母及若干近亲，表达对他们的恭敬和思念。在墓地中，墓碑上曾祖父母的名字也不再被加深描绘，任其逐渐淡化，而三代以前的墓地主人的身份则很快会被遗忘。日本的家庭关系和西方一样淡薄，也许与法国的家庭模式最为接近。

因此，日本的孝道主要还是局限在当面接触的家庭中，充其量只包括父亲、父亲的父亲、他们的弟兄及其后代。孝道即意味着每个人根据自己在团体中的辈分、性别和年龄找到自己相应的位置。如果是人员众多的豪门望族，家庭会分成不同的支系，次子及更年幼的儿子会另立门户，成为家庭的分支。在这个有限的、当面接触的群体中，那些“各就其位”的规则非常周全细密。首先，对长者必须俯首帖耳，直到他们正式隐退。即便在今天，一名男性迈入中年，自己的儿子也已成年，但只要他的父亲没有隐退，他就不能未经父亲允许随意做什么事。即使子女已经三四十岁了，父母依然可以包办或者拆散他们的婚姻。父亲作为一个家庭的男性之长，吃饭时第一个被侍奉上菜，家庭沐浴时第一个入池，全家人向他深鞠躬行礼，他只需点头受礼。日本有一则流行的谜语，可以被翻译成美国式的谜题：“为什么一个想要给父母提供建议的儿子，就如同一个想在头上蓄发的和尚？”（佛教僧侣必须受剃度）。答案是：“无论他多么渴望，他都不能这么做。”

“各就其位”中的“位”不仅意味着不同辈分，也意味着年龄差距。当日本人想要表达自己彻底困惑了，他们通常会说这事物“既非兄，也非弟”。这就像美国人所说的某个东西“既非鱼，也非禽”，因为对于日本人来说，长子必须保持其鲜明的长子个性，就像鱼必须活在水中。长子是继承人。到过日本的旅行者说：“日本的长子们从小就具有一种非凡的领袖气概。”长子和父亲一样拥有很多特权。在古时候，弟弟们从小就不可避免地需要依靠长兄。在当今，特别是在农村和小镇上，长子们通常会留守家中、墨守成规，而弟弟们也许会离开家乡，接受更好的教育，获得更高的收入。但过去的等级制度在日本依然牢固。

甚至在今天的政治评论中，有关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也会积极提及传统的长子特权。1942年的春天，一个代表作战办公室发言的陆军中佐在谈及共荣圈时说道：“日本是兄长，其他国家是小弟。我们必须让占领地区的居民知道这一点。过多体恤当地居民，可能会导致他们滥用日本的善意，并对日本的统治带来不利。”换言之，兄长替小弟们决定了什么事对他们有益，并认为在强行落实时不应该体恤后者。

无论年纪大小，一个人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取决于他/她的性别。日本妇女走路时总是跟在丈夫的身后，社会地位也比丈夫低。即使她们穿着美国服饰时可以和丈夫并肩走路或优先进门，但只要一换上和服，就又会退到他身后。当日本家庭把所有的礼物、注意力和教育经费都投在儿子身上时，女儿不能有半句怨言。即使在那些为年轻女性设立的高等院校，课程重点也只是培训礼仪、仪态，对学识和智力的训练根本不能和男校相提并论。一个校长推荐上流社会的女学生们学习一点欧洲语言，因为这样她们就有能力在掸去丈夫书上的灰尘后，正确地将它们摆回书架了。

尽管如此，日本妇女比起其他亚洲国家，还是享有很大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不仅仅是西方化的表现。日本历史上从没有中国上层妇女那种裹小脚的习俗。印度妇女惊叹日本妇女不用把自己藏起来，可以自由地走上街抛头露面，闲逛购物。日本妇女通常掌管家庭财务，并负责日常采购。如果家用不够了，她们就有权力挑选家什，送去当铺换钱。日本主妇使唤用人，在子女的婚姻问题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当她自己熬成了婆婆，通常会很严厉地全盘掌管家务事，就好像前半生从没有当过唯唯诺诺的媳妇。

在日本，由辈分、性别和年龄带来的特权都很大。但是那些行使特权的人通常不是专职的独裁者，而是受托者。父亲或兄长对所有家族成员负责，包括活着的、去世的，以及尚未出生的。他必须做出重大决定，并监督落实。但是他的权威并非无条件的，兄长的行动必须对家族的荣誉负责。他不断提醒儿子或弟弟们牢记且不能辜负家族遗留下来的物质和精神遗产。即使是个农民，他也认为自己肩负着对家族祖先负责的高贵义务。所属的阶层地位越高，肩负的家族责任就越重。家族的需求总是高于个人的需求。

遇到重大事宜时，任何阶层的一家之长都会召集家庭会议来商讨该事宜。譬如，为了一个有关订婚的会议，家庭成员可能从各个遥远的地方赶来。在决策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个性上的冲突而发生难以预料的情况。弟弟或者妻子的意见也可能影响决定。一家之长若无视集体的意见，则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当然，最终的决定也许并不是命运攸关的当事人愿意服从的。但是那些长辈会毫不动摇地要求当事人服从家族会议的决定，正如他们自己过去一直做的那样。这种要求背后的理由，在法律上和习俗上都不同于普鲁士父亲对妻子儿女的专制权。日本人并没有在家庭生活中学习怎样尊重专制权威，也没有被培养出轻易服从专制的习惯。日本人所服从的家庭意志代表了一种关系所有成员得失的最高价值。无论这个要求多么苛刻，它是以共同忠诚的名义要求当事人服从的。尽管日本家族所要求内容的严苛程度并不会比普鲁士低，但是效果却不一样。

每一个日本人首先是在家庭的怀抱中学会了遵守等级制度，又把学到的运用到更广泛的经济生活和政治领域。他学会了找准自己的地位并尊重所有比自己等级高的人，无论对方是不是集团中真正做主的人。即使一个丈夫被他的妻子支配，或者一个兄长被他的弟弟支配，他们在正式场合受到妻子或弟弟的尊重也不会少一丝一毫。一个人并不会因为背后有人在操控而失去他原有的特权。表面形式不会随着实际支配关系的变化而改变，它始终是不可冒犯的。这就为某些不拘于地位身份、只求幕后操纵的人带来了策略上的优势，因为他们不易受到攻击。日本人也从家庭生活中学到了做决定时最重要的考量，必须基于对家族荣誉的维护。这个决定不是一个恰巧成为家长的专制者用武力落实的念头。日本家长更像是物质和精神财产的受托者。这些财产对家庭里的每个人都很重要，也要求每个人牺牲个人意志，服从集体的利益。日本人反对武力威胁，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减少对家庭要求的服从，也没有减少对特权者的尊重。即使家族长老不是铁腕的独裁者，家庭中的等级制度依然能得以维持。

对于人际交往模式与日本人截然不同的美国人来说，以上关于日本家庭等级制度的陈述让他们困惑：日本家庭关系中的情感纽带怎么还会那么强呢？事实上，日本家庭的凝聚力非常强，而本书的一个主题便是探讨这种凝聚力是如何形成的。只有认识到他们在家庭中养成的习惯有多么彻底，才有可能理解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领域对等级制度有多大需求。

在日本，阶层和阶层之间的等级关系就和家庭中的一样森严。在漫长的历史中，日本一直是一个世袭阶级的社会。一个已经有几个世纪等级习惯的国家，必然形成了重要的优势和缺陷。从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等级制度已经成为生活的准则。甚至早在7世纪，日本已经在调整从无世袭阶级的中国借鉴来的生活方式，使之适应自身的等级文化。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日本天皇和宫廷制定任务，向中国学习令日本使节赞叹不已的高度文明，并立刻怀着无比的激情着手干了起来。而在这以前，日本甚至没有自己的文字。在公元7世纪，它采用了中国的表意文字来书写完全不同的语言。日本过去有个宗教，相信四万个神祇掌管山脉、村庄，带给人们好运——此民间宗教在经历了一系列变迁后，成了现代的神道。同样在公元7世纪时，日本从中国大规模引进佛教，以为能够“有效维护政权”。在这以前，日本一直没有公共的或私人的大型永久性建筑，但天皇仿照中国京城造了一个新的奈良城，并且按照中国的式样建造了很多华美的佛教寺庙和僧院。天皇也根据使节对中国的描述，引进了官阶品位和律令。在世界历史上很难找到第二个主权国家可以这么成功且有计划地引进外国文明。

但是，日本从一开始就没能复制中国的无等级制社会组织。日本采用的“官衔”，在中国本是授予那些通过了科举考试的行政官员的，但在日本却被授予世袭的贵族和封建领主。它们成了日本等级制度的一部分。日本分裂成许多半自治的藩国，其领主们总是互相嫉妒彼此的势力，因此许多重要的社会组织也跟领主、家臣和侍从的特权有关。但无论日本多么努力地从中国引进文明，它却始终没有采纳能代替等级制度的生活方式，比如中国的官僚行政制度，或者把不同阶层的人联合在一起的庞大的中国宗族制度。日本也没有采用中国的世俗皇帝的观念。日本皇室的名称直译过来是“云上人”，并且只有这个家族的人才可能继承皇位。日本从来没有像中国那样改朝换代过。天皇是不可冒犯的。引入中国文化的天皇和宫廷大臣们肯定从来没有想象过中国的制度在这方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也没有猜到他们正在进行的是怎样的变更。

尽管日本从中国引进了各种文化，但它所创立的新文明只是在为之后几百年的纷争铺平道路，那些世袭的领主和家臣正是靠纷争来实现全国统治的。在公元8世纪结束前，贵族藤原氏已经掌权并把天皇挤到了幕后。随着时间流逝，藤原氏的统治又逐渐被封建领主们侵蚀。当全国陷入混战时，著名的源赖朝消灭了所有的对手，顶着“将军”这个古老的军事头衔成为日本实际的统治者。“将军”的字面翻译为“征夷大元帅”。按照惯例，只要源赖朝的子孙能够控制住其他封建领主，这头衔就可以由源氏家族一直世袭下去。天皇从此成了傀儡，他存在的最主要作用，是为将军主持封赐。他已没有行政权力，实际权力由一个军事阵营掌控着。正如其名，它总是试图以武力来控制那些反叛的藩国。每个封建领主，即“大名”，都有自己武装的家臣，即“武士”。这些武士在动乱的年代中，听从大名的差遣，时刻准备着争夺敌对大名或者统治将军的“地位”。

到了16世纪，内战在全国蔓延。经历了几十年的动乱之后，强大的武将德川家康在所有对手中脱颖而出，于1603年成为德川家族的第一个将军。随后德川家族世袭“将军”的头衔长达两个半世纪。直到1868年近代开始之初，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被废除，德川家族的统治才结束。从许多方面来说，漫长的德川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时期之一。直到最后一代结束前，它都保持了日本的武装和平，同时成功地实施了为德川家族政治目的服务的中央集权制。

德川家康曾面临艰难的处境，但他没有逃避，而是迎难而上。一些势力较大的藩国领主在内战时期一直反对他，直到被彻底击败才终于归顺。这些领主就是所谓的“外样大名”。德川家康允许这些大名掌管自己的藩国和家臣。事实上，这些大名和其他封建领主一样，也享有对自己领土的最高自治权。但德川家康把他们排斥在自己的家臣之外，也不让他们担任任何重要职位。因为重要职位都是为嫡系大名，也就是内战时德川家康的支持者准备的。为了维持政权，德川家族需要依靠一系列策略来防止大名们势力壮大，也要防止他们联合起来，威胁到将军统治。德川政权不仅没有废除封建制度，相反，为了维持日本的和平以及德川家族的统治，还试图加强封建制度，使之更为森严。

日本的封建社会有着复杂的分层，并且每个人的地位都是从上一代继承而来的。德川家族巩固了这个系统，并且规定了各个阶层日常行为的具体内容。一家之主必须在家门口张贴其阶层标志，以及关于他所世袭地位的必要说明。他的着装，他能买的食物，他可以合法居住的房子，都是根据世袭地位来规定的。排在皇室和宫廷贵族之下的有四个世袭阶层，根据顺序，依次为：士（武士）、农、工和商。排在他们后面的则是贱民。在贱民中间数量最多、最广为人知的是“秽多”，即那些从事污秽行业的人。他们可以是拾荒者、掩埋死囚者、剥取及鞣制死兽皮者。他们是日本“不可触碰的人”，更确切地说，他们甚至不被当作是人，因为甚至连通过他们村庄的道路都不被计入里程，就好像这片土地及其居民根本不存在似的。他们极度贫穷，虽然被允许从事自己的行业，却被排斥在正式的社会结构之外。

商人的排名仅在贱民之上。尽管这对美国人来说可能不可思议，但在封建社会却是有理由的。一个商人阶层的存在总是在扰乱封建制度。商人越发达，越受尊重，封建制度便越衰败。德川政权在17世纪时实行了其他国家都不曾有过的极为严厉的锁国政策，进一步摧毁了商人的立足之本。日本在过去一直和中国及朝鲜的沿海地区有贸易往来，一个贸易阶层也自然而然地发展了起来。但德川政权却规定，建造或者运营大于某个尺寸的船只的人将面临极刑。这规定中止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因为符合规定的小船既没法抵达东亚大陆，也不能装载货物。由于藩国与藩国之间设置了关卡障碍，阻碍了货物流通，国内的贸易也受到了严厉限制。此外，德川政权还颁布法典，强调商人的低等社会地位。《取缔奢侈令》中详细规定了商人能穿的衣服、能打的伞、在婚礼葬礼上的花费限额等。商人不能住在武士居住的地区，也没有法律保护他们免受武士的欺凌。把商人限定在卑贱地位的政权在货币经济中一定会失败，而日本当时正是靠货币经济运转的。但德川家族却依然这么做了。

德川政权同时巩固了那两个有利于封建制度稳定的阶层：武士和农民，使他们的形式更为固定。在德川家康终结内战前，强大的将领丰臣秀吉已经通过著名的“缴刀令”把这两个阶层分离开来。他规定农民不能配备武装，而武士唯一的特权是佩带刀剑。武士不再能成为农民、工匠或者商人。哪怕最低等的武士也不能从事生产。于是，武士成了寄生阶层的一员，每年从农民的赋税中抽取贡米作为俸禄。大名负责收缴贡米，再分配给每个武士家臣。武士完全依赖领主生活，无须再向其他方面寻求资助。在日本历史的早期，藩国之间无休止的战争铸造了封建首领和武士之间的牢固纽带。在和平的德川时代，他们之间的纽带则主要是经济上的了。日本的武士家臣，不同于欧洲的骑士，既不是拥有土地和农奴的小领主，也不是一个拥有财富的士兵。他领取固定俸禄，而俸禄额度在德川初年就按照他的家族地位固定了。俸禄并不丰厚。日本学者估计所有武士的平均俸禄和农民的所得相当，仅够维持基本生存。对于武士家庭来说最不利的，莫过于这些微薄的俸禄还要在所有继承人之间分享，所以武士家族不得不限制他们的家庭规模。他们最大的痛处是，威望通常依托于财富和排场，因此，武士不得不一再强调一个信念：勤俭即最高美德。

武士和农、工、商三个阶层之间横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后三者是“普通百姓”，但武士不是。武士的佩刀不仅是装饰，也是他们特权和地位的象征。在德川时代以前，武士一向有权对普通百姓使用佩刀，而德川家康只不过是用法令的形式延续了这一古老习俗的生命。法令规定：“那些对武士无礼或者对上级不尊重的百姓，可以被就地处死。”德川家康并没有打算在百姓和武士之间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关系，他的政策完全是基于严格的等级规定。百姓和武士这两个阶层都由大名领导并且直接听命于大名。但他们本身处于不同的阶梯上，而每个阶梯从上到下都有自己的一套法令、规则、管制和互惠原则。两个阶梯上的人们隔着不可逾越的距离。在某些情况下，这两个分离的阶层之间可能会被迫搭起桥梁，但这毕竟不是系统本身的一部分。

在德川时代，身为家臣的武士不仅会舞刀弄剑，还逐渐成为管理大名产业的管家和精通古典戏剧、茶道等和平艺术的专家。此外，他们还负责起草各种文书，并为大名的政治野心出谋划策。两百年的和平时期十分漫长，仅懂得舞刀弄剑显然是不够的。正如同绕过阶层限制，自我发展出了一套追求儒雅、艺术和愉悦的生活方式的商人阶层一样，武士们尽管随身佩刀，依然发展出了各种和平艺术。

对于农民来说，尽管法律规定不能反抗武士，且在他们身上强加了沉重的贡米赋税和其他限制，他们还是能得到一些保障。首先，农民拥有土地。拥有土地是威望的象征。在德川政权的统治时期禁止土地永久转让。这种法律保障的是个人耕作者，而不像欧洲封建主义的法律，保障的是封建领主。从表面来看，农民可以永久地拥有他最为重视的土地，并且像今天他们的后代一样勤劳且不遗余力地耕作自己的稻田，但事实上，农民就像阿特拉斯一样，养活着多达两百万人的上层寄生阶级——包括将军的幕府、大名的机构和领取俸禄的武士。他们要交实物税，也就是支付给大名一定比例的收成。然而，同样盛产水稻的泰国，传统税率是10%，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则达到40%。而实际税率可能比这数字更高。在某些藩国，税率高达80%，并且还要加上无酬劳的强制劳动和工作要求，占用了农民们的精力和时间。和武士一样，农民的地位也是世袭的。在整个德川时代，日本的总人口基本保持不变。对一个经历了漫长和平时期的亚洲国家来说，停滞的人口数字足以说明该政权执政的情况。政权对靠赋税养活的武士和生产者都实行了斯巴达式的严厉限制，但上下级之间，还是相对依赖的。人们都清楚自己的义务、特权和地位，如果连这些基本的都被侵犯了，最贫穷的人也可能会反抗。

农民们如果身处极度贫穷中，不仅会向自己的领主，也会向将军幕府抗议。在德川家族统治的两个半世纪中，至少发生了一千起此类抗议事件。他们通常不是抗议“40%上缴给君主，60%留给耕作者”这类传统重赋，而是抗议在这基础上还额外征收的赋税。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农民会大量聚在一起游行抗议领主，但整个请愿和裁决的过程都很有秩序。农民把希望修正苛政的请愿书递交给大名的内臣。当请愿被阻拦了，或者大名对他们的抱怨置之不理时，他们会派代表去京城，把诉状呈送给幕府的将军。在一些著名的案例中，农民保证请愿书被成功投递的唯一方式是，趁高官经过京城的街道时，把请愿书塞进他的轿子里。无论请愿书是农民冒着什么风险投递出去的，将军幕府收到后都会对它进行调查，而其中一半的裁决对农民有利。

尽管如此，幕府对农民请愿的裁决结果却可能违背法令和秩序的要求。农民的投诉可能很合理，英明的政府也应该尊重这些投诉，但是，代表农民抗议的首领已经逾越了严苛的等级制度。尽管裁决结局有利于农民，可他们的首领破坏了最基本的忠诚原则，而这是不被原谅的。因此无论这种做法多么正义，首领都罪该去死。连农民自己也默认这是不可避免的结局。那些被判死刑的人是他们的英雄。人们成群结队赶赴刑场，观看他们的首领被投入油锅、被斩首，或者被钉上木架，但围观的人群绝对不会暴动。这就是法令和秩序。他们会在事后为死者修一座神祠，尊为烈士，但依然认为死刑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等级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简而言之，德川幕府试图巩固每个藩国内部的等级结构，并使每个阶层都依赖大名。大名居于各藩等级阶梯的最高位置，有权对他的依赖者行使特权。将军最大的行政任务是控制大名。将军会采取各种手段防止大名们结盟。各藩的官员在边境上严格监视着“出境的女人和入境的枪”，以防止大名偷偷把女人送走或者走私武器进来。若没有将军的许可，大名不能随意联姻，这样便可避免由联姻带来的危险政治联盟。藩国之间的贸易也受到阻挠，甚至彼此之间的桥梁都被堵死。将军的密探总是向将军汇报各个大名的财政情况。如果发现某个大名的金库格外充盈，将军会要求他承担一些耗资巨大的公共职责，削减他的财力至平均水准。在所有规定中最著名的一条是，每年大名都必须在京城住上半年，就算他回到自己藩国的住所，也必须把妻子留在江户（东京）作为将军手上的人质。通过所有这些手段，将军幕府便可以确保自己一直处于优势，并且加强自己在等级制度中的统治地位。

当然，将军并不是这一等级制度的最核心部分，因为他的权力来自天皇任命。天皇和他的宫廷世袭贵族（公卿）被迫隐居在京都，没有实际权力。天皇的财政资源比那些势力薄弱的大名还要少，宫廷举办的各种仪式也受到将军规定的严格限制。但是，即使是最有权力的德川将军，也不曾尝试废除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双重统治在日本不是新鲜事。早在12世纪，一个大元帅（将军）就曾以被剥夺了实权的天皇的名义实际统治了日本。在某几百年中，职能的分化更为严重，以至于傀儡天皇把实权委托给世袭的世俗领袖，而这个领袖再委托其世袭的政治顾问来轮流行使权力。日本总是对原来的权力进行委托，再委托。哪怕在德川幕府绝望溃败的末期，佩里上将也没有料到幕后还有天皇的存在。曾和日本在1858年谈判第一个通商条约的美国首任驻日使节哈里斯也是最终靠自己才发现还有一位天皇。

事实上，日本天皇的概念也存在于太平洋的许多岛屿中。他是神圣领袖，参不参与行政都可以。在某些太平洋岛屿中，他直接参与政治，而在另一些岛屿，他则把权力委托给其他人。但不管哪种情况，他本人都是神圣的。在新西兰部落中，神圣领袖是那么圣洁不可冒犯，以至于他需要别人喂食，甚至连喂他的勺子都不可以碰到他神圣的牙齿。他外出时必须由人抬着，因为任何被圣脚触碰过的土地都会自动神圣化，成为他的财产。他的头颅格外圣洁，任何人都不能触碰。他直接和部落的诸神交流。在某些太平洋岛屿，如萨摩亚岛和汤加岛，神圣领袖不过世俗生活，而另一个世俗领袖则负责所有的行政职责。詹姆斯·威尔森曾在18世纪末前往位于东太平洋的汤加岛，他写道：它的统治方式“和日本最为相似，在那里，神圣的陛下有点像是将军的政治囚犯”。汤加岛的神圣领袖不参与公共事务，但负责宗教仪式。他必须收到果园中采下的第一个水果，并举行仪式，随后人们才能吃这些水果。当神圣领袖去世时，讣告上会说：“天堂空了。”尽管不参与行政，他也会被葬入宏大的王室坟墓。

天皇，尽管在政治上没有实权，甚至“有点像是将军的政治囚犯”，但根据日本人的定义，他处于等级制度中“恰当的地位”。天皇是否积极参与世俗事务并非衡量他地位的标准。在征夷大元帅统治的几个世纪里，日本人一直很珍视天皇在京都的宫廷。只有在西方的观点中，天皇的存在才是多余的。日本人早已习惯了每个等级角色都有自己的严苛定义，他们对天皇自然持有和西方不同的观点。

上至天皇，下至贱民，封建时期日本等级系统的种种明确规定，也在现代日本社会留下了痕迹。毕竟七十五年前封建统治才刚刚正式终结，许多强大的民族习惯不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消失。尽管近代日本的目标已经有了根本改变，政治家们依然在小心地做计划以求维护这个等级系统。我们将会在下一章中讨论这个问题。日本比其他任何主权国家，都更加适应一个“行为细节皆有规范，地位皆为指定”的世界。在法令和秩序都靠铁腕维持的两百年中，日本学会了把这种精心策划的等级体系等同于安全、稳定。只要他们待在已知的界限内并履行已知的义务，世界就不会出问题。这种体系既控制了盗贼土匪，也预防了大名之间的内战。如果国民可以证明某人侵犯了他的权利，他便可以和被剥削的农民一样寻求上级的裁决。这么做虽然可能令个人身处危险，却是被许可的行为。历任德川将军中最英明的那位甚至设置了一个“投诉箱”，任何国民都可以把自己的抗议书投入箱中，而只有将军本人才有开箱钥匙。在日本，任何未经规范许可的侵犯行为，一定会被纠正。人们信任规范，并且只有当遵循规范时，才能确认自己的安全。人们通过坚守行为规范来展现自己的勇气和正直，而非修改或者反抗规范。只要在明示的范围内，这就是一个已知的并且在他们看来很可靠的世界。这种规范并不是摩西十诫那样抽象的道德准则，而是极为具体的规定，例如：在这种场合该如何行事，在那种场合又该如何行事；武士应该怎么做，平民百姓又该怎么做；长子怎么做合适，次子又怎么做合适。

尽管日本并没有像其他经历过铁腕等级政权的民族那样变得温良恭顺，但是重要的是，日本的每个阶层都得到了某种保障。就连贱民阶层也得到保障，不仅被允许从事特种行业，连自治组织也受到了政府认可。对每个阶层的限制当然也很多，但这同时也带来了安全和秩序。

日本的等级限制也具有诸如印度之类的民族所没有的灵活性。日本的习俗提供了一些明确手段可以玩转这个体系，同时又不用武力对抗公认的常规。人们有好几种方式可以改变自己的等级地位。当高利贷主和商人在日本的货币经济下顺理成章地富有起来后，这些有钱人就用各种传统的手段跻身上流阶层。他们利用典押和出租的方式成为“地主”。农民的土地的确不可转让，但日本的佃租十分昂贵，因此把农民留在他们的土地上是有利可图的。高利贷者定居在某块土地上，收取租金。在日本，这样的土地“拥有权”既能为他们带来声望，也能带来利益。或者他们的子女可以和武士阶层通婚，他们也就进入上层阶级。

另一种玩转等级体系的传统方式是领养。它提供了一个“购买”武士地位的方式。尽管德川幕府横加限制，商人们依然越来越富。于是，他们就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武士家庭。在日本，人们很少会收养子，而更多的是为女儿招女婿。这样的女婿被称为“入赘女婿”，是岳父的继承人。他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名字从此会从自己的户籍上删除，并加入妻子的户籍。不仅改姓自己妻子的姓，还会和岳母生活在一起。代价很大意味着收益也很大。富有的商人后代现在成了武士，而贫穷的武士家庭得以和财富联姻。没有武力对抗，等级系统也继续维持原样，但有钱人通过玩转系统得到了上层阶级的地位。

因此，日本并没有规定只能在各阶层内部通婚。那些阶层之间的通婚安排是被许可的。其结果是富有的商人们逐渐渗入到较低的武士阶层。这种情况加深了日本和西欧之间的一个最显著的差别。在欧洲，中产阶级不断崛起壮大，统治了现代工业时期，并以其压力造成了欧洲封建主义的垮台，但日本却没有产生这么强大的中产阶级。商人和高利贷主通过正当的方式“购买”到了上层阶级的地位。商人和低等武士阶层结成了同盟。令人感到好奇的是，当封建主义在日本和西欧都濒临瓦解时，较之欧洲大陆，日本却容许阶层之间有更自由的流动性。或许我们不必惊讶。贵族和中产阶级之间没有任何战争发生，这便是日本此举成功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

人们很容易觉得没有阶级战争的原因是两个阶级的共同目标对双方都有利，但是，在法国甚至是西欧，阶级的共同目标也同样对双方有利。由于欧洲的阶级分层非常严格，阶级冲突最终导致法国贵族阶层失去了一切。而在日本，不同的阶级却越来越靠近。推翻了腐朽将军幕府的联盟是由商人、金融阶层和下等武士阶层共同组成的。现代日本由此得以保留贵族制度。如果日本当初没有容许阶级之间更自由的流动性，日本现在的局面就不会出现。

既然日本人如此喜欢和信赖他们那套严密周全的行为规范，那一定有他们的理由。这种规范保障了循规蹈矩者的安全。规范允许人们抗议任何非法的侵权行为。人们也可以玩转规范，使之对自己有利。它要求各方履行相互的义务。当德川政权在19世纪前半叶垮台时，整个国家没有一个团体主张废除这些规范。日本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甚至连“1848年二月革命”也没有发生。但是那个时代却已穷途末路。从普通百姓到将军，每个阶层都欠了高利贷和商人的钱。寄生阶层的人数和财政支出的规模越来越庞大，已经无法靠生产阶层养活。大名经济拮据，支付不起武士家臣的俸禄，整个封建纽带成了笑柄。他们企图通过增加农民身上本已沉重的赋税来维持经济运转。但是预征多年后的赋税使农民贫困至极。将军也已破产，没有能力阻止形势恶化。当1853年美国的佩里上将率舰队抵达时，日本国内经济已经陷入极度困境。佩里强行闯入日本之后，又于1858年和日本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当时的日本已经无力反对。

但是当时日本提出的口号是“一新”——回溯过去，重现荣光。这和革命是相反的，更谈不上进步。和“尊王”同样受欢迎的口号是“攘夷”。整个国家支持回到闭关锁国的黄金时代。觉得此路行不通的少数领导人，因为极力反对而遭到暗杀。从当时来看，这个不喜欢革命的国家几乎不可能在今后遵循西方的模式，更不可能在五十年后在西方的领地与西方各国竞争。但这一切发生了。日本用它自己的、完全非西方的力量，达到了一个权势阶层和一般舆论都未曾料到的目标。19世纪60年代的西方人如果能从水晶球中看到日本的未来，他们是绝对不会相信的。因为当时的地平线上似乎没有一丁点儿乌云足以预示未来几十年席卷日本的那场暴风雨。但无论如何，不可能的事还是发生了。被等级制度束缚的日本民众急速转向了一条新的道路，并且坚持走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