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曾全力以赴交战过的敌人当中，日本最令人费解。这个强大对手的行为模式和思维习惯都与我们迥然不同，以至于我们在作战时不得不多加小心。我们目前的处境就像1905年的沙俄，面对的对手全副武装、训练有素，同时完全游离于西方文化传统之外。有些战争套路在西方看来如同人性一样自然而然，对日本却并不适用。这一点使得这场太平洋战争的困难之处不仅在于多个海岛登陆战，也不仅在于棘手的后勤保障，更关键的是了解敌人的天性。只有知己知彼，方能保证胜利。

想了解日本，难度非常大。在日本锁国政策废除后的七十五年中，比起其他民族，日本人更经常被人们用“但是，又……”这样令人困惑的句式加以描述。譬如说，当一个严肃的观察家在描述其他民族“特别礼貌”时，不太可能再加上一句“但同时又很傲慢、专横”。当他说有些民族的行为非常死板时，不会补充道：“他们又特别适应激烈的创新。”当他说一个民族特别恭顺时，不会同时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或者说他们忠诚、宽厚时，不会同时声称他们“但是又叛逆、狡诈”。当他说他们生性勇敢，不会再去详述他们是如何胆小。当他指出他们总是基于他人的意见行事，不会接着告诉你他们同时具有真诚的良知。当他描述军队里机器人一样的纪律时，不会接着描述士兵们如何不服管教，甚至作乱犯上。当他描述一个民族如何富有激情地效仿西方，不会同时又渲染他们顽固的保守主义。他如果写一本书，讲述一个民族是如何崇尚唯美主义、如何尊敬演员和艺术家、如何热衷于菊花栽培艺术，他不会同时写这个民族如何崇尚刀剑和给予武士们最高威望。

然而正是所有这些矛盾之处构成了描写日本的基础。这些矛盾是真实存在的。菊与刀都是日本形象的一部分。日本人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黩武又极度爱美，极度粗鲁傲慢又极度彬彬有礼，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极度恭顺又极度讨厌被使唤，极度忠诚又极度反叛，极度勇敢而又极度胆小，极度保守而又极度喜欢新事物。他们非常在乎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即便他们犯了错未被人发现，依然会有罪恶感。他们的士兵接受过全面的训练，但依然桀骜不驯。

既然美国迫切需要了解日本，自然不能对这些显著的矛盾视而不见。危机接二连三地出现。日本人下一步会怎么做？能不能不攻打日本本土从而使之投降？应该直接轰炸天皇的皇宫吗？从日军俘虏身上能得到什么？应该如何向日军和本土民众宣传，才能拯救更多美国人的生命，并削弱日本人顽抗的决心？哪怕在最了解日本人的专家中间也对这些问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当和平到来后，日本人会不会一直依赖军事管制维持社会秩序？我们的军队需要准备好去和那些驻扎深山的疯狂顽抗分子作战吗？是否只有当日本也发生一次像法国大革命或者俄国革命这样的大革命，才能使世界和平成为可能？可谁来领导这样的革命？除此之外，难道只能铲除日本民族了吗？每个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定都不一样。

1944年6月，我接受委托研究日本。运用文化人类学家所掌握的一切技能，来弄明白日本民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同年初夏正是我们对日本展开大规模进攻的时候，本土的民众纷纷表示相信美日两国的战争还将持续三年抑或十年甚至更久。但日本的民众则表示，战争可能会持续一百年。他们说美国人确实在当地打了一些小胜仗，但是新几内亚岛和所罗门群岛离日本本岛还有几千英里远呢。日本的公报几乎从未承认自己的海军打过败仗，而日本民众也始终认为自己才是赢家。

但是进入六月之后，形势开始有了变化。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最高指挥部在过去两年半中对欧洲战场的优先重视已见到成效，与德国之战很快就会收尾。在太平洋，美国的军队登陆了塞班岛，此举预告了日本将最终败亡。自那以后，美国的士兵们将和日本军队不断地短兵相接。从以往在新几内亚岛、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岛、塔拉瓦、比亚克等地的交锋中，美国人清楚地知道，自己面临的敌人有多么强大。

因此在1944年6月能否回答这一系列关于日本的问题变得十分关键。无论对于军事还是外交，对于上级制定政策，还是对于去日本的前线散发传单，每一个相关的真知灼见都很珍贵。关于日本全力以赴发动的这场战争，我们需要知道的不仅仅是东京指挥部的目标和动机，也不仅仅是日本漫长的历史以及经济和军事统计数据。我们还必须知道日本政府是如何依赖民众的。我们必须试着去理解日本人的情感和思维习惯，以及这些习惯的模式。我们必须知道他们行动和观念背后的制约力。我们必须把美国人行事的前提搁置在一边，并且千万不要草率地以为在相同处境中，日本人就会和美国人一样反应。

我的任务很艰巨。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一味地谴责对方的确很容易，但要通过敌人的眼睛来了解他们如何看待生活，则困难得多了。但我们又不得不这么做。问题是日本人究竟会怎么做，而不是美国人如果在他们的处境中会怎么做。我试图把日本在战争中的各种行为当作了解他们的素材，而非障碍。我必须看他们究竟是怎么打仗的，并且把这些现象当作一个文化问题，而非军事问题来研究。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日本人都以其固有的模式来行事。他们处理战争的方式，能为我们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带来什么特别启示吗？从他们的领导鼓舞士气、坚定军队信心、鞭策士兵冲锋陷阵的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利用的所谓力量是什么。我必须从日本人作战的细节中一步步揭开他们的真实面貌。

但是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的事实对我的研究非常不利。因为这意味着我不得不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手段：实地研究。我不能去日本，不能住在日本人家里体会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紧张和压力，不能用我自己的眼睛来判断什么是关键点，什么不是。我不能观察他们做出决定的复杂过程。我不能看他们的孩子是如何被抚养成人的。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曾对一个日本村庄做过实地研究，并撰写了《须惠村》（Suye Mura)。他的研究十分宝贵，但是，我们在1944年所面临的问题却并未在该书中被提及。

尽管困难重重，我依然相信某些方法和假设可以为文化人类学家所用。至少依然可以利用人类学家最倚重的方法：和研究对象当面接触。在美国生活着很多从小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我可以去询问他们亲身经历的事件，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些事件的，并用他们的描述来填补我们知识中的空缺。在我看来，这些缺失的内容对于人类学家了解任何一种文化都至关重要。研究日本的其他社会学家通常利用文献资料，分析历史事件和统计数据，追踪日本人书面和口头政治宣传的演变。但我相信他们想要寻求的答案，不少都体现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和价值观中，所以想要得到满意的答案，更应该去研究那些真正在那个文化中生活过的人。

这并不是说我没有阅读文献，或者我不感激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学者的贡献。大量论述日本的文献和在日本居住过的优秀西方观察家都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是去亚马孙上游或者新几内亚岛高地研究无文字部落的人类学家们所无法提供的——那些部落没有文字，无法通过书面记载资料来展露自己。西方学者对它们的论述也是浮光掠影，缺乏可信度。没人知道他们过去的历史。少了先驱学者们的帮助，实地工作者们必须靠自己去发掘当地人的经济生活组织形式、社会等级制度和宗教生活的最高信仰。我研究日本时继承了许多人的成果。譬如，古文物研究的论文中收录了对各种生活细节的描述，来自欧美的男男女女们记录下了他们在日本有趣的经历，日本人自己也写了十分精彩的自我剖析的文章。不同于其他东方民族，日本人有强烈的描述自我的冲动。他们既写生活琐事，也写他们向全世界扩张的计划，坦率得令人吃惊。当然他们并没有和盘托出，没人真的会这么做。一个描写日本的日本人总会遗漏一些很关键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对他来说太过熟悉，简直像空气一样容易被忽视。同理，如果让美国人写美国也是一样的。但无论如何，日本人非常热衷于表露自己。

我在阅读文献时，也留意到了某些过去一直无法理解的东西，这和达尔文在创建物种起源理论时的情况一样。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日本议会发言中并存却矛盾的观点？他们为什么会猛烈抨击那些微不足道的失误，却包容和接受那些荒诞可耻的行径？我一边读，一边不断地提出疑问：这个场景到底哪儿不对劲？我们如何才能理解它？

我也看了一些日本人担任编剧或导演的电影——政治宣传片、历史片、东京当代生活片和农村生活片。我后来也和日本人一起回顾了这些电影。这些日本人过去曾在日本看过其中的一些片子，但他们看待男主角、女主角以及反面角色的视角却和我迥异。当我困惑不解时，他们却觉得一切都很正常。电影中的一些情节和动机在我看来难以理解，但如果从电影构思手法的角度来看，倒也解释得通。正如同小说，它们对我的意义和对那些在日本长大的读者的意义显然是不同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动辄为日本的传统风俗辩护，而另一些人则憎恶日本的一切。很难说我从哪类人身上学到了更多。但无论是欣然接受，或是痛加排斥，他们所描述的日本日常生活景象是一致的。

如果人类学家只是在他想研究的对象身上投入注意力并收集材料，那他和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最有能力的西方观察家们所做的工作并无差异。如果一个人类学家只能做到这些的话，他就别指望对外国学者的日本研究做出更多贡献。但是，文化人类学家受过专门训练，拥有一些特质，可以为这个充满了优秀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人类学家了解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许多文化。日本的一些社会制度和生活习惯竟与太平洋岛国上的某些原始部落相似。与其相似的文化有些是在马来西亚，有些在新几内亚，有些在波利尼西亚。这些文化在古代是否有过迁徙和接触是很有趣的问题，但它们在历史上可能的交集，并非我看重文化相似性的原因。我知道这些相对单纯的文化的风俗习惯是什么样的。比较它们和日本文化之间的异同，有助于我了解日本人的生活。我也对亚洲大陆上的泰国、缅甸和中国有所了解，因此我也可以把日本和这些与其共享了伟大文化遗产的国家做比较。人类学家们在研究原始社会时已经一再展示了这种文化比较法的重要性。尽管一个部落看上去与毗邻部落有百分之九十的仪式都相似，但其实该部落为了让仪式更适合自己与周围部落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可能已经对它们加以改造了。在这个过程中，它可能已经摒弃了某些基本做法，尽管这些做法所占的比重很小，都会让该部落未来的发展转向一个独特的方向。对于一个人类学家来说，帮助最大的莫过于研究那些总体很相似的民族的不同之处。

人类学家必须适应自己的文化和他人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并且使自己的研究技巧也得到相应的磨炼。他们从经验中得知，不同部落和民族对所遇形势的判断和应对方式也是非常不同的。比如说，在某些北极村或者赤道沙漠地区，人类学家见到的基于血缘责任或者经济交换的部落习俗，远非狂野的想象力所能构思出来的。他们不仅需要调查相关细节，还需要了解这些习俗对整个部落的行为造成了什么影响，以及了解每一代人是如何从童年起就受习俗制约并将其世代相传的，正如他们祖先所为。

人类学家对这种差异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的专业性关注，可以被运用到对日本的研究中去。每个人都注意到了美国和日本在文化上存在根本性差异。美国人甚至有一个关于日本人的说法：“无论做什么，他们都与我们相反。”如果一个学者仅仅是肯定这种差异并且自满地说：“差异多得太离谱，我们不可能去了解那些人。”这将十分危险。人类学家的经验中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即便是最怪异的习惯，也不妨碍人们去理解它。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不同，人类学家把这种差异当作研究素材而非障碍。正因为这些习俗看起来是如此陌生而又奇特，才格外备受关注。人类学家不认为自己的文化习俗是理所当然的，他需要观察的不仅是某些特别挑选的事实，还包括几乎一切行为。在研究西方民族时，一个没有受过比较文化研究训练的人会以俯瞰的视角，从整体上观察对象的行为。他把一切都视为不言自明，以至于不去探索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习俗和众所周知的家常琐事。而恰恰是这些琐事，在民族的背景下有更重要的意义，就像投射到银幕上的影像被放大了一样——它们比起外交官们签订的各种条约来更能预示一个民族的未来。

人类学家必须发展出一套技能来研究日常事物，因为它们与自己国家的日常事物完全不同。当他试图理解某个部落的极度邪恶或者极度胆小时，当他试图发掘在某些情况下部落会怎么感知和行动时，他发现自己只能依赖于一些常常被文明社会忽视的观察和细节。他有很多理由相信这些细节很关键，并且他也有办法去挖掘它们。

在对日本的研究中，这种方法值得一试。只有当一个人高度关注一个民族生活中的日常琐事，他才能理解人类学家假设的重要性：无论在原始部落还是在高度文明社会，我们只能从日常生活中去了解人类行为。无论一个人的行为或者观点多么怪异，他感知与思考的方式都是与个人经历息息相关的。我对日本人的某些行为越感到困惑，就越相信是日本人的日常环境造成了其怪异。如果对答案的追寻把我引向了更多日常交流的琐碎细节就更好了，因为人们正是从细节中获知答案。

作为人类学家，我有一个假设：哪怕行为中最孤立的那些方面，彼此之间也存在着系统的联系。我十分看重成百上千的细节是如何融入那些总体模式的。人类为了在社会中生存，必须自我设计。它用自己的办法来评估和应对某些形势，于是身处那个社会的人们会以为这些办法在全世界都通用。他们克服困难，把这些办法纳入同一个体系。如果一个人已经接受了一套系统的价值观，他便很难在生活中照另一套相反的价值观来思考和行动，因为这势必给他带来低效能和混乱。他们力求更加和谐一致。他们为自己提供了某些普遍化的逻辑和动机。一定程度的统一是十分必要的，否则整个体系可能分崩离析。

正因为如此，经济行为、家庭安排、宗教仪式和政治目标变得环环相扣。当一个领域发生变化的速度比其他领域更快时，则可能给其他领域带来巨大压力，而这种压力正是来自和谐统一的需要。在追求权力统治的无文字时代，人们对权力的欲望既表现在经济交易活动中，也表现在和其他部落的交往中，或者在宗教仪式中。在有古文字圣典的文明国度，教会必然保留了过去几个世纪的语录，而那些没有文字记录的部落则做不到这一点。尽管如此，在一些领域中，教会的权威还是逐渐消退了，反而是公众越来越支持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占了上风。于是，那些教会语录虽然留存下来了，但它们的意义却被经济和政治篡改了。宗教教条、经济活动和政治并非井水不犯河水，而是纷纷溢过了假定的界限，汇聚混合在一起。这是永恒的真理，即一个学者调研的范围越宽广——从经济到性别，到宗教，到抚养婴儿——他就越能理解他所研究的社会发生了什么。他能够提出一系列假设，并在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中，有效地搜集数据。任何民族都有某些要求，这些要求可能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或者道德上的。但无论形式是什么，这些要求最终传达的，是各个民族从社会经验中习得的生活方式和思考习惯。因此这本书并非专门针对日本的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它探讨的是日本人以何种信念生活。无论日本人在进行什么活动，只要这种信念得以展示，本书就会加以描述。这是一本关于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20世纪面临的障碍之一是，我们的某些观念依然是最模糊的和最有偏见的。比如说，日本是如何成为日本民族的，美国是如何成为美国民族的，法国是如何成为法国民族的，俄国是如何成为俄国民族的。缺少了这些知识，各个民族之间只会产生误解。有时候，两者之间的纷争其实只因毫厘之差，但我们却害怕这是水火不容的差距。然而有时候，当一个民族的全部经验和价值观使之考虑采取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做法时，我们却在奢谈共同的目标。我们并没有给自己去发掘他们的习惯和价值观的机会。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了，可能会发现他们的做法也并非饱含恶意，只是我们不了解而已。

我们不可能完全依靠每个民族自身来讲述他们的思维和行动习惯。作家都试图描述他们自己的民族，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都是透过不同的镜片来观察生活，但自己却很难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把看到的景象视为事物原本的模样。尽管聚焦和特定视角造成的错觉让人们眼中的生活带上了民族性色彩，但在该民族看来生活却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景物。正如我们不指望戴眼镜的人弄清楚镜片的确切度数，我们也不指望那些民族能够分析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想弄清眼镜度数的时候，我们会咨询一个眼科大夫，并由大夫验明任何一副眼镜。毫无疑问，有朝一日，我们也会意识到为各个民族解析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社会科学家的职责。

这个职责既需要铁石心肠，也需要包容之心。有时候善意之人会谴责铁石心肠。那些“世界大同”的鼓吹者常常满怀希望，试图说服世界上的每个人：其实东方和西方、黑人和白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区别都是表面的，人类的思维都很相似。这个观点有时候被称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我却不明白，为什么信奉了“四海之内皆兄弟”，就不能接受“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模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模式”。似乎那些心肠柔软之人只能在承认了全世界人类都极其相似，像从一张底片上冲印出来的以后，才能发挥他们的善意。把这种一致性作为尊重对方的前提，简直像要求自己的妻子儿女必须和自己保持一致似的神经质。而铁石心肠的人则认为差异应该存在。他们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求同存异的安全世界——美国可以成为非常地道的美国，而不会威胁世界和平；法国可以依然是法国；日本依然是日本。这些学者并不相信差异是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会让厄运随时降临。对他们来说，企图以外力干扰来阻止各种生活态度的充分发展，才是充满恶意的。人们其实也不需要担心采取这种立场就会让世界停滞不前。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使世界停滞。英国并没有因为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安妮皇后时代、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交替而失去其英国性。这是因为英国人的特色如此鲜明，哪怕在不同的年代具有不同的行为准则和不同的气质，他们也依然是英国人。

系统地学习民族差异需要同时具备包容之心和铁石心肠。只有当人们自己对自己非凡的包容之心足够有信心的时候，比较宗教研究才得以兴盛发展。学者可以是一个耶稣会会士，一个阿拉伯智者，或者无宗教信仰者，但绝对不可能是一个狂热分子。同样地，当人们过于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并认为它是全世界唯一的解决之道时，比较文化研究则难以兴盛。这样的人将永远不会知道，对其他文化的了解其实会增加他们对自己文化的热爱。他们使自己失去了愉悦的、丰富的体验机会。他们如此自我防卫，使得自己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要求其他民族来采用他们的解决之道。像美国一样，他们敦促其他所有国家都信奉他们拥护的信条。但其他国家没法接受美国的生活方式，就像美国人没法学会用十二进制代替十进制来进行计算，或者没法像某些东非土著那样以金鸡独立的方式来休憩。

这本书阐述的是日本人预料中的和早已公认的习惯。它描述了日本人在不同的处境下是如何要求自己的。比如何时应该彬彬有礼，何时不用；何时感到羞愧，何时又感到尴尬。此书中最理想而权威的陈述者应当是街头的平民百姓，他可以是任何人。这并不是说每个“任何人”都曾置身于那些特殊的情况，而是指“任何人”都会承认，如果遇到了那种情况他们会这么做。此研究的目标是描述深植于思想和行为中的态度，即使有可能达不到，也会始终把此目标视为理想。

在这样的一个研究中，你可能很快会意识到，即便去找大量额外的证人来做证，也不会增加太多的可信度。比如说，谁应该向谁鞠躬，又是何时鞠躬，并不需要对全日本进行数据统计。有些公认的风俗习惯是无论哪个日本人都可以告诉你的。当你已经从一些人那里得到确认后，并不需要从一百万日本人那里得到相同的信息。

一个学者如果致力于发掘日本人掩藏在生活方式背后的观点，他的任务显然比数据验证艰巨得多。他迫切需要解释这些公认的行为和判断是如何成为日本人观察生活的镜片的。他必须指出这些观点以何种方式影响了日本人看待生活的焦点和视角。他必须使那些从不同焦点看待生活的美国人也明白这一点。在此分析任务中，权威的裁判并非一定就是某个田中先生。因为田中先生没法把他的观点说清楚，而且毫无疑问，要把一切都翻译解释给美国人听，对他来说也似乎过于吃力了。

美国人对社会的研究很少致力于发掘文明民族的文化所赖以建立的前提。大部分研究都认为这些前提是不言自明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专注于研究观点和行为的“分布”，他们常见的研究技巧是统计法。他们用数据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普查材料、大量的问卷答案、采访回答、心理评估等等，并试图找出这些因素之间的独立性或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全国民意调查的领域，科学地选取人口样本，是美国人已经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宝贵技巧。此技巧可能可以发现有多少人在支持某个公职候选人或某个政策；支持者和反对者可以被划分为农村的还是城市的，高收入还是低收入，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一个落实了普选，实则是由国民代表来起草颁布法律的国家，这样的发现具有现实意义上的重要性。

美国人可以用抽样计票的方式调查美国人，并且读懂所得到的数据代表了什么。但是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有一个显而易见却无人提及的前提，即他们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早已了然于心，并且习以为常。抽样计票只不过使我们对已知事物了解得更多一些而已。为了让抽样计票方式能发挥更大作用，我们完全有必要率先对民众的习俗和观点进行系统的定性研究。只有这样，才可能了解另一个国家。通过审慎的抽样和统计票数的确可以知道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政府。但是这一投票统计结果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恐怕只有当弄清楚投票者对政权究竟持什么看法时，才能读懂这些数据。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弄清，不同派别在街头或在国会中究竟是为何事争论不休。民众对其政府的看法比各个政党的势力数据更为重要，因为这些看法更具有普遍的和久远的意义。在美国，无论对共和党还是对民主党来说，政府几乎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反面角色，虽然其存在限制了个人自由。在美国政府中任职，社会地位甚至还及不上在私营企业中担任一个同等职位。当然，战争时期除外。美国的这种政府形象和日本的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和欧洲国家也有差距。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是其他国家的政府形象是什么样子的。对政府的看法体现在了他们的风俗习惯中、对成功人士的评价中、国家历史以及节日演讲中。对这些间接的表现也可以进行研究，只是需要注意保持系统性。

在统计选举中赞成票和反对票的百分比时，我们美国人非常用心、谨慎；在研究每个国家的基本人生观和其所支持的生活方式时，也需要持有同等态度。日本的国民观点很值得研究。西方人常常认为日本人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旦弄清楚了西方人与日本人的人生观有何不同，并且对日本人使用的分类标准和符号略知一二，这些矛盾也不再显得矛盾了。我逐渐明白，在日本人的眼中，某些反差剧烈的行为其实是有联系的，也是整个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可以尝试着做出解释。当我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时，他们起初使用的一些很陌生的表达和概念，其后都被证明具有重要意义，并且积聚了该民族经年累月的情感。这和西方世界理解的善和恶很不同。日本的整个体系很特别，它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家的，而是日本的——既有其长处，也有其弱点。 /qtoTg5RNQccxlgtbxUcMJDhAILK2KT7/TrKpMmZ6+RP1utmlw2GaC4CCbbQLVb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