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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外许多人都在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这一情况不是偶然的。它不仅有我国国内的原因，而且也有国外的原因。
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看，在纵、横两个方面都可以看到，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已经成为这个大时代的迫切要求。
就纵的方面而言，也就是从历史的发展到中国的现状而言，我国正处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阶段。五四运动以来，现代化的口号提出了半个多世纪，而现代化的进程却一次又一次被打断，这是什么原因？看来也许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正确解决。现代化不能只限于科学技术层面，更重要的是应该与文化深层的现代化相配合，其中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反思等等。“现代化”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提出要实现“现代化”，就说明我们仍处在“非现代化”的历史时期。那么首先有一个“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问题，其间就包含着深刻的价值观念问题，这个问题不能不和传统文化息息相关。所以在现代化问题上不能取捷径，不能仅仅在自然科学方法等浮面的文化现象上做文章，而要在反思的基础上对文化深层的内容作深入的研究。回顾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提出“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来，就存在着一个所谓“古今中外”之争。“全盘西化”和“本位文化”的争论从五四运动前后一直延续到三四十年代，问题没有解决，后来竟搁置起来了。这里面是否有一个把“现代化”与“西方化”相混淆的问题呢？看来“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都是不对的，都无益于中国的现代化。正是在这个历史发展的纵线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估价，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中国文化如何发展等问题，被人们提了出来。
就横的方面来看，香港的回归问题，使我国面临“一国两制”的现实。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并存于一个国家，如何才能长久、稳定地保持下去，这也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能对此问题作出符合历史发展的处理，需不需要有一个观念形态上的基础？如果对此问题作否定的回答，那么对此问题作出符合历史发展的基础将如何得到保证？看来，我们必须考虑从某一方面找到一个“观念形态上的共同基础”，这个观念形态上的共同基础应该而且只能到某种共同的文化层面中去寻找。这就涉及到民族文化的核心问题。把握民族文化的核心问题，不仅要对当前文化问题作认真研究，同样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历史的反思。
正因为在这纵横交叉点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反思、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就具有了时代的意义。
如果把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放在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中来分析，将使我们更加了解其时代意义。就全世界范围看，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意识：一是“全球意识”，一是“寻根意识”或叫“民族意识”。
从前一方面看，由于全世界成了一个关系非常密切的整体，全世界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很多是共同的。任何一个地区和国家发生的重大问题和世界其他地方都有密切关系。知识和信息的迅速传递，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很快就会得到传播。因此，对“文化”的发展没有一个全球眼光是不行的。我们必须随时了解各种新学说、新思想，思想文化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而正因为这种交流，各种学说、思想的互相影响也就会加强起来，所以就全世界范围看，文化的发展有着一种“综合”的趋势。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都不能不考虑整个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都不能不去努力解决现实世界对人们提出的重大课题。但另一方面，“寻根意识”（“民族意识”）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自觉和民族独立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各个民族要求发展自己，就要求寻找自己的文化传统，因而这种“寻根意识”也就发展起来。我想，这样一种情况绝不是偶然的，看起来也不大可能是暂时的、短暂的现象。“全球意识”（即从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方向来看文化的发展）和“寻根意识”（即要求发挥民族文化的特色），这两个方面看起来似乎矛盾，但它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全球意识”，就不可能站在全世界的高度来看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反映这个时代的要求，就要游离出人类文化发展的轨道，这样的文化不可能有生命力。但是，如果没有“寻根意识”就不可能创造出有特色的文化来，没有特色的文化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总是有限的。所以我想，今日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的文化的发展，一定要把这两种意识很好地结合起来；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创造现代化的中国新文化。
根据这样一个看法，我们可以说，世界文化的发展，在破除了“欧洲中心论”之后，有着一个在“全球意识”下的多元化发展的倾向，在这种多元化发展的游离中，世界的总体文化才可能是丰富多彩的。为了论证全球意识下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在西方有几个问题已为大家所关心。（1）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还是一元的。近年考古的新发现越来越多的材料可以证明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2）围绕着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1883—1969）“轴心时代”观念的讨论，说明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世界不同地区出现了许多大思想家，他们都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作了反思，由于反思的路径不同，所表现的精神文明的形式也大不相同。这些不同地区的文化都是独立发展的，没有互相影响，所以文化发展的多元化似乎从来如此。（3）由于对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所引发出来关于现代化模式的多样化与文化发展的多元化的讨论。这些问题的讨论，正是在破除了“欧洲中心论”之后，各个国家和民族在“全球意识”下要求发展自己文化的条件下提出来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东方文化、中国传统思想在西方有着一种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趋势。为什么中国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呢？据了解，除了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文化的发展不能不受到重视外，可能和下述情况有关：
（一）东亚工业的兴起，技术和经济的发展速度有超过西方的趋势。传统的观点认为，现代化只有西方一个模式，但随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这种“欧洲中心论”已被逐步打破。东亚地区经济和技术的腾飞出现了不同于西欧和美国以及东欧和苏联的第三种现代化模式。一些学者认为，是否有一种东方企业精神在支配着东亚一些地区的工业、经济的发展。他们说，东亚地区这种现代化模式向人们显示了东方文明的坚实内核，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则东方文明的内核正是儒家的传统精神。有的学者分析这种看法，认为在后工业化的时代，在一个企业内部重视和谐，重视集体的作用和人际关系，就能加强一个企业的外部竞争力，而这种重视内部和谐的精神正是东方的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特点。当然是否能作这样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还得进一步研究，更需要较长时期的实践来证明。
（二）当代西方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潮的盛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特征形成了文化上的交叉点。我们可以看到，科学的发展，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促使基督教的人文主义思潮有着一种发展的趋势，有所谓“基督教人学”的产生。他们认为，虽然“上帝”是基督教要考虑的根本问题，但是也许“人”本身才是人们要注意研究的更重要的问题。他们往往从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以及文化学等等方面来研究基督教的本质。因此，关于“人”的价值问题就突出起来；由于“人的价值”问题的突出就不得不涉及人的伦理道德问题，于是有一些基督教神学家就提出在基督教伦理与中国儒家伦理之间是否有一些共同点，能否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某些对话的基础。例如英国历程神学（Process Theology）大师查理斯·霍桑（Charles Hartshorne）教授认为，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必须向东方学习，学习其“德性实践”方面的精神，他特别欣赏中国哲学像孟子那样没有把心脑打成两片，认为思想和感情是不可分的，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但总有限制，计算机不能感（没有感情）也不能思（不能独立思维），它的动作不能与活生生的人类行为混为一谈。
（三）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迫使人们企图从东方文化中找寻补救的良药。随着科学的高速发展，作为征服自然的人类，已经掌握了毁灭人类自身的武器。在后工业化社会的种种弊端中，社会的冷漠，心灵的孤寂，使人们的失落感日甚，由此导致人们对人文主义的反思。在这种寻求中，东方文化的和谐色彩和温馨气氛，无疑在某些方面有很大的吸引力。
（四）科学的发展，转变着西方人的某些思维方式，促进了他们对东方文化、中国哲学的兴趣。西方的人文科学的学者比较重视儒家学说，而一些自然科学家则对道家思想更感兴趣。
我们说，西方一些学者对东方文化、对中国哲学的兴趣有着发展的趋势，但决不能认为东方思想真的在西方有很大影响，更不能认为今后会起更大的作用。不过有一点可以注意，西方的一些学者也许正是有识之士，他们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弊病，希望从东方文化中得到某种补救，以便他们的文化能够更好地发展，而继续在世界上起主导作用，这是东方的学者应该认真对待的。要使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占领先地位，这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也许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有可能。但是我们不能等待，我们要前进，这样我们就必须看到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看到东方文化、中国哲学在世界文化中的现实状况。这就是说，在这种全球意识下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形势中，在东方文化、中国哲学受到一定程度重视的条件下，中国文化应如何发展，当前面临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要我们解决：（一）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如何作出积极的回应；（二）马克思主义怎样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怎样从总体上对待传统文化。
（一）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如何作出积极的回应。
对待当前西方文化（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可以有两种：一是消极的回应，一是积极的回应。从1949年起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大体上是消极的回应，采取了“闭关自守”的办法，致使我们在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处于落后状态，影响了我们的社会进步。因此，对西方文化采取消极态度显然是不可取的。我们必须用积极的态度来对待西方文化，当前所实行的“对外开放”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方针。要对西方文化作出积极的回应，必须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正确认识西方文化。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的方法等等，而不引进西方文化与现代化相适应的部分，如某些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这是不行的。如果那样，我们将仍然是走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路，是行不通的。由于西方的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因此他们的某些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是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我们不能拒绝。五四运动时的口号，要求“科学与民主”，对我们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我们要引进科学技术，同时也要引进民主观念和民主制度，并使之适合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时也应认识到，“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如果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那就是“全盘西化”，这也是行不通的。五四运动后某些人主张“全盘西化”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富强，新中国成立后的“全面学习苏联”也影响了我们的社会顺利发展。
第二，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作出积极回应要有两个条件，即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世界的形势在发展，中国的形势也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发展，必须随时吸收新的科学成果、新的哲学思想，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开放性的思想体系。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草稿片断中指出，在黑格尔以后，体系说不可能再有了。十分明显，世界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即有联系的整体，但是对这个体系的认识是以对整个自然界和历史的认识为前提，而这一点是人们永远也达不到的。因而，谁要想建立体系，谁就要用自己的虚构来填补无数的空白，即是说进行不合理的幻想，而成为一个观念论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要了解它对我们现代化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以便我们对之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而为现代化服务。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的情况下，一个民族也应有一个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基础，这样才可以更好地吸收和融合外来的西方文化，创造出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文化。这两个方面，即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能产生积极作用的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就能够成为我们面临西方文化的挑战时作出积极回应的根本条件。
（二）马克思主义怎样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方面起了很大作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我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保证。毛泽东同志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建设中国新文化的问题，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到今天仍然是正确的。但是这项工作在解放以前由于忙于战争，没有条件来很好实现，解放后又由于“左”的路线的干扰也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果。因此，今天我们仍然要来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应该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能起积极作用的方面相结合，这点也许是许多人可以同意的，但是如何结合则是个问题。关于如何结合的问题也许可以从不同方面来考虑，例如，可以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某些结合点，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中找到某些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因素，用中国传统思想中今天有积极意义的方面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等等。像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应深入研究，不是由一两个例证可以解决的，应该从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揭示其发展规律中找到如何结合的途径。由此，我们就必须对中国思想、哲学、文化进行历史的反思，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
（三）怎样从总体上对待传统文化。
对待传统文化可能存在着一个看问题的方法问题，人们总希望比较简单明确地提出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哪些是好的，是对我们今天甚至是将来有用和有利的，哪些是坏的，是对我们今天无用和不利的。但事情也许并非如此，而常常是另外一种情况，在我们的思想文化中优点和缺点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并不能从传统思想文化中直接就拿来为现代化所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曾经有着深刻的影响，它凝结成中华民族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特性。这种特殊的心理特性长期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各个方面，即使今天，它仍然在不少方面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态度。而这种特殊的民族心理状态，它既表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点所在，也表现了它的缺点所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所凝聚成的曾长期影响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核心，大体可以归为以下四个方面：理想主义、人本主义、辩证思维、理性主义。我们对这些思想文化应如何具体分析，用“现代化”的要求来看这些思想文化的作用究竟如何，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
（1）关于理想主义的问题。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理想主义的色彩非常浓厚，孔子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希望有一个“天下有道”的社会，追求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理想政治。后来儒家把它发展成一套“大同世界”的理想，并且要求通过在现实社会中的实践，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实现这一理想。道家的老子提出“小国寡民”的理想，并希望通过“无为”政治来使之实现。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有一个理想，大同世界的理想，天下太平的理想。知识分子大多对现实社会抱着一种积极的热诚态度，企图把他们关于和谐社会的理想实现于现实社会，来转化现实的政治，但结果不仅不能改变现实政治，而且他们的“理想社会的蓝图”往往被用来作为粉饰现实的工具。这是为什么呢？从传统思想文化方面看，这正是因为我国传统思想的“理想主义”带有很大的空想成分，或者说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空想”。所谓“治国平天下”、“太平世界”的理想，归根结底不过是理想化的封建社会。中国的一些思想家们所追求的、所设计的“和谐社会的理想”也许对人类文明有着某种贡献，它可以使人们去不断追求，从而把社会推向前进。但是，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看，这种对“太平世界”的幻想，致使主观脱离实际，而不得不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这种空想的理想主义难道不是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多次重复着而影响了我们社会的前进吗？我们怎样看待这种理想主义的空想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传统社会是建立在广大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很容易带上空想的色彩，从而拖住了社会的前进。我们提倡理想主义当然是对的，但它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2）关于人本主义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存在着一种人本主义的倾向，这种人本主义不同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那种反对神本主义，讲究独立人格、天赋人权，强调个性解放，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的人本主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主要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的：人在宇宙中有其重要的核心地位，有所谓“人”与“天”、“地”并立为“三才”，只有“人”才可以“参天地，赞化育”。宋朝理学家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说较为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传统人本主义的特色，它是一种道德化的人本主义。它所强调的是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由于过分地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大都希望由他们自己来实现他们的理想社会，他们讲“格物”、“致知”全然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他们为学是为了实际的政治。这样一来，中国的一些思想家们就不大可能去系统地探讨一些抽象的人类终极关切的问题，因而中国哲学没有严密的理论论证，这样就妨碍了我们民族抽象理论思维的发展。而更为成问题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它只是把“人”放在一种相对立的、统治与服从的社会关系来讲一个人应该如何，应该如何负起自己作为特殊地位的“人”的责任，而忽视了人应有的权利。因此，有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五伦关系，讲什么“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妇随”等等。它要求人尽各种各样的义务，而很少能享有作为独立的“人”的权利。所以，尽管人很重要，但人必须在“五伦”关系中生活，人的价值只能表现在与他相对的关系者的身上，离开这样相对的关系就很难讲人的价值。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表面上看是强调人的主体性、自觉性和主动性，但实际上这种主体性只是在规定了的“五伦关系”下的主体性，自觉性是在没有认识自己独立人格下的虚假的自觉性，只是在所限定的范围内才有主动性。或者说，人们的这种主体性、自觉性和主动性只是在人没有参与任何社会生活时才有意义，一旦进入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它就全然失去了意义。所以人如果在社会生活中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应有的权利，人也就没有真正的主体性、自觉性和主动性，也就没有个性的解放和个人的自由。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这种“人本主义”，从某个方面看甚至是不利于“民主思想”的发生和民主制度的建立，这也许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我们不难看出，只有冲破这种被限定在“五伦关系”（一种特定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中的社会关系，“人”才能得到自由，“人”才能成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才能有一种民主的社会制度。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考察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本主义”思想。我们的一些先圣先贤们常常提倡“民为贵”的这种“民本”思想。孟子可以说最早而且最系统地提出了这个观点。当然在孟子的时代和以后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民本”思想是有意义的，是我们应该肯定的。但社会发展到今天，这种“民本”思想就不见得对我们的现代化、民主化有利。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种“民本”思想是建立在蒙着一层温情脉脉的“恩赐”观点之下的，这实际上包含着把“民”看成是应该接受“恩赐”的对象，最高的境界也不过是“当官要为民做主”罢了。“民本”是“官”把“民”看成“本”，看成对他们是重要的。这种“民本”思想和真正的“民主”思想是不同的。“民主”是“民”自己做“主”，怎么能是由“官”来做“主”呢？这显然是把关系搞颠倒了。因此，“民主”思想不仅不是“民本”思想的自然发展，而且它应是对“民本”思想的一种否定。
（3）关于辩证思维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思维中辩证思维比较丰富，早在春秋战国时，《易经》就系统地提出天和地、乾和坤、阴和阳等成对概念；《洪范》有“五行”，说明“五行”之间的相联系统和作用；而道家的老子则有“有”和“无”等一系列概念范畴和对概念之间的联系、转化的认识。从先秦起中国传统思想中就形成了一种注重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求和谐和统一的思维方式。这种求和谐和统一的思维方式当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它包含着相当丰富的辩证法因素。由于强调和谐和统一，而反对“过”和“不及”，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有利于人们注意研究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动态发展，这都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但是，这种思维方式也有两个方面的影响。在科学技术上，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人们对事物的观察和认识往往是总体性的，是没有经过分疏的，因此分门别类的具体科学的研究不大发展。实际上，现代科学需要经过恩格斯所说的形而上学机械论的阶段。国内外的一些科学家常说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接近于现代科学，我想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接近，我们决不能因为有这种形式上的接近，就认为我们古代这种思维方式可以直接发展为现代科学，例如说，“元气论”接近于“量子场论”、“相对论”等等，这是一种误解。正是由于我们对外在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混沌的，造成了我们近代科学的落后。同样因为这个原因，使我们古代思想在认识论问题上不能和伦理学分开，常常是从个人的体验，所谓“体道”、“证道”等等方面来讲认识的问题，实际上我国古代思想中没有建立起严格意义上的认识论和逻辑学。在社会生活方面，这种思维方式造成了平均主义严重，“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思想根深蒂固，这都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严重障碍。
（4）关于理性主义的问题。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大体上说是一种道德直观的理性主义。它很强调“人”的主体性，对“人”的心性问题曾给以特别的重视。要求人们通过自己的理性来了解自己，把做人的道理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做人的道理”从根本上说应是一合理的道德观念，而这种“道德观念”是人的本性的要求，是能由自己内省而直接得到的，因此是应身体力行的。这种从人们自身主体性方面提出一“做人的道理”的自觉的实践活动，使中国传统思想中在“人的道德价值”研究方面有其独创性。但是，我们不能把了解人自身的道德价值和认识外界等同起来，不能把做人的道理用到物质世界（外在世界）上去。中国传统思想往往把人对自身的认识和人的道德价值又反射到宇宙中去，比如孟子说的“尽心、知性、知天”，宋儒认为人心本“仁”，因此宇宙本体也是“仁”，“天理”是“至善之表德”等等，这种把人内在的道德加到宇宙上当然是不可取的。它不仅离开了“理性主义”，而且会是新“理性主义”的反面，成为一种“非理性主义”了。所以在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它应是在“明天人之分”的基础上来讲“天人合一”，或者更有意义。
对以上这些问题的看法是否正确，很难说，像这样一些根本性的大问题将会长期讨论下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必要也不可能强求一致，也许这样学术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景如何？我们可以说，它必定是一种现代化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这种现代化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可以有两种提法：一种是发展出一个适合现代化要求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是发展出一个适合现代化要求，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这两种前景也许是一回事，也许不是，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不过我相信它们是一回事。因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首先是中国的，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它不仅需要吸收当代科学的新成果，研究当代哲学的新问题，回答中国和世界所遇到的新问题，而且也需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起积极作用的方面。这样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对人类文明作出特殊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原来是在西方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少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没有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作过充分的研究，如果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当然有利于我们的社会发展，有利于我们的现代化的实现。至于第二种提法也许只是角度不一样，结果则可能一样。中国的现代化的新文化毕竟是要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条件下建设，因此它总是中国的，总应有中国的特点，这一在当代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化的新文化，必定是吸收了先进的西方现代化成果，而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可以充分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成果和哲学思想，所以也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新文化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一样的，即形成一种现代化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百多年来经历了重重苦难的中华民族，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复兴中国文化，建设现代化的中国文化来说，都是“任重而道远”的。我们必须为之而努力奋斗。
1986年12月
原刊于《中国文化书院学报》（函授版），1987-04-10