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

各位先生，各位朋友和同志：

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正式开学了。我们说过：对中外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不仅适应于广大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群体反思的需要，适应于我们引进和吸收当代世界科学文化知识的需要，而且从整体文化上的比较研究，对于改变现有知识结构和教育结构的褊狭，促进学科之间的渗透与整合，开辟更广阔的视角和新的知识研究领域，都是有益的。事实证明，办这个研究班是为广大知识分子所欢迎的，参加研究班学习和研究的同志来自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有一万二千八百一十五人。我们热烈欢迎大家到这个研究班来一起学习和研究，更希望大家和我们文化书院工作的同志一起把这个班办成真正有成果的学习和研究中外比较文化的班。

中国文化书院是由北京一些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李泽厚、庞朴、戴逸等同志发起组织的。它的宗旨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承继并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对外国文化的介绍和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我国广大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以来就抱着一个目的，希望我们的祖国富强起来，不仅在科学技术方面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而且在思想文化（这就是哲学、文学、艺术等等）方面，也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我们中国文化书院的同仁将为此而努力。

今年的五四刚刚过去，它已是五四运动后的第六十八个年头了，等我们这个班结束的1989年将是五四运动的第七十个年头。

有句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年不算一个很短的时间。而这七十年是人类文化飞速发展的七十年，也是人类社会遇到问题最复杂的七十年。回顾我们走过的七十年，似乎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考虑。我们可以想想，对这次伟大的新文化运动究竟应如何评价？这次伟大运动追求的目标“民主与科学”到底实现得如何？在五四运动将近七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文化应该如何发展？这些都是问题。我们今天来研究和考虑这些问题，大概可以说就是一个“古今中外”的问题，说得具体一点就是“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五四运动和以后就已经为人们提出过并进行过广泛的讨论，可惜到今天仍未很好解决。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的西方文化，当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照我想，无论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对待外来的西方文化，都不可能是原封不动的继承和接受，都必须经过创造性的改造的功夫，才能成为适合我们国家现代化要求的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将在“全球意识”下来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新文化，我们中国文化书院希望能在这一伟大事业中为我们的祖国、为我们的民族、为世界人民尽点力。当然，现在中国文化书院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民间的学术机构，但是我们相信，由于我们有一批热爱自己的祖国、有强烈地发展中国文化的愿望和对西方文化又有深切了解的导师，有一批为发展我们书院而献身的工作人员，有广大曾经参加过我们办的各种讲习班学习和研究的同志，有将要和我们一起研究和学习中外比较文化的研究班的同志们，我们将一定能为创造中国现代化的新文化作出贡献。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文化书院在国内外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许多国内外的学者都愿意无报酬地为中国文化书院工作，国外的学者看到中国文化书院所做的工作，他们说：“中国文化不会亡”，“中国文化在中国”，“中国文化终将走在世界文化的前列”。我想，国外的这些学者并不是把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古董来对待，而是看到了中国有一批学者，有老年的学者，也有中年的学者和青年的学者，在发展着中国文化，在创造着现代化的中国文化。而这种现代化的中国新文化必将会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在五四运动后不久，英国大哲学家罗素于1921年来到中国，1922年他写了一篇题为《中西文明的对比》的文章，文章中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在许多这种交流中，作为‘学生’的落后国家最终总是超过做老师的先进国家。在中国与外来文化交流过程中，假若中国是学生，那么中国最后也会超过她的先进老师的。”我们现在在许多方面确实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因此我们要做学生，要引进西方某些优秀文化，但同时我们又要创造，使中国文化得到发展，到21世纪我们中国文化总要走在世界的前列。我们的愿望是：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

原刊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报》（函授版），1987-05-10 F7sCaOMO7cC1pgmpBSz69VMrOHD/pXDXxEYBJsx0bm6LukTQr5DOKCqIUrqjNs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