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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有福之人”四个字的评价应验得很快。在康熙说完这句话的第二年，乾隆生母钮祜禄氏就因为雍正即位而被封为熹妃，后来又晋为熹贵妃。乾隆即位之后，她又成了太后，尊号为“孝圣宪皇后”。
更令她感觉有福气的是儿子乾隆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孝子皇帝”。他对母亲感情深挚，发自天性。登基之后，国务繁忙，他仍坚持像以前那样“三天问安，五天侍膳，对母亲的生活起居，关怀备至”。（《乾隆帝及其时代》）
刚刚登上帝位的乾隆平时生活中十分注意节俭，甚至拒绝臣子过年过节给自己进献贡品。但每一次母亲过生日，他都大操大办，绝不心疼钱。特别是乾隆六年（1741年），太后五十岁整生日，皇帝效法康熙五十大寿时的做法，在太后由圆明园返回宫中那天，组织许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在路边“瞻仰跪接”，一天下来，仅赏赐这些跪接之人，就花了银子十万两、绸缎七万多匹。至于六十大寿及以后的整生日，为了讨太后的欢心，乾隆更是花钱如流水，极尽铺张之能事。（《清高宗实录》）
老太太身体硬朗，喜欢活动。乾隆每次出巡，都要带上老太太一起观光，叫作“奉太后安舆出巡”。老太太也“乐此不疲，不顾年龄已大，路途遥远，总是高高兴兴地出外旅游。一路上供应侍候，自然十分周到、殷勤，但风尘仆仆比在宫中园中无事静养，总要辛苦得多。也许正因为她不喜欢宫廷中寂寞刻板的生活节奏，她宁愿跟着儿子到处奔走，游山玩水”。（《乾隆帝及其时代》）乾隆“纯孝”之名，赫然史册。
但有一点，乾隆从来没有掉以轻心，那就是绝不许太后稍稍碰一下他的权柄。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六日，也就是他即位后的第三天，他就发出一道谕旨，告诫宫中太监宫女：
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闻风妄行传说，恐皇太后闻之心烦。皇太后仁慈，抚爱朕躬，圣心切至，凡有所知，母子之间，岂有不告之理？但朕与诸王大臣所办政务，外人何由而知？其应奏闻母后者，早已奏闻矣。宫禁之中，凡有外言，不过太监等。得之市井传闻，多有舛误。设或妄传至皇太后前，向朕说知其事，如合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若少有违，关系甚钜，重劳皇太后圣心，于事无益。尔等严行传谕，嗣后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觉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陈福、张保，系派出侍奉皇太后之人，乃其专责，并令知之。（《清高宗实录》）
说明白点，就是要让太后与政治绝缘，清除她干预朝政的任何可能。
事实证明皇帝是有先见之明的。虽然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但不愉快仍然不可避免。有一次，太后在和乾隆聊天时提到，顺天府东面有座庙宇很灵验，不过年久失修，已经快要倒塌，要乾隆拨点钱修修。乾隆闻听，当即满面笑容地应承下来。但是转过脸来，他就降下严旨，严厉斥责太后身边的太监张保和陈福：“张保糊涂不知事务，陈福随侍圣祖多年，理合深知体统，几曾见宁寿宫太后当日令圣祖修盖多少庙宇？朕礼隆养尊，宫闱以内事务，一切仰承懿旨，岂有以顺从盖庙修寺为尽孝之理？”虽然看在太后的面子上对他们不予严惩，但声明下不为例：“嗣后如遇此等事务，陈福等不行奏止，轻意举动，多生事端，朕断不轻恕。”（《清高宗实录》）
这道严旨，表面上是颁给太监的，实际上是说给太后的。聪明的老太太从此长了记性，再也不敢做任何有违祖宗法度的事了，乾隆朝的母子关系得以以“母慈子孝”的理想境界完美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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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乾隆对母亲过于苛刻，而是少年老成的他深知防微杜渐的重要性。从第一个专权的太后吕雉到乾隆皇帝的祖奶奶孝庄皇后，历史上母后专权和外戚乱政之事几乎每代都有。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乾隆很清楚，太后也许本身并没有干政之心，但是如果开启了太后影响国政的先例，必然就会有很多人伺机而入。自己“隆养”太后，尊礼倍加，也很可能使得太后的亲戚们趾高气扬，胡作非为。一旦太后和外戚形成一定的政治势力，那时候再想处理，难度就大了。
贯穿乾隆政治生涯的第一条原则是大权独揽。他说：“盖权者，上之所操，不可太阿倒持。”
中国式皇权一言以蔽之，就是剥削天下的权力，其自私性决定了它终日处于被觊觎和窥伺之中。“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所有有能力的人无不对这一权力垂涎不已。因此皇权权力的性质天生是高压的、排他的、敌视一切异己力量的，它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等级秩序之上。如果统治者能牢牢掌握权柄，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保持权力链上严格的分享顺序，天下才能长治久安。一旦把不住印把子，最高权力被侵夺或者分裂，利益分享次序出现混乱，那么国家必然陷入无序，各种势力杀成一团。换句话，如果一块肥肉被头狼紧紧咬住，狼群通常是安静的，每条狼都会按地位高低依次进食。相反，如果头狼不够强壮，咬得不够紧，那么狼群必然会炸了窝。
所以专制政治的第一条要求是统治者必须“咬紧肥肉”，大权独揽，有效消灭任何反对势力和权力觊觎者。
要真正做到大权独揽，谈何容易。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皇帝年龄过小或者过老、个人能力不足、身体状况异常、对某些政治势力过于信任，导致皇权被盗用、“太阿倒持”、天下大乱的状况，岂止出现过千百次。
为了做到大权独揽，乾隆采取了所有能够采取的措施。
除了母亲和外戚之外，皇族也是皇帝必须防范的重点。历代以来，皇族都是最容易左右朝纲，也是最容易引发政治战争的敏感人物。这一弊端清代尤甚。清王朝的崛起过程中，最倚重的就是家族力量。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那些如狼似虎的兄弟和儿子在为皇帝打天下的过程中争相卖命，也形成了亲贵手握重权的政治传统。爱新觉罗氏皇室宗族内部几乎每一代都有激烈的斗争，严重影响政治稳定。在关外有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褚英的兄弟父子之间的火并，有皇太极与四大贝勒的冲突。进关后，则有顺治与多尔衮之间的斗争，雍正与兄弟们的相互残杀。
刚刚登上皇位，乾隆就做出一个长远的决定，彻底改变清王朝的贵族政治传统，把任何皇族人物都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
乾隆兄弟十人，登基之时，大部分已经早逝，只剩下弘昼和弘曕两个弟弟。
前文已经提到，乾隆与弘昼年龄相同，二人从小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师读书，手足之情甚笃。乾隆曾说：“（弘昼）与吾自孩提以至于今，且孺且耽，恰恰如也。”（《乐善堂全集定本》）弘昼也说：“同气之欢，岂语言文字所能尽载乎？”（《乐善堂文钞序》）在弘历被康熙带入宫中的那半年，两兄弟彼此思念，“迹虽两地，心则相通”，可见感情之深。
但一旦乾隆登上了皇位，兄弟关系马上发生了变化。君臣之分压倒了兄弟之情，提防之意压倒了亲爱之心。和想做“孝子”的愿望一样强烈，乾隆希望他以一个仁爱的“皇帝哥哥”的形象被载入史册，但是，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
乾隆平日对两个弟弟在金钱、爵位上绝不吝啬，日常交往中也和蔼有加，“上即位后，优待和、果二王（即弘昼、弘曕），每陪膳赐宴，赋诗饮酒，殆无虚日”，一副宽厚仁慈的兄长风度。但是政治权力，丝毫不让他们染指，并且经常提醒他们不要干政：“时加训迪，不许干预政事，保全名誉。”（《啸亭杂录》）
在帝王家中，“兄弟怡怡”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天潢贵胄身上往往都有许多天生的毛病，容易触犯森严的礼法。对于自己一起同吃同住同玩耍的哥哥一下子成了遥不可攀的“上位”，弘昼一时半会儿不太习惯。有一次，皇帝命他在宫中给八旗子弟监考，考试开始了，皇帝坐在那里迟迟不退席。弘昼大大咧咧地请皇帝回宫吃饭，说这里有我就行了。皇帝怕八旗子弟们顽劣胆大，有人敢打小抄，所以点了点头，但还是坐在那里想再观察一会儿。弘昼见他的话不起作用，不高兴了，对皇帝发脾气说：“你难道连我也不相信，怕我被他们买通了吗？”
兄弟之间说这样的话，在今天看来十分正常。但是在专制时代，对皇帝这样说话却已经是大逆不道。涵养极好的皇帝听了这话，一言不发，退朝而去。
皇帝走了，弘昼才明白过味儿来，知道自己犯了大错。第二天，他前去向皇帝请罪。乾隆对他说：“昨天，如果我答复一句，双方顶撞起来，你就该粉身碎骨了。你的话虽然不好听，但我知道你内心友爱，故而原谅了你，今后要谨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弘昼这才知道自己逃过了一劫，不免冷汗直流。（《乾隆帝及其时代》）
作为前皇子现皇弟，弘昼性格骄亢，盛气凌人。有一次，他和军机大臣讷亲闹意见，竟然拔拳当众殴打讷亲。乾隆深知弘昼性格中的缺点，所以他不断借事加以敲打，以防微杜渐，使他认清君臣名分，以免犯更大的错误。一次，弘昼与弘曕到宫中给太后请安，母子闲聊之际，一不小心，跪在了太后宝座旁边的藤席上。这件小事却犯了皇帝的大忌，因为这个藤席是乾隆平日跪坐的地方。乾隆责备他们“仪节僭妄”，“于皇太后前跪坐无状”。因为这一点点小事，弘昼就被罚俸三年。（《清高宗实录》）
生为御弟，在专制时代表面上荣幸，实际上却是天生不可触摸政治权力的“政治贱民”。他们虽然精力充沛，不乏才干，一生的任务却只有“混吃等死”。弘昼经此挫折，对政治畏如猛虎，以青春盛年，在王府中终日无所事事，醉生梦死，逐渐心理变态。他常玩一种特殊的游戏，即演习自己的丧事。他高坐院中假扮死人，由王府的护卫侍从等陈设好各种冥器，供上祭品哭奠，而他自己则一边吃着供品，一边观赏家人侍从的哭相，以此为娱，玩到六十多岁老死，算是落得个善终。
另一个幼弟弘曕就不这么幸运了。乾隆即位时，这个弟弟年仅两岁。对于这个幼小的弟弟，乾隆很是关照。果亲王允礼家产丰厚但没有后人，皇帝特意令弘曕出继，以继承他的财产。但自幼娇生惯养的弘曕性格缺陷很多，特别是他的任性贪财，屡为乾隆所不喜。因为那次给太后请安跪错了地方，弘曕被皇帝诸过并罚，革去亲王，降为贝勒，并解去了一切差事，永远停俸。弘曕经过如此挫辱，心生抑郁，居然因此身患重病，很快不治身亡，年仅三十二岁。（《清高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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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兄弟都如此严峻，对其他皇族，皇帝当然更不假辞色。雍正刚刚去世时，乾隆遵奉遗命，以自己的叔父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及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为顾命大臣，组成御前临时机构“总理事务处”。结束居丧期后，乾隆撤掉了这一临时机构，恢复军机处，以鄂尔泰、张廷玉等人为军机大臣，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却被排除在外，从此形成了亲王宗室不入军机处的制度，自此历经乾、嘉、道三朝一百二十多年，直到慈禧时期才被打破。
皇室贵族对乾隆的印象本来极好，因为他为雍正政敌恢复名誉的做法轻易赢得了整个皇族的支持。但突然中断亲贵干政的传统，却让他们认为新皇帝比老皇帝更为薄情。从努尔哈赤时期起，亲贵们已经习惯手握重权，如今突然让他们无所事事，不免要说说怪话，发发牢骚。
康熙时的废太子之子弘皙及其平辈的几个叔伯兄弟，经常来到赋闲家居的庄亲王家，谈论朝政，发泄不满。耳目众多的乾隆很快捕捉到了这一消息。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决定提前加以打击，以防他们酿成大患。乾隆四年（1739年）十月，他宣布以“结党营私，行动诡秘”为由革去庄亲王的亲王双俸。前太子之子弘皙被革去亲王，永远软禁，罪名之一是“胸中自以是旧日东宫嫡子，居心甚不可问，即如本月八日，遇皇帝诞辰，制一鹅黄肩舆进呈，似欲待皇上不要，自己留用”；罪名之二是他曾经找人算命，算当今皇帝能活到多大岁数。其他几个叔伯兄弟，也分别受到圈革处罚。（《清高宗实录》《乾隆帝起居注》）此举彻底熄灭了皇族对皇帝的反抗之心。
为了彻底贯彻禁止亲贵干政的原则，乾隆不光牺牲过亲情，也付出过友谊的代价。
青年时代的乾隆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在学生时代最好的同学，叫作福彭。此人是曹雪芹的亲表哥，也就是《红楼梦》中北静王水溶的原型，是清初八家铁帽子王之一岳托的后代，世袭平郡王。
此人髫年早慧，聪明绝顶，很小的时候就被康熙所喜欢，带入宫中读书。对于皇孙来说，这都是异常恩遇，何况其他普通王孙。弘历上学之时，他又被雍正选中，做了皇子的同学。雍正对他极为欣赏，雍正十一年（1733年）年仅25岁时，福彭就被任命为“在办理军机处行走”，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军机大臣。当时清军与准噶尔蒙古作战大败，急需一位大将去收拾残局。满朝文武雍正都没看上，偏偏看上了25岁的福彭，命他为定边大将军，驰往边关。此人之才，可见一斑。
英雄相惜。同窗六年，弘历与这位同学关系极好，称他为“知音”。年青时代，他写过许多诗文，表达对这位同学的赞赏、钦佩和想念。说他“年虽少而器识深沉”，“与言政事，则若贯骊珠而析鸿毛”。
乾隆继位之后，立即召福彭回京，协办总理事务处。看来，皇帝非常赏识和倚重这位老同学，他的政治前途不可限量。
但随着皇帝下定决心铲除宗室干政的旧习，福彭的命运也就被意外地决定了。后来他只管理过正黄旗、正白旗事务，一直不曾大用。
作为一个男子，在传统社会，献身政治是最光荣的追求。但福彭却成为他最好的朋友政治改革的牺牲品，断送了一生的政治前程。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一月，福彭在郁郁寡欢中病逝，年仅40岁。皇帝谕旨称：“平郡王宣力有年，恪勤素著。今闻患病薨逝，朕心深为轸悼。特遣大阿哥携茶酒往奠，并辍朝二日。”（《清高宗实录》）
对于一个郡王来说，这是特殊的礼遇，说明皇帝对这位昔日同学心中存有一丝难言的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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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乾隆也是防范太监干政最成功的皇帝之一。太监是最容易破坏政治秩序的特殊群体，尤以汉代、唐代、明代为甚。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十一日，刚刚登上皇位两个月的乾隆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敲打太监。他发布上谕，提及雍正时期，一些太监不遵守既定礼制，妄自尊大。他举例说，雍正驾前的四品太监苏培盛，“以前在朕弟兄面前，或半跪请安，或执手问询，甚至与庄亲王并坐接谈，毫无礼节”，“前朕与和亲王等在九州清宴瞻礼时，值苏培盛等在彼饮食，伊等不但不行回避，且复延坐共食，而阿哥等亦有贪其口腹，与之同餐者。朕躬后至，稍坐而出，嗣是朕即不复在九州清宴用饭。”
乾隆在这道上谕中严厉地说：“太监等乃乡野愚民，至微极贱，得入宫闱，叨赐品秩，已属非分隆恩……尔等当自揣分量，敬谨小心，常怀畏惧，庶几永受皇恩，得免罪戾……嗣后尔太监等各自凛遵制度，恪守名分……寻常以公事接见王公大臣时，礼貌必恭，言语必谨，不可稍涉骄纵，以失尊卑大体。即在街市行走，不可出言詈人父母……许被詈之人，即行重责。至接奉内廷阿哥等事件，必当庄重敬谨，不可曲意顺从。”（《清高宗实录》）
清朝初期，宫廷典制并不完备，为有效管理太监，乾隆总结了积累近百年的管理经验，下令编纂“宫廷法典”——《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和《国朝宫史》。除了详细规定太监的等级、职掌和待遇外，还对太监的管理及处分做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根据这个条例规定：太监口角斗殴、酗酒闹事、聚众赌博以及不慎火烛、大声喧哗、贪睡误班、失误损物直至请假逾期、当班迟到，都要被体罚重责，从二十板到六十板不等。太监稍有小错，经常被打得血肉模糊。
虽然天生重感情的乾隆也与许多太监建立了不错的个人关系，但是太监一旦犯错，他决不宽假。乾隆十六年（1751年）夏，他在更换夏衣时，由于太监未曾认真检查，被藏在袖口处的一根缝衣针划了一下手臂，于是龙颜大怒，立将太监张玉、蔡勋枷号一个月、鞭一百，刑满之后罚做苦役。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一个夜晚，皇帝在睡梦中醒来询问时刻，发现在寝宫内值夜坐更的小太监常宁、霍集撒徕由于困倦正在打瞌睡，立即下令将他们拖出去重责四十板。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对于太监干政的苗头，乾隆打击起来更是毫不手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奏事处太监高云从向当朝大臣们泄露了职官任免档案，乾隆皇帝异常震怒，牵涉此案的大学士于敏中、军机大臣舒赫德、尚书蔡新、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廉等高官都受到了严厉申斥，左都御史观保，侍郎蒋赐棨、吴坛受到了革职处分，而太监高云从则立即被处斩。
由于时刻提防，坚持不懈，所以终乾隆朝六十年，太监们始终没有对皇权构成任何干扰和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