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之罪》写于十八世纪末，是早期的女权主义哲学家和小说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部未竟作品。虽然我对于这个时代的英国的文献有一些涉猎，但这是我首次尝试翻译这么早的文学作品。具体来说，小说原文的句子结构十分复杂，给翻译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原文考究的语言也反应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本人在当时的英国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她的丈夫，同时也是《女人之罪》遗稿的编者威廉·戈德温，是当时有名的政治评论家和小说家。他们的女儿玛丽·雪莱是著名小说《科学怪人》（又名《弗兰肯斯坦》）的作者，而女婿则是鼎鼎大名的诗人帕西·雪莱。由此读者可以大致感受到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社会地位，而《女人之罪》就是出自这样一位社会上层的文化名流之手。

十八世纪末的英国，工业革命正处于上升的过程中。但是这时社会的精英们已经感觉到了工业化对于社会的负面影响。就像诗人华兹华斯在1802年出版的《抒情歌谣集》的前言中说：“一系列前所未见的原因汇到一起形成一股力量，把人们敏锐的心智变得迟钝，把所有自发的精神贬为一种原始的麻木。”我们能在本篇小说中看到，文化的高贵传统没落了，依靠商业贸易富裕起来的资产阶级新贵品味低俗，只会纵欲享乐。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亲情的纽带、同情的力量都没落了，一切人际关系都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同时，沃斯通克拉夫特为我们呈现了这部近代英国的文化悲剧的另一个面貌：在男性权力的统治之下，女性只有依附于男性，才可能有一个平和的生活，并且还要总是看着男人的脸色行事，而幸福与独立更是一些不现实的奢望。可以说，沃斯通克拉夫特作为一个社会上流的女性，她有更多的力量以一己之身，努力克服这个时代。而她的作品正是她的武器。

如果想理解沃斯通克拉夫特笔下的人物玛利亚，理解玛利亚在身陷囹圄的时候的心灵斗争，我们首先需要重新反省一下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文艺复兴的绘画、宏伟的教堂，启蒙运动留下的先贤祠，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再想想我们所知道的中国近代史，五四运动民主、科学的呐喊，北伐战争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号角，以及后来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上所说的一切，都是男人的历史，好像只有男人在推动历史的前进，而绝大多数的女性只是默不作声地跟在后面。在《女人之罪》的视角中，女性似乎天生就被认为是有罪的，需要在“人性”的法庭中为自己的清白辩护。在小说中描述的男权之下，女性的性别好像被简化成了一种财产，当一个女孩成长为一个女人，她就具有了成为一个男性财产的资格，可以娶得，甚至可以强夺。而从沃斯通克拉夫特这里开始的事业，也可以说是一个至今未竟的事业，就是书写一部女性的抗争史，一部女性想要张扬自己温柔而独特心灵，以求得自身的独立的历史。母性，想象力，敏感，同情心，这些都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玛利亚身上所描绘的女性心灵。

世界的母性不能破碎。人类对于幸福的终极记忆，就是每个人在自己母亲的子宫里度过的生命最初的时光。人世间所有温暖、幸福的事物，无不带有关于母性的比喻。比如像母亲腹中一般温暖的房间，滋养一个民族的土地与河流，还有保护我们的爱人的怀抱。母亲的希望中从来没有流血牺牲，没有冠冕堂皇的权力与荣耀，只有在平安之中自由的伸展。世界的母性虽然不时地被贬低、被忽视，但是母性正如我们脚下的大地，永远无私地承载着我们的脚步。把母亲和新生儿粗暴地分开，把一个婴儿从一个母亲的怀抱强行抢走，则是世界上最残酷的行为。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最惨的故事，就是一个孤儿失去母亲的流离，或者一个民族失去故土的流离。

所以，在潜意识的认识里男性的历史是波澜壮阔的，一场接着一场的道德胜利，建立起看似理性而正义的秩序，若我们认为只有这种历史才是有价值的，那么我们就无法看到想象力和同情心的可贵。想象力和同情心的力量超越了一个人的血肉皮囊，那我们能够想象和感受他人的感受，以情感的纽带把一个家庭，乃至一个民族聚集起来。在阅读中读者将看到，小说中也有几位拥有正面形象的男性，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曾经远离过自己的国土和家园，背负着孤独与苦难，去国怀乡。等到他们回到家园的时候却发现，时过境迁，虽然祖国还是那个祖国，但在一个面目全非的冷酷社会中，他们流离失所的心灵已经无处栖息。我想，正是玛利亚身上的女性光辉和这些温情犹存的男人们对于归宿的渴望，才使得小说可以在闪烁的希望之中进行下去。

至此，我希望在不透露太多小说情节的前提下提前与读者分享我自己的翻译感受。思想不失片面，读者在自己阅读之后会有自己的所思所感，望不吝赐教。

袁子奇
2013年10月15日
于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 tOvH4Tl6JI/vfn1Flu0g6O6GdxbGpdAAWMZo74+7PH4m9mTfDfyUsZV4h/cmob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