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日本人

战争中的

每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一套关于战争的正统理论。其中的一些即便在细节上各有千秋，却为欧洲各国共同认可。这些理论包括：发动全面战争时如何号召民众全身心投入，局部战败时以何种形式安抚民心，战亡和投降的人数应该保持什么比例，对战俘应该设置何种行为规范等。因为这些国家共同拥有一个大的文化传统，所以当它们之间开战时对方会怎么做都是可预测的。

日本和西方的战争传统差异全部体现在他们如何看待生命和使命上。我们的目标是系统地研究日本民族的文化和行为模式，因此就不需要特别在意理论差异的军事意义了。然而，我们并不能忽视任何一个理论差异，因为它提出了与日本人性格相关的问题，而我们需要这些问题的答案。

日本为其战争合理性辩护的前提和美国截然相反，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与美国人不同。美国把战争归因于轴心国的侵略性。日本、意大利和德国以一系列罪恶的侵略行动打碎了国际和平。无论是在满洲、埃塞俄比亚还是波兰，轴心国一旦掌权，就会开始推行压迫弱小民族的罪恶方针。他们践踏了“和平共存”的共识，至少违反了为自由企业“开放门户”的国际准则。但日本人对战争的起因却持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只要每个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世界就会动乱不断。因而日本需要通过战斗来建立一个等级体系——当然，是在日本的领导之下。身在一个自上到下等级分明的国度，日本人深知每个人“各就其位”的必要性。他们在自己的领土上实现了统一与和平，平定了叛乱，建造了公路、发电厂和钢铁工业。根据官方数据，日本99.5%的青少年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同时，依照等级体系观点，它应该去帮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国。属于大东亚区的同一人种，应当一起把美国从这个区域中驱逐出去；其次是使英国和俄国“各就其位”。所有的国家将组成一个大世界，在国际等级体系中找到各自的位置。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探讨对等级制度的这种重视对日本文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以上是日本国创造出来的很符合其文化的幻想，可惜那些被它侵占的国家并不这么认为。事实上，即便打了一些败仗，日本也不愿意从道德上否定其大东亚理念。甚至连那些最没有沙文主义倾向的日本战俘，都很少去指责日本对东亚大陆和对西南太平洋地区的野心。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必将保持它的某些固有态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对等级体系的信念和信心。这与热爱平等的美国人显然水火不容。但是不管怎样，都有必要去了解日本人的等级体系究竟指什么，以及它对日本有什么好处。

同样地，日本人对胜利的信心也是寄托在一个与美国流行观点完全相反的基础之上。“会赢的！”它叫道，“这是精神对物质的胜利。”美国的确是个大国，军备力量的确很先进，但这有什么关系？日本人表示，所有这些都预见到了，并没放在心上。国民报纸《每日新闻》上说：“如果我们害怕这些数据，这场战争根本就不会开始。敌人丰富的资源又不是这次战争创造的。”

当日本连战连捷的时候，其国内的政客、指挥官和士兵们无不反复强调这场战争并非军备竞争，而是“信仰物质”和“信仰精神”之间的较量。当美国人打胜仗的时候，日本人又再三宣扬：在这场较量中，物质注定会失败。当他们在塞班岛和硫磺岛溃败的时候，这个信条无疑发挥了自我安慰的作用，尽管它最初并不是作为战败的借口出现的。在日本高歌猛进的那几个月，这个信条是激励军心的号角，甚至早在珍珠港事件前很久就已经深入人心。比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前陆军大臣荒木将军就曾撰文告“全体日本国民”：日本的“真正使命”是“弘扬皇道于四海。武力欠缺实不足惧，吾人岂以俗物为忧”。

当然，和其他备战的国家一样，日本人其实也是担心的。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他们的军事开支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等到偷袭珍珠港时，将近一半的国家支出花在了海陆军队上。日本并非像它说的那样不在乎军事装备。它和其他各国的区别之处在于，其军舰和枪炮只是不朽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表现和象征符号，如同武士佩带的刀，最终象征的是道德品行。

当美国追逐强大武力时，日本则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对非物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和美国一样，日本为了这场战争不得不发起大规模的生产制造，但同时却有自己的一套指导思想。它认为精神就是一切，精神永世长存；物质当然必不可少，却处于次要位置，并会逐渐消亡。日本的广播电台对听众喊道：“物质资源是有限的，世界上显然不存在永恒的物质。”对精神的依赖成了战争中的行为准则。日本人战争手册的第一页上印着一行加粗的字：读之必胜。册子里有一句口号：“以我们的训练成效对抗敌人的数量优势，以我们的血肉对抗敌人的钢铁。”这个口号由来已久，并非是为了这场战争才提出来的。手册中不断提及飞行员驾驶小型飞机以自杀袭击的方式撞向美国人的战舰，从而证明精神的确可以战胜物质。日本人把那些飞行员称为“神风特攻队”。“神风”曾在13世纪吹散并颠覆成吉思汗的运输船，从而使日本免受侵略。

政府甚至在民间也推行“精神克服物质条件”这一信条。在工厂连续工作十二小时并经历了通宵达旦的轰炸恐惧后，人们感到疲惫不堪了吧？可政府却对民众说：“我们的身体越沉重，我们的意志、精神就越能超越它们。”“我们越疲惫，训练就越有成效。”人们在冬天的防空洞里感到寒冷吧？大日本体育文化社在广播中提议大家做暖身体操。他们认为这种体操不仅可以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甚至可以在食物匮乏、无法满足人们正常体力所需的时候代替食物。政府说：“当然，有人可能会说眼下食物短缺，我们没法考虑跳体操。不对！食物越短缺，我们就越应该用其他途径来增强体力。”这意味着日本人需要通过消耗更多体力来增强体力。美国人认为，一个人有多少体能可以使用取决于昨晚他睡了八小时还是五小时、三餐是否正常、是否挨冻。日本人的体能计算方法则完全不同。他们的体能观不包含储存能量这一项，并且觉得这属于唯物主义。

战争时期的日本广播电台在这种问题的处理上更加激进。它甚至声称，在战斗中，精神可以战胜生理死亡。某个广播电台讲述了一则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奇迹：

在空战结束后，日本战机以三架或四架的小编队飞回基地。一个空军大尉乘坐第一编队的飞机返航。下飞机后，他站在地面上，用双筒望远镜注视着天空，一一清点归来的部下。他看上去面色相当苍白，但又非常镇定。等最后一架飞机归来后，他填写了报告单，走向指挥部向指挥官做汇报。一汇报完，整个人就轰然倒地。在场的军官急忙冲过去救他，但是……唉！他已经死了。他们检查后，发现大尉的身体已经冰凉，胸口有一颗致命的子弹。刚死之人的躯体不可能冰凉，而大尉却如冰一般寒冷。大尉必定已经死去了好久，是他的精神在做报告，是他强烈的责任心创造了这个奇迹！

当然，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个故事荒诞离奇、不合情理。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听众却不会嘲笑这则广播，也不会把这个故事当作天方夜谭。首先他们指出，播音员已经如实说了，这个大尉的功绩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为什么不能有奇迹呢？灵魂是可以被训练的。显然这个大尉是一个自我修炼的大师。如果“镇定的精神可以持续上千年不灭”，那为什么它就不能在一个视“责任”为人生最重要信念的空军大尉的身体内多停留几个小时呢？日本人相信有技巧的修炼可以使一个人的精神非凡卓越。大尉显然学会了，并且从中受益。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对日本人的这些极端行为和信念置之不理，并斥之为贫穷民族的自我安慰，或者上当受骗者的幼稚妄想。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了，恐怕更没有能力对付日本人了。那些信念并非孤立的怪癖，它们早已经通过一系列禁忌、排斥、训练和惩罚，深入日本人的心中。只有当我们了解了这些，才能明白当日本人在战败时承认“光有精神是不够的”，或者“用竹矛守住阵地是妄想”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日本人承认“我们的精神并不那么强大，美国人在战场或在工厂里的精神状态都可与我们匹敌”时，应该欣赏他们的检讨精神。正如他们在战败后所说，战争期间“完全是凭主观意识”。

日本人在战时的各种说法（不仅仅局限在等级体系的必要性和精神的至高地位），对于比较文化学者来说都是发人深省的。他们不断表示安全和士气均可事先准备好。不管什么样的灾难（对平民的轰炸也罢，在塞班岛的失败也罢，或者菲律宾失守也罢），日本政府总是对国民说这些都在预料中，没什么可担心的。日本的电台发表长篇大论，显然是指望民众能够放心，并相信自己依然生活在一个完全可知的世界里。他们说：“美国对基斯卡岛的占领，使日本本土处于其轰炸圈内。但我们早已预估到这情形，并做了必要的准备。”“毫无疑问，敌人会从海、陆、空全方位攻打我们，但我们的作战计划早已把这些情况考虑在内了。”日本的战俘，甚至那些希望日本一开始就在这场无望的战争中失败的士兵，都很肯定轰炸不会削弱后方民众的意志，因为“他们早已经预见到了”。当美国开始轰炸日本城市时，日本飞机制造协会的副主席在广播中说：“敌机终于飞到我们头顶上空了。但是，从事飞机制造业的我们，早已预料到这一切，并且为此做了万无一失的准备，所以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有承认一切都是预料中的并且做了充分准备，日本人才能不断强调，所有这些都是他们主动期待发生的，没有人可以强加在他们头上。这样的信念对日本人来说必不可少。“我们不能觉得自己是在被动地挨打，而要相信是我们主动把敌人吸引过来的。”“敌人啊，想打过来的话就来吧。”他们不说“最终该来的，还是来了”，而是说：“我们在等的终于来了。我们欢迎它的到来。”海军大臣在国会中引用了19世纪70年代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教诲：“世界上有两种机遇：一种是我们赶上的，另一种是我们创造的。哪怕在极大的困境中，一个人也必须给自己创造机遇。”当美军攻入马尼拉市时，电台里说，山下奉文将军“咧着嘴笑称：‘敌人现在已落入我们怀中了。’”“在敌军登陆仁牙因湾不久，马尼拉市迅速陷落，这正是山下奉文将军的策略，一切按照他的计划发展。”换言之，输得越惨，反而越成功。

美国人却在与日本人相反的方向上，走上了另一个极端。美国人全力迎战，只因为这场战争被强加在他们身上。他们遭到了攻击，所以也要给敌人一点厉害瞧瞧。为了使美国的普通民众放心，官方发言人在谈及珍珠港事件或者巴丹半岛的溃败时不会说：“这些早已被我们的计划考虑在内了。”而是会说：“既然敌人找上门来，就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威力。”美国人已经习惯了生活在一个挑战不断的世界里——并且已经准备好了去迎接挑战。但让日本人感到放心的生活方式，则是万事已提前规划好。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威胁莫过于不可预知的意外。

日本人作战行动中的另一个主题也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断地说：“全世界的眼睛都聚焦在我们身上。”因此必须全力展现“日本精神”。当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本下达军令：因现处于“全世界”的注视之下，应当全力展现日军本色。海员则被告知，万一军舰被鱼雷击中而不得不弃船，他们依然需要保持端庄优雅的姿态来操纵救生艇，否则“全世界都会笑话你。美国人会把你拍成电影，在纽约放映”。这关乎他们将如何向世界展现自己。对自身形象的关注也深植于日本文化之中。

提到日本人的态度，最著名的便是对天皇的态度。天皇对其臣民到底有多大的控制力呢？美国某些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持续七个世纪的封建时代，天皇只是一个形象模糊的傀儡。每个人都直接效忠于他们的主人——大名，再往上，则是效忠于军事大元帅——将军；对天皇效忠并不重要。天皇被幽禁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宫廷之中，仪式和活动都严格受到将军制定的规章制度的限制。地位很高的封建诸侯如果对天皇表达敬意，甚至会被视为背叛。对于日本普通民众来说，天皇就像不存在似的。美国一些政治分析家相信，只有了解日本的历史才能理解：当日本这个保守民族重新集结力量时，为何又把逐渐被人淡忘的天皇拥戴为权力中心？日本的评论家一再声称天皇在其臣民中有不朽的威望，但显然他们坚持的这种言论太夸张了，论据也不堪一击。因此美国在战时的政策没有理由对天皇态度软弱。相反，对这个日本近来才编造出来的邪恶暴君概念，他们有一切理由给予最猛烈的攻击。天皇是崇尚现代民族主义的神道的核心。如果美国削弱和挑战了天皇的神圣地位，那么日本的整个结构都会坍塌。

一些熟悉日本的美国人读过日本的文献或者来自前线的报告后，则持有相反意见。那些曾在日本居住过的人知道，没有比公然攻击或者辱骂天皇更能刺痛日本人并激发他们的斗志了。他们相信，在日本人眼中，攻击天皇不等于攻击军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谟—克—拉—西”（民主）的口号很响亮，军国主义臭名昭著，以至于军人走上日本街头前需要换上便装。但哪怕在那个时期，他们也见证了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那些在日本居住过的人坚称，日本人对他们皇族领袖的崇敬和德国人对希特勒的尊敬不可相提并论，因为后者对希特勒的态度变化正好反映了纳粹党的兴衰，并且与法西斯的一切恶行紧密相关。

当然，日本战俘的证词也印证了这一点。和西方的士兵不同，日本士兵并没有接受过训练，他们不知道一旦被俘后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因此他们对所有问题的回答均各执一词。他们之所以没接受过这方面训练，也是因为日本的不投降政策。这种状况直到前几个月才得以改变，尽管只是局限在几支队伍和某些组织中。战俘的证词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它体现了日本军队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各方意见。日本士兵不会因为士气低落而投降，也不会在被俘后一反常态。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在受伤昏迷、无力抵抗的时候被俘的。

那些顽抗到底的日本战俘把极端的军国主义思想归根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圣旨效命”；“天皇指引国民参战，服从是我的职责”。但是那些反对此次战争和日本未来侵略计划的人，也同样把和平的主张归根于天皇。对所有人来说，天皇意味着一切。厌战者把天皇称为“爱好和平的陛下”，坚称“他一向都是个自由主义者，且反对战争”。“他是被东条英机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时，天皇表示他是反对军部的。”“战争是在天皇不知情或者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发生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他的国民被牵扯进去。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正在受什么苦。”这些说法和德国战俘不同。后者尽管也抱怨将军们和最高指挥部背叛了希特勒，但依然认为战争和备战的责任都在希特勒，因为他是最主要的战争发动者。但是，日本的战俘则明确表示，对皇室的尊敬与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政策是两码事。

但是，对他们来说，天皇与日本则是不可分的。“没有天皇的日本便不是日本。”“无法想象没有天皇的日本。”“天皇是日本的符号，是宗教生活的核心。天皇是一个超宗教的角色。”即便日本最终战败，天皇也不会因此受谴责。“国民不认为天皇应该为战争负责。”“如果战败了，也应该由内阁和军部领袖负责，而不是天皇。”“即便日本输了这场战争，全体日本人也会继续尊敬天皇。”

所有这些认为天皇无可指摘的统一论调，在美国人听来却十分虚伪。因为美国人觉得，世上没有一个凡人可以免受怀疑和批判。但是毫无疑问，直到战败，日本人依然持有这个看法。那些审讯战俘最有经验的人，都认为没有必要在每份审讯笔录上注明：“拒绝反对天皇。”所有战俘都拒绝说天皇的不是，甚至包括那些和盟军紧密合作，为其向日本军队做广播的人。在我们搜集的所有战俘审讯笔录中，只有三份委婉地反对天皇。其中只有一份敢于直言：“保留天皇是个错误。”第二份则说：“天皇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只是一个傀儡。”第三份不过是揣测天皇可能会让位于皇太子，如果废除君主制，日本的年轻女性则有希望过上她们羡慕的美国女性的自由生活。

因此，日本的指挥官们正是利用了全国上下对天皇的这种崇敬。他们会在军中分发所谓“天皇恩赐”的香烟，或者在天皇生日时，带领全体部下向东方三鞠躬并高呼“万岁”；“即便军营受到日夜轰炸”，他们也不忘和全体部下在每个清晨和黄昏，吟诵天皇在“军人敕谕”中向军队颁赐的“圣旨”，“他们吟诵的声音在森林中久久地回荡”。军国主义分子们极力利用人们对天皇的忠诚。他们号召所属官兵要“实现天皇陛下的心愿”“扫除天皇所有忧虑”，要“以崇敬之心报答陛下的仁慈”“为天皇效命”。但是，这种对天皇意志的服从却可能是一把双刃剑。正如同许多战俘所说：“只要天皇有令，哪怕手上只剩一根竹竿，也会奋战到底；同样，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人会立刻收手。”“如果天皇颁发命令，日本明天就会扔掉手中的武器。”甚至最具沙文主义色彩的“满洲关东军”也会“放下武器”，因为“只有天皇的旨意才能令日本国民心甘情愿地接受战败结果，为重建家园而活下去”。

日本人对天皇的这种无条件、无保留的忠诚，显然与他们对其他人及集体的批判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无论是日本的报纸杂志，还是战俘证词，都充满了对政府和军部领袖的批判。战俘们咒骂、谴责某些前线指挥官，特别是没有和部下共患难，自己坐飞机撤退，却把部队撇在身后继续作战的那些人。在他们严厉批评这些军官时，当然也会称赞另外一些。显然日本人具备明辨是非的能力。甚至日本本岛的报纸杂志也会批评“政府”。他们希望政府能更多地担当起领导和协调的职责，但显然现在政府做得很不够。他们甚至也会批评政府限制言论自由。1944年7月，东京的某家报纸刊登的一篇会议报告便是很好的例子。那次会议是由媒体编辑、前国会议员、日本的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的领导人等参加的。会议上一个发言者说道：“我觉得振奋民心的方法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言论自由。最近几年，日本国民没法坦率地说出心底的真实想法。他们担心一旦触及某些话题就会遭受责怪。他们顾虑很多，只顾做表面文章，长此以往变得懦弱胆小。这样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发挥全体国民的力量。”另一个发言者谈及此问题时更进一步：“我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和选区的选民座谈，并就许多事情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他们几乎全都不敢直言。没有言论自由，就无法激发斗志。在所谓的《战时刑事特别法》和《国家安全法》的严格限制下，国民变得和在封建制度时期一样胆小。所以，国民本该发挥的战斗力，至今没有被激发。”

由此可见，即便在战争时期，日本人也会批判政府、最高指挥部和顶头上司。他们是用批判的眼光承认整个等级制度的优越性。然而，唯独天皇免受批评。天皇的至高地位直到近代才得以确立，为什么会受到如此的尊重呢？究竟是国民性中的哪一点，令日本人把天皇置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战俘说，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人可以“举着竹竿”奋战至死，也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战败和沦陷。这是真的吗？战俘们究竟在胡说八道误导我们，还是道出了真相？

所有这些关于日本人作战行为的重要问题，从反唯物主义的偏见到对天皇的态度，都与日本本土和抗战前线的形势有着联系。此外还有一些态度问题与日本军队的关系更为密切。其中之一是他们对作战部队牺牲损耗的态度。日本的广播电台在介绍美国把海军勋章授予台湾海峡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艾斯·麦肯因将军时，显得难以置信，这表明了他们在此问题上的态度与美国截然相反。

“指挥官乔治·艾斯·麦肯因将军被授予勋章的原因并非他击退了日本军队——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以此为理由，但是尼米兹的公报宣称他的确击退了日本军队……他们给出的麦肯因将军受勋的理由竟是成功救出两艘损坏了的美国军舰并安全护送回基地。这个小小的信息很重要，这证明它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的……我们并非要质疑他救出军舰一事的真实性，只是想让大家知道这个奇特的事实：在美国，你只要救出两艘破损的军舰，就可以被授予勋章。”

美国人对一切救人于危难的行动都感到兴奋。如果他救出的是“受伤的”或者“被损坏的”，则更是英雄行为。日本人则拒绝此类拯救，甚至连美国人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安全装置，都被日本人斥为“胆小”。日本的报刊和广播电台不断强调，只有视死如归、临危不惧才是美德，谨小慎微的态度一点都不高尚。他们对待牺牲的这种态度也体现在对待伤患士兵和疟疾病人的态度上。在他们看来，这些伤病员如同废物。医疗服务设施本来就严重缺乏，甚至没法保障作战部队合理有效的战斗力。而时间一久，各种各样的补给困难使得医疗不足更为严重。但不仅仅是这个原因，日本人对唯物主义的蔑视也产生了不良影响。日本士兵被教导：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他们认为，对伤病患者的各种照顾就像在战斗机上安装安全设施，反倒是对英雄主义的干扰。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像美国人那样依赖内外科医生。美国人对伤病患者总是格外怜悯重视，远胜过对其他福利设施的关心。和平时期从欧洲来的访客也经常讨论这个现象。而这种怜悯之心对于日本人来说却是完全陌生的。在整个战争时期，日本军队没有一支受过训练的救护队，也没有前线医疗系统、后方野战医院和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医疗供给也少得可怜。在某些紧急情况下，那些被收治的伤病患者只能被杀死。特别是在新几内亚岛和菲律宾，日本人不得不经常从有医院的地点撤退。他们从不会带着那些伤病患者一起转移，哪怕后者仍有存活的希望。只有当部队“按照计划撤退”，或者敌人已经攻入城门时，他们才会采取一些措施。那时候，军医主管会在撤退前开枪打死医院里的伤病患者，或者由伤病患者自己引爆手榴弹自杀。

如果说日本人对待自己的同胞都是采取这种“伤损弃之”的态度，那么对待美国战俘必定也一样。按照美国人的标准，日本人无论是对待同胞还是对待战俘，都犯下了虐待罪。菲律宾的前首席军医，哈罗德·格拉特利上校曾经作为战俘在中国台湾被监禁了整整三年。出来后，他评价道：“美国战俘所受到的医疗待遇甚至比日本士兵更好，因为一同被关押在俘虏营的盟军军医可以照顾他们，而日本士兵却没有任何医生可看。有一阵日本人给自己士兵配备的唯一一个医护人员竟是个下士，后来换了个中士。”他一年中只见过日本军医一两次。

日本这种“伤损弃之”理论的极端表现就是不投降政策。任何一支西方军队，只要尽了力却依然陷入毫无胜算的处境时，都会向敌人投降。即便投降了，他们依然视自己为光荣的军人。根据国际协议，战俘的名字会被传达回国，以便让家人知道他们还活着。无论作为士兵、公民，还是家庭成员，他们都依然保有尊严和荣誉感。但日本人却认为荣耀只属于奋战到死的人。哪怕毫无胜利希望，日本士兵也会用最后一颗手榴弹结束生命，或者赤手空拳冲向敌人的炮火，进行一次集体自杀式袭击。总之，军人不应该投降。如果因为负伤或者昏迷而被俘，那么从此“在日本再也抬不起头来了”，绝对颜面尽失。对于认识他的人们来说，这个人已经“死了”。

军令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显然，日本官方并不需要对前线特意灌输不投降政策，因为其军队一直都忠实地实践着这条军纪，以至于在北缅会战中，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达到了142比17166，即1∶120。这142个战俘大部分是在负伤或者昏迷的情况下被俘的。极少日本士兵会单独或者三两结伴主动“投降”。在西方国家的军队中，投降和战死者的比例通常是在4∶1；当阵亡人数达到了全军的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时，军队必然会放弃顽抗。日军的第一次大规模投降是在霍兰迪亚，其被俘和战死者比例是1∶5，比起北缅会战中的1∶120，已是巨大的进步。

所以在日本人眼中，那些成为战俘的美国人，光是“投降”这个举动就已经够丢人的了。战俘和“废物”没什么区别，哪怕没有受伤，也没有得疟疾和痢疾，他们也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许多美国人回忆说在俘虏营中发出笑声是很危险的。这举动会激怒看守，因为日本人不能忍受本应该感到耻辱的美国人竟然毫无自知之明。许多美国战俘必须遵守的命令，日本军官也同样要求俘虏营的看守们遵守。像急行军，或者乘坐极为拥挤的车船转移，对日本士兵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哨兵会严格要求战俘隐藏自己的违规物品，因为日本人最不能忍受的是公然违抗。按照俘虏营的规定，战俘白天去公路修路或者工厂做工后，不允许从乡间带回任何食物。这规定形同虚设——只要把水果和蔬菜藏好就没问题。但如果美国人任由食物袒露在外，则意味着猖狂冒犯和公然藐视哨兵的权威。任何挑战哨兵权威的举动，哪怕只是一句顶嘴的话，都会受到严厉惩罚。其实，日本人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对“顶嘴”一事严格禁止，所以在军中更难逃严惩。美国人需要区分日本人在俘虏营中的所作所为到底是出于文化习惯还是纯粹的暴虐残忍，而后者才真正不可宽宥。

特别是在交战初期，日本人相信美国人会虐待并且最终处死所有战俘，因而更以被俘为耻。有个广为流传的谣言声称，美国人的坦克曾在瓜岛上碾死了所有的战俘。有些日本人试图投降，但美军认为很可疑，反而警惕地射杀了他们。美军的这种怀疑也不无道理，因为一个除了死亡别无选择的日本士兵，常常为自己能和敌人同归于尽而骄傲，甚至当他被俘后也可能会这么做。正如他们中的一人所说，既然已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胜利的祭坛，那么死得不壮烈、不英勇才是耻辱”。日本人自杀式袭击的可能性使得美军对主动投降的战俘更为警惕，从而减少了投降者的数目。

对投降的羞耻感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意识深处。那些被日本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行为，对美国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而美国人的作战习惯，对于日本人来说也是陌生的。有些美国战俘请求把自己的名字报给美国政府，以便家人知道他们还活着，日本人对此非常震惊并表示鄙夷。当美军在巴丹半岛投降时，日本的底层士兵显得猝不及防，因为他们一向以为美国人会像日本人一样奋战到死。他们更无法理解美国人为什么丝毫不以被俘为耻。

美日士兵之间最戏剧性的差异，无疑是日本人被俘后和盟军的配合。他们知道一切形势都变了，过去的条条框框都不适用了。他们失去了荣誉，不能作为一个日本人继续活着。直到这场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才有一些日本人想要回到自己的国家，无论战争结局如何。有些战俘请求盟军处决自己，但又说：“如果你们的规矩不允许你们这么做，我就只好选择当个模范战俘了。”事实上他们比模范战俘做得更好。那些被俘的日本老兵和曾经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会指明弹药库在哪儿，详细解释日本军力的分布，替美国人写劝降宣传单，甚至一同搭乘战机，把美国人引向需要轰炸的军事目标。这一切就好像他们的人生已经翻到了新的一页。而这新一页上所有的内容都与旧篇章完全相反。但无论为谁服务，他们都无比忠诚。

当然以上描述并不对所有战俘都适用。有少数人始终顽固不化。不管遇到哪种人，美国人总得先提出一系列有利的交换条件，才有可能获得对方的合作。军事指挥官们对于接受日本人表面上的协助始终持谨慎态度，所以有一些部队从未尝试去获得日本人的协助。但是，对那些已经接受了日本人协助的部队来说，起初的疑虑很快烟消云散，他们对日本战俘越来越信赖。

美国人从来没想到日本人会变脸变得这么快，因为这和自己的信条是不符的。但日本人表现出来的是，选定了一条道路就会全力以赴，如果最终还是失败就会选择另一条道路。这种行为方式，究竟只是个别日本士兵被俘后的特殊表现，还是具有普遍性乃至在战后也可以为美国人提供参考？如同日本人的其他特殊行为曾在战时迫使对手去思考一样，快速变脸也让美国人开始思考：日本人的整个生活方式是如何酝酿出这种行为的？他们的社会是如何运作的？他们从小培养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